这是一个竖起来的战场。他在这里种下一株牡丹。无论是思想交锋的滚滚黄沙，还是感情交流的涓涓细水，都凝结着他们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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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戊字胡同走廊西侧的青砖壁头，现在横挂起一张陈旧而白净的双人床单。贴在床单上方正中的白纸上有“新生园地”4个大红字——这是庞镜塘写的小篆。贴在床单两侧的红纸上，从左到右，有“改恶从善”、“前途光明”8个大金字——这是文强写的正楷，他把金字下面的红纸，分别剪成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
这是一块墙报——功德林学习委员会机关刊物。主编是国民党第41军少将副军长陈远湘；美术编辑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新生园地》有4个专栏，理论学习专栏编辑是宋希濂、廖耀湘、陈林达；挑战应战专栏编辑是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帆群；批评表扬专栏编辑是徐远举；文学艺术专栏编辑是文强。
投稿者用32开的白纸将稿件抄好，然后送到《新生园地》编辑部去。发表作品，在高墙内是十分容易的。一方面，它既不接受任何人的审查，也不接受任何人的修改，编辑部一本文责自负之宗旨，来者不拒，一律照发；另一方面，它既用不着印刷也用不着校对，编辑们组稿之余，端一碗浆糊将张张稿件在双人床单上粘贴整齐就行。正因为如此，《新生园地》成了功德林国民党人精神世界的中心，不管他们以怎样的姿态在这个世界遨游，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因为面对壁头而挡住思维的去路，也不因为身陷囹圄而自设思想的牢笼。在这块2×3平方米的竖起来的土地上，军人的最高智慧的种子获得了最大面积的播撒。
让我们走进这块神奇的土地吧。
《学习园地》最上方是理论学习专栏。这是发表学习马列著作、报纸杂志的心得体会的地方。这里堪称一块蔚蓝的天空，连识字不多的周振强（周老黑）也悠然自得地轻驾着白色的云朵。
读报使我感动的民族资本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他们都能认试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虚为，剥削为生的可耻，甘心尽愿的抛异自有财产，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光荣劳动者，而自己在党的教育下对自私自利观念还不能完全克服，还要留恋过去剥削而来的黄金，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呀！（笔者注：引文内错字别字照录不误。）然而，白云蓝天绝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永恒的图案。只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多站一会，自有滚滚黄沙来半天。黄沙之中，我们可以看见新5军军长陈林达化笔为枪，向他的上峰廖耀湘猛烈扫射，我们也可以看见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以纸为盾，与他的部属陈林达浴血厮杀。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决战。陈林达在理论上，特别是在俄共党史的研究上羽毛已丰；廖耀湘在学习中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哥达纲领批判》从而不倒帅旗。于是一旦进入某一个具体的理论行动（不是军事行动），陈、廖二人便各树一帜，分庭抗礼。譬如在如何“走俄国人的路”的论题上，陈林达主张靠西集结，廖耀湘主张靠东集结。在寝室里的舌战中，他们正面交锋，不宣而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吹胡瞪眼，以至多日怒目而视，不通言语。在壁头上的笔战中，他们虽然时有遭遇，弹如雨下，但只要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间，再贴上一篇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文章，他们便会各自鸣锣收兵。而等到下一期墙报问世，人们不难发现，陈林达向东转移，廖耀湘朝西转移。两门大炮靠在一起，谁也不准备打谁。虽然是半空里黄沙滚滚，却换得房屋中春光融融。这里是一次笔战的结局，却亦是任何一次笔战的结局。
如果我们仍然把理论学习专栏看作一块蔚蓝的天空，那么在这个专栏之下的挑战应战专栏应该是一块中午12点的太阳直射下的土地。
挑战应战专栏编辑李帆群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曾任国民党《新疆日报》编辑。他此间承认，他的《新疆日报》的读者远没有他的专栏的读者热情。这完全是由他编辑的内容决定的。
有人把这里称为“点将台”。在点到少将、中将之后，现在最终点到上将。
王陵基是功德林独一无二的国民党上将。这位与蒋介石同年龄的四川军阀，曾在解放初期被押进重庆大田湾体育场，接受山城人民的斗争。在重庆特有的阳光的照射下，王陵基只感觉额头发烫，而在此间功德林的走廊上，他全身大汗淋漓。徐远举在专栏发表文章说，王陵基是民国二十六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学生、四川另一个军阀刘湘屠杀革命学生的帮凶。王陵基得知“榜”上有名，急匆匆挤进围观者中间，一直站在最前头。他先后两次摘下1200度的近视眼镜，掏出手帕擦汗水。看毕又挤出人群，在走廊上走来走去，逢人便说：“啷个开交，啷个开交哟！”有人安慰他说：“王上将不必受惊，墙报是说道理的地方，不要怕挑，要勇于应战。”王陵基果然一溜烟回到寝室，花了几十分钟写了篇题为《事实如下》的文章，经过李帆群的手，立即发表在挑战应战专栏上。
《事实如下》大意谓：当年屠杀学生的布告不是他出的，是重庆城防司令蓝品文出的。这是有案可查的。刘湘下令屠杀学生不曾有假，但是他没有直接参加。当然，他是刘湘的军师，还是间接有罪的……王陵基交出文章，并没有放下心事。他悄悄地站在墙报围观者的背后。殊不料顷刻之间全场哗然。王陵基拔腿便跑，却被人们喊住：“王上将真是不打自招！间接有罪与直接杀人有何区别？古今中外的反动头子都是发号施令的，并不曾直接动手杀过人，难道刽子手的罪重，指使刽子手的反而罪轻吗？”王陵基怅然叹曰：“我有罪，重得很哟！”
几天以后，王陵基在文学艺术专栏里发表了一首题为《认罪》（笔者注：有人说题为《无题》）的诗。末尾两句是：
上将不可当，
宁愿挨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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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挑战应战专栏比喻成太阳直射的土地，那么这个专栏之下的文学艺术专栏应该比喻成月亮高照的地方——这里不存在一提到诗词歌赋就就联想到花前月下的思维，这里包含着一段只能用月亮的温柔来祝祷的故事。
文强当年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时，教导团俱乐部为解放军攻克南京出刊庆祝。文强的献诗是：
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
可怜玉石狮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此诗一经张贴，被俘国民党军官无不大惊失色。王耀武甚至不敢从专刊前面通过，绕道前来劝说文强，尽快将“反诗”撕去。文强冷笑道：“诗言志，歌咏怀，我手写我心，我作由我受。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叫我们怎样活下去！”王耀武永别性地看了文强一眼，怅然离去。结果，“反诗”张贴长达10天，终无人问津。不仅王耀武大吃一惊，文强本人也深感意外。
然而，我们对文强在北京战犯管理处发表的第一首诗的内容是不会感到意外的——翘望盈盈得，天风浩荡来。
都中多喜报，笑看雪里梅。
看来，文强是善于追求、善于享受感官刺激的。那么，他一定可以发现我们国土上的月亮的美丽。是的，文强早就发现了。他正是饱蘸着月光，在功德林里写下1000余首诗词。这里没有篇幅介绍文强的全部诗作，我们姑且把他为自己未来的诗集作的一个小序，抄录在这里。
我自学生时代起即读诗和写诗，在先父及学校先生的鼓励下，曾有一段时期钻入到旧诗词里，成为当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因而感到心情有时恬静激越，有时潇洒忧愤，喜怒哀乐，每随诗思的起伏变化而变化。
早年所作各体诗稿千余首，存在长沙寓所，因1938年11月蒋匪帮焦土抗战，付之一炬。震惊寰宇的长沙大火，生灵涂炭，数万人葬身火窟，文物财资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我所写之俚言俗句，实不足道，亦不足惜，已忘怀久矣。抗日战争期间写成各体诗稿约1500余首，存我妻之手，因我妻之亡故，恐已失散无遗。但前此之作，无非反映我在旧社会中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的各方面，作为旧我之暴露则可，作为诗稿实亦不足道。至今追忆，半生旧我积累之诗稿无论存毁如何，我并不以为然。
1949年春初，自淮海战役反人民战争中解放后，在党的宽大政策长期教养下，脱胎换骨，逐渐改变了恶劣的品质，知罪感恩之心与日俱进，且有始建立起来的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之为诗，吟之成句，为有生以来的根本变化。通过改造的生活实践，感召之深，忏悔之痛，从新旧社会、新旧中国、新旧世界、新旧自我对比来看，不禁为之泪下，又下禁为之欢忭莫名！因而将近年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心之所感，一一记之于诗，历时6年来成诗1000余首，其中绝大部分曾投稿于墙报《新生园地》发表，以当做我加速改造以来之诗思录亦无不可。
由于我十分珍视我的新生，也就十分珍视我所写的诗稿。这不是说我的诗稿有何可取之处，而是说我的珍视在于在改造过程中使我的感情转向人民，转向祖国，转向共产党和毛主席，转向社会主义。这些诗反过来又成为我前进中的一种精神力量。
我的诗稿欲待之于新生之日加以整理，以之留作重新做人的纪念。且定名此稿为《新生诗草》，兹作小序冠之于首。
毫无疑问，文强的这个小序应该是一首诗。这首诗是文强的作品，但又不仅仅是文强的作品；有所疑问的是，不知文强在整理《新生诗草》时会不会把为解放军攻克南京而作的那首诗放进去？笔者是很希望能够放进去的，因为它将成为一首非常出色的序诗。
震惊功德林诗坛的一首诗是国民党66军少将军长沈鹏的新作《咏虞美人花》——往来篱下托终身，徒负人间最艳名。
今日秋风萧瑟处，唯有眼泪暗中倾。
不过此间出现在墙报下面的，没有类似当年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俱乐部庆祝专刊下面的那种惊慌，有的倒是类似在功德林某次突击性劳动时的那种忙碌。王耀武直奔走廊，眼望墙报，目不转睛；宋希濂稍站片刻，返回寝室，伏案疾书；黄维忙中得暇，来去匆匆，未置可否；陈长捷嘴唇启合，眉头紧锁，唉声叹气；张淦蹒跚而来，袖手旁观，流连忘返；邱行湘左顾右盼，耳听八方，莫衷一是；文强先睹为快，独自徘徊，笑而无语……午饭后，《新生园地》文学艺术专栏出现了沈醉的《咏虞美人》——项羽临终发浩歌，虞兮虞兮奈若何。
美人死后名花在，不似当年健壮多。
在这以后《，新生园地》挑战应战专栏上又贴出了几篇批判沈鹏的文章，不过为时不久，也就无人问津了。这倒不是功德林的将军们缺乏战斗力，而是他们增添了自信心。再过几年之后，这难道不正是另一部《新生诗草》的非常出色的序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