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久，邱行湘收到了黄剑夫的回信。黄剑夫转达了他的南京军事学院同事蒋铁雄、赵云飞等人对邱行湘的问候。黄剑夫在介绍这所学院时写道：“院长是刘伯承元帅，教员多系旧军人，学员多系解放军高级军官。”战场上的对手现在走进一间课堂，这在邱行湘看来，已经耐人寻味；而战场上的失败者居然成为先生，胜利者反倒成为学生，这在邱行湘看来，更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但是，黄剑夫继续写道：“共产党人虚心向我们学习，他们的求学精神令人钦佩，例如有学员名韦杰者，为了一段笔记不惜三次登门求教的苦心，尤其感人心怀。”——邱行湘此间也动情了，他现在至少明白：胜利属于敢于正视自已的军队。共产党之所以不败，因为她在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方的短处之前，首先承认了自己的短处和对方的长处。关于这一点，他认为决不是孙子兵法“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之类可以解释的。黄剑夫最后说：“没有机会看望你，请见谅。盼能加速改造，争取早日宽大。”读完，邱行湘忍不住掉下泪来。他有些责怪黄剑夫一点不体谅他在高墙之内的相思之苦。张小倩小姐的身影虽然常在眼前徘徊，想必已在海外成为他人的贤妻良母；大陆上的亲友虽然偶有书信来往，却是天各一方不得相见。间或有哪位战犯的亲人来到功德林，他总是羡慕不已——当然他只能是羡慕者之一——沈醉与他一起去胡同外面的食堂挑饭，一旦得知有谁的亲属来了，他们两人会同时扭过头去，对着大门的方向目不转睛。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有谁来看望他们？
看望他们的人来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中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这段话无疑是吹向功德林的一阵春风。
张治中、程潜、章士钊、劭力子、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踏着春风来了。他们在功德林接待室的北客厅里，与他们要求会见的来自八角楼下各条胡同的旧属、同学、同乡们紧紧握手……无须讳言，这种会面的那一瞬间，双方都是感叹嘘唏的。就程潜与文强而言吧。1947年冬，文强由东北内战前线转到长沙，追随湖南省主席程潜进行竞选副总统活动。程潜竞选失败后，挂出了“中国民主宪政协会”的招牌，挽留文强为之辅佐。适逢淮海大战拉开序幕，杜聿明特邀文强到徐州“剿总”出任副总参谋长。国民党国防部发表明令之后，杜聿明急电刘嘉树，催促文强启程。临行之夕，程潜为文强饯行。席间，程潜对文强说：“人心被延安抓住了，大局已将无法挽救，此去谨防做俘虏！”文强淡淡一笑，心里在说，棋子未动，胜负安知？颂公言之早矣！举棋勿悔，文强的命运果不出程潜所料，事到如今，不知文强是笑是哭？幸亏这天文强因病住院，否则他真不好在程潜面前表情哩。
再说傅作义与陈长捷吧。1948年底，天津外围各据点已被解放军扫荡一净，全城防线处于包围之中。就在解放军总攻开始之前，陈长捷等人收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信，如若他在复信中同意放下武器，那么历史又是另外一回事、陈长捷又是另外一个人了。但是，陈长捷表示：“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他等待北平傅作义主持全局动向，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他打电话给傅总部追问北平和谈发展如何，得到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的回答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直到解放军攻克天津的前一夜，在最后挣扎的巷战之中，陈长捷仍打电话询问和谈消息，结果还是李世杰的那句话：“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以致气得他将电话摔在桌上，破口大骂：“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骂人不对，所以现在陈长捷站在傅作义面前不仅没有启口，而且几乎没有睁眼。
然而，陈长捷毕竟是学过《资本论》的，关于“资本”的概念，他获得了最科学的解释。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只能得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那么他何必自寻烦恼呢！历史的误会自有冰消雪化之时，个人的命运却无天造地设之机，重要的依旧是赢得人生的剩余价值。这自然不仅仅是陈长捷一个人的思维。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功德林的接待室里升腾着弥漫着时代的气息。
81岁高龄的张难先为国民党73军中将军长韩锁好蓝色中山服的风纪扣，大声说：“好！精神振作起来，拿出当将军的样子，民族统一大业要靠你们出力气呵！”张难先与韩是湖北同乡，当年张在恩施湖北省政府当客卿时，韩是湖北省政府干训团教育长。这次，张特意来功德林看望韩的同时也要求见见其他相识。
张难先是邱行湘素所尊重的前辈，尤以为国为民、能上能下之精神令他惊叹不已。张难先在抗战前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下台后，回到湖北沔阳老家当县长，干得比当省主席还起劲，世人多以此为怪，故张难先与石瑛、李书城、严重并称湖北“四怪”。陈诚在恩施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时，对“四怪”特别尊重，邱行湘兼任恩施警备指挥官，奉陈诚命令，亦对“四怪”特别保护。
时过境迁。邱行湘现在坐在张难先的身旁，听着他不变的“民族统一”的呼声，望着他满是皱纹的嘴角，内心更是一阵翻滚。张难先又大声地说：“毛主席、周总理派我们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身体要好，学习要好。今后，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律妥善安排工作，愿意去台湾、海外的，政府也予以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功德林接待室的陈设是十分讲究的。地毯、沙发、精美的茶具、各色的鲜花，包围着一个舒适的天地。邱行湘从来没有感到心境与环境的和谐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地步——包括他当年蜜月在秦淮河畔、热恋在石头城下。
人世间的情感多种多样，只要有火，就有燃烧的时候。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望着张治中等人远去的背影，战犯们围绕着这样的话题喃喃作语：“不是亲人，却是恩人。”念着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交心的嘱托，战犯们牵动着这样的情思长长叹息。功德林学习委员会准确地拍合了“民意”，决定给毛主席上书一封感恩信。
派谁起草呢？几乎是谁都愿意起草，而且几乎是谁都能够起草。但是不行，武将一律不取，文官择优而录。
庞镜塘就是在这个时候公开承认他并不是多情种子，长胡须实际上是他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断藕之丝。庞镜塘以他的魄力参加了感恩信起草人的竞选，而他的诚实赢得了多数人的选票，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北京大学又山西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从北伐开始就是搞政工的。于是，庞镜塘在手舞足蹈的情态中，扭头跑回第四组，开始了一个庄严的宣言的起草……派谁缮写呢？同样几乎是谁都愿意缮写，而且几乎是谁都能够缮写。但是不行，文官腕力不够，武将笔力遒劲。
邱行湘首推杨伯涛的字墨，杨伯涛又反推邱行湘的书法。推来推去，邱行湘默不作声了。说不定他开初就有借人来表己的企图，虽然用意并不坏。不然为什么现在眼巴巴地望着文强呢？文强曾问过邱行湘练字的诀窍，邱行湘说从临摹开始，洛阳龙门二十品碑帖，他一字不漏，一笔不疏。此时文强果然启口道，邱行湘与杨伯涛的书法，可谓姚黄魏紫，各有千秋，然上书人民领袖的感恩大札，是功德林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庄严肃穆，碑体可也。邱行湘一阵惊喜，他万万想不到龙门二十品有如此重大的用场。如果说在井陉河畔，他曾用毛笔写过《自传》，在人生的档案里留下了劣等生的笔墨，那么在功德林里，他将要饱蘸心血，在国民党人新生的篇章上留下第一流的文字。这里，我们无法看到邱行湘的墨迹。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从庞镜塘起草的信中，能够看到敢于正视自己的国民党人跟随时代前进的足迹。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罪大恶极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有的一贯拿着枪杆屠杀人民，有的一贯干着无恶不作的特务勾当。我们是人民的罪人，是民族的罪人，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全国人民请罪，向敬爱的毛主席请罪……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教育，使我们万分感谢！我们只有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才能对政府对人民报恩于万一。
我们谨向敬爱的毛主席保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改造自己，彻底转变世界观，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一定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把我们后半生献给人民，立功赎罪。
最后，我们想到美帝的无耻奴才蒋介石匪帮，今天还盘踞在台湾，我们无比地愤恨！我们相信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愿意为解放台湾贡献一切，甚至我们的生命。
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这封感恩致敬的信。
谨致
最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1956年6月1日于功德林1号笔者最初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失望：在代表大陆国民党人的意志的历史文献中，既没有闪光之辞，也没有传神之笔。但是，倘若把这份给共产党领袖的感恩信与9年前（即1947年）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发布的“通缉”毛泽东的“平字第1906号训令”并排放在一起，那么我们立即会看到一束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光辉。
功德林的阳光是大门外照射进去的，这一束光辉应该是太阳辐射的折光。
端端地折光顺着八角楼下的各条放射形胡同，直照耀在走廊两侧的青砖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