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获赦人员家属讲话的是杨伯涛的儿子杨健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和郑庭笈的女儿郑心楠（北京十二中学学生）。他们从新一代的角度对父亲提出忠告：“回家以后，我们要继续监督爸爸的思想改造。”代表获赦人员讲话的是杜聿明。他从新生者的角度对政府表示感激：“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我们对毛主席才能感恩图报。”代表改造机关讲话的是姚处长，他从实业家的角度对全场国民党将军发表谈话：“我们祝贺第一批获赦人员，希望你们以人民为榜样；我们等待第二批获赦人员，希望你们以新生者为榜样。过去常对你们说‘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现在应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全场国民党将军们来不及领悟共产党的这位知识分子语言的诗意，因为特赦大会的高潮即将在他们心底形成澎湃之势，从而冲去了在正常心理支配下对享受的追求。
法官开始颁发特赦证。
那是一张8开大小的白纸，上方用毛笔写着获赦人员的姓名，下面盖着最高人民法院的红印，中间则是铅印的有关特赦的其他说明。10张特赦证依照了方才的顺序一张一张地重叠在褐色的讲台上面。法官伸出双手迅速地递交，10人伸出双手缓慢地承接。陈长捷颤抖着手指，特赦证差一点没有接稳；邱行湘接稳了特赦证，却一下子被泪水浸湿……发生在这里的外部情态的变化，明显地来自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今日的泪水，原来源于今日以前……还是在国民党战犯们参观北京建筑物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记录着国民党军队的历史罪恶的图片上，邱行湘看见了洛阳牡丹古国的废墟，陈长捷看见了天津宜兴埠的烟火，王耀武看见了济南城垣上的大炮，杜聿明看见了徐淮战场上堆积如山的放毒的化学武器……他们的名字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的身躯却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们不敢仰视，倒不一定为着牺牲在他们枪口之下的忠魂致哀；他们潸然泪下，却是为了偿还一点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欠下的血债……请相信这样的事实吧，他们不管像袋鼠、像熊猫，还是像大雁、像小鱼，总之不再像老虎；请相信他们双手的颤抖吧，特赦证上的全部文字记录着人民解放战争又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战役；请相信他们泪水的晶莹吧，从他们的泪水里，我们看到一个世界的屹立，像喜马拉雅山那样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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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特赦大会的第二天，即1959年12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我国首批特赦33名战争罪犯的消息。除北京而外，抚顺、济南、西安等地也于同一天举行了特赦典礼。报纸所公布的33名获赦人员中，尤以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名字惹人注目。
北京的10名战犯，是在宣布特赦后的第三天离开功德林的。当他们集体住进北京崇内旅馆的时候，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1人专门组成一个小组，由总理秘书负责这个小组的生活和学习。在新中国的阳光底下，不同时代的皇帝和将军就这样历史性地团聚在一起。
一个谈笑风生的时刻，旅馆服务员把溥仪叫了出去，站在楼梯过道，把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纸信封交给他，请他下楼会客。溥仪接过信封，竟勃然大怒，对服务员说：“叫他们滚！现在就滚！我不见他们！”10位将军闻声而来，面面相觑，不得其解。服务员虽已下楼，溥仪余怒未息，一把将大红纸信封塞到王耀武手里，众人定睛看时，“恭叩年安”4个大字赫然在目，落款则是臣某某顿首。10位将军围在皇帝身旁好言相劝，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楼下的两个身穿马褂长袍的前清遗老，不顾服务员的百般阻止，冲锋一般地跑上楼来，眼见皇帝高高在上，便止步立地，双手一揖，在楼梯上跪了下去。溥仪见状，更是怒火中烧，趁来人向他叩头之际，一步抢先，抬起脚来向下踢去。幸亏10位将军眼尖手快，膀大腰圆，猛一伸手，反把皇帝拉了个趔趄。溥仪站稳身子之前，倒先伸直了手指，指着两个老头的后背大声斥道：“我自己都认为过去太可耻了，你们今天还要存心来这里给我丢丑！还不赶快给我滚！”两个老头待溥仪骂完，慌忙从楼梯上爬起来，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弯着身子退了回去。10位将军大笑不已，眼望皇帝躲在楼角出大气……邱行湘住在溥仪隔壁。每当他走进溥仪的房间，面对着这位瘦高的、戴着黄边眼镜的清朝末代皇帝时，他总有一股不可言状的情思：溥仪这样的人，不仅是共产党的敌人，也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军人身上还有程度不同的两面性，而清朝末代皇帝则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君主，他的身上几乎毫无爱国情绪可言。然而这样的人也最终被共产党改造过来、释放出去，邱行湘是颇为溥仪的命运庆幸的。历朝的末代皇帝非杀即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明末的崇祯吊死在煤山古槐上，元朝的顺帝则被驱逐到塞北荒漠，颠沛而死，可是面前的这位清末皇帝却因祸得福、安然无恙。
溥仪在北京的亲属很多，他（她）们每到周末，总是扶老携幼前往崇内旅馆探亲；其余10人在北京的亲属很少，若有空暇，他们总想回一趟“娘家”。“娘家”，这个功德林的别称，是他们自己取的；其实，他们回“娘家”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探亲。
出于简单的原因，邱行湘又回到功德林。这里的胡同，这里的长廊，他是异常的熟悉，异常的想进去；可是他与黄维的见面，管理处只能安排在功德林大门口的会客厅里。
黄维与邱行湘在功德林、秦城农场两地分别整整一年之后，他们此间并不是第一次见面。早在邱行湘随大兵团由秦城农场开回大本营功德林的当天，他就在留守部队的队伍里找到黄维，与他的上峰握手言欢。也许是久别重逢的缘故，黄维在共产党的监狱里第一次对他的部下露出笑脸。黄维在开始发笑时眉头即开始飞扬。邱行湘熟悉黄维面部表情的连续性，却陌生黄维心潮运行的连续性。他认为在黄维内心的上游和下游之间，至少应该有一块暗礁有待排除，换言之，邱行湘不明白共产党通过什么或者黄维通过什么（根据黄维的性格，这种可能性较小）排除了黄维与共产党之间在感情方面的障碍。好在兴头上，黄维对邱行湘无话不谈——黄维有4个孩子，除老大黄新是黄维送进金陵大学而外，老二黄理进浙江大学、老三黄敏南进复旦大学、老四黄慧南进高中，都是共产党送去的；黄维有5种结核病，倘若仍在旧军队，就得离职回家。黄维家底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也未必能支付医治10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黄维明确地告诉邱行湘，正因为他需要报答共产党给他和他的家庭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在监狱的菜园里给西红柿捆架、打尖，深冬之晨他甚至主动用草帘子苫盖菜圃……邱行湘显然受了黄维的启发。为了报答共产党的养育之恩，再加上先前与黄维有过一番交心的谈话，邱行湘主动要求重返功德林，希望通过他的唇舌，促使黄维在感情的支配下采取相应的立场。为此，邱行湘站在黄维面前，像当年向上峰禀报军务那样，谦卑地把获赦后的全部优厚待遇一字不漏地告诉了黄维。黄维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双目微闭，一言不发。只有听到邱行湘“你不要抱住过去的东西不放，不要抱住永动机不放”这句话，黄维才猛然起身，像当年斥责部下那样指着邱行湘大声喧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邱行湘从功德林出来，直奔清华大学。黄维的女儿黄敏南在这里的物理系任教。她见了邱行湘，自然尊称了一声“邱伯伯”，可是她听取了关于黄维要走“独木桥”的故事后，一口否认了邱行湘“争取父亲，是女儿的责任”的说法，黄敏南竖着眉头说：“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地孤立他！”
邱行湘从清华大学出来，又回到功德林。这一次是坐到管理处办公大楼里的餐桌旁。姚处长、孙副处长、李科长等共产党干部为他饯行。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用餐，可是他吃得很少很少。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汇报，所以他讲得很多很多。他从他当年走进黄埔村谈起，谈到漳河训练班的李主任和姚科长（即现在的姚处长）是如何设宴款待他，席间有他的同乡蒋铁雄作陪，甚至谈到黄埔村里难得的佳肴：河北山区的山珍，山东滨海的海味……然后谈到井陉河畔，谈到功德林，谈到秦城，直到姚处长建议邱行湘走进胡同与尚在走廊上座谈的同学们握别时他还感到言犹未尽、难离难分……邱行湘最终走出功德林。
炊事员老晁和老刘送他上车，彼此挥泪而别。邱行湘坐在汽车上回首功德林，独自老泪纵横。他在一派朦胧之中分明记得：北京德胜门外有一座名叫功德林的古老的庙宇。“功德”两字本来是释迦牟尼的佛教用语，可是行善积德和诵经念佛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这里是一所意识的学校，这里是一所灵魂的医院。他在一片晚霞之中，分明看见：这座破旧的佛家禅林，经历了满清末年的装璜，北洋时期的粉饰，直到进入人民有了政权的年代才在它的废墟之上完成了一项伟大工程的全部建筑。功德林大门口的守卫线以内依然竖着一块石碑，而原来的碑文早已斑驳脱落。如果有必要在上面重新刻凿什么文字，那么按照邱行湘的意见，它应该为：这里是新生的摇篮，这里有养育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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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
6亿5000万中国人民当中新增加的11名共和国公民，获得了令人嫉妒的荣誉。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35年前的清末皇帝和10年前的国民党将军。陪同接见的有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张执一，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屈武，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人。
11名公民刚刚走进客厅大门，周恩来第一个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依次握手，一一祝贺：“你们是当标兵的！”唯有走到一位头发花白者面前，周恩来叫了一声“曾扩情”——这位黄埔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周恩来的政治部当少校科员，跟随他的主任参加第一次大革命。30年来，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不忘他的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在场的11人当中，除溥仪、陈长捷、卢泉而外，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所以他们像曾扩情那样落泪，也像曾扩情那样言语。黄埔师生的情感是容易交融的。周恩来的声音虽然不像他们那样沙哑，也不像他们那样低沉，但是，非常明显地，周恩来红着眼圈对他们说话：“不怪你们，怪我对你们接近得太少……”
周恩来最终微笑着招呼客人入座，在分别问了各人家庭情况后，这位以温和著称的共产党领袖挥着受伤的右手，操着淮安的乡音，开始了严肃的讲话：“你们出来几天了，有问题要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谈。”按照他们在崇内旅馆的荐举，由邱行湘担任周恩来全部讲话的记录。可是在这毕生难忘的时刻，邱行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周恩来宽阔的额头和深邃的目光之间，直到看见杨伯涛摸出了钢笔，他才猛然想起这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事后他们把周恩来的谆谆教诲称为接受“四训”。所谓“四训”，就是周恩来要求他们掌握4大观点：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以下便是出现在邱行湘的笔记本上的这份历史文献中的有关“四训”的部分文字。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120年，中国人民翻身的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溥仪先生，你可以证明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国民党统治20多年也没有搞好。今天6亿5000万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呢？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爱谁呢？
……
人民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去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建立劳动人民的立场。希望你们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就是做共产党员的也有不能善始善终的，大家要经常警惕。你们还要不断革命，过好社会主义关，将来还要过共产主义关，可做的事很多。一个人，一个社会，都要不断革命。
……
不劳动不得食，有机会锻炼，对你们说来还有必要。眷属能劳动是喜事，家属是社会的人，要她们帮助你们。劳动观点出来以后不易巩固，大家要注意。十年所得，不要抛于一旦。十年生活好的一面，有了一定的劳动观点、集体观点，今后不要抛掉。
……群众观点，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依靠群众，共产党人并非三头六臂，有他的革命性，但离开了群众，就一事无成。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是无敌的力量。
……
周恩来的具有政论色彩的讲话，对于在座的获赦人员来说具有特殊的说服力，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周恩来出自对他们的全面了解而提出了生活的论点，那么他们的全部经历也就准确无误地成为周恩来的论据。但是，共产党人的魅力岂止在这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教育对方，团结对方，往往凭借自身形象的说服力。
在谈到社会与家庭对个人的关联时，周恩来说：“家庭我不回去。我相信党和社会能够改造他们。来信我不复。相信党相信社会能把他们改造得更好。我有个哥哥，有个嫂子，1945年我在南京谈判时，他们来找我。生活腐败不堪。今年嫂子来了，气概不同了。另外有个弟媳，因为我管了她，她到现在还非常保守，这是害了她。而嫂子的好是逼出来的。要相信党相信社会力量……”
陈毅插话说：“我有个哥哥，土改时评为中农，他不满意，写信给我，要把他改评成贫农。我没有理会他。土改的时候，包庇家庭是要受处分的。处分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我们要以身作则。”这里的“我们”两字，显然包含着广泛的意义，所以周恩来最后向11位公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到社会上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影响他；一个是他也要影响你。你们是旧社会来的，旧东西更多，可以帮助社会改造所改造不到的死角。”
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之前，新生的公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去。虽然周恩来挽留他们在共和国的首都工作，但是出于照顾家庭的原因，11人当中的4位决定离开北京：曾扩情去沈阳，陈长捷去上海，卢泉去昆明，邱行湘去南京。当他们特意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向自己的恩师辞行的时候，周恩来再次握着他们的手，送到客厅大门，用一种叮嘱的语气，发布了一条命令：
“你们一定要回家过年，骨肉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