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卖力气，因为我是中国人。老百姓承认我，因为他们也是中国人……得到老百姓的承认，我感到一种安慰，虽然这种安慰反而使我不得安宁。现在，得到政府人员的承认，我就感到是一种象征了！象征什么呢？大家都是中国人，理应同中容异，异中求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国共本是一体，天下哪有什么不能消除的仇恨呵！”
我听懂了他的话，假牙后面的真话，皱纹里面的骨髓，尽管以后我把他的这段话全部用进我的作品里去了，但是当时坐在他的面前，一时又不能用简单的点头或摇头来表示看法，便迅速掏出钢笔，把这段话记录进了我的笔记本。
文强是谨慎的。和黄维一介武夫相反，他在黄埔军校学的是政治，以后多数时间搞的也是政治。他懂得谨慎，至少为了替黄维着想，他懂得立即改变出现在办公地点的话题。
“我说黄维呀！”文强的目光从我的手上移到黄维的嘴上“，你今天倒说了这样的话，记得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行动的哟！”
“那当然，那当然。”黄维笑呵呵地看着文强，一边搓手，一边嗡声嗡气地说，“特别是刚刚进监狱那段时间，我是有抵触情绪的，我在我的笔记本上写过一句骂人的话：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黄维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可是那声音越来越清脆，越来越宏亮了！呃呃，黄维为什么突然把头掉过来看着我，他那“藏拙之愿”不正是冲着我来的么！他有健忘症？
“小黄，”他说，“你要写我过去在监狱的事情，今天倒是一个采访的机会，你文伯伯见广识多，记性又好，就请他当着我的面，好好‘揭发揭发’我，你说行不行呀？”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虽然没说出那个“行”字来，但是一定有一个比“行”
字更复杂，更深刻的字眼，被我通过我的喉咙强压到心底去了。这个字是“泪”么？只有清晨的霞光投射到荷叶的露滴上去，才有这么晶莹、这么滚烫么……文强早就笑开了：“我‘揭发’的第一条，是黄维的笔记本上除了那句骂人的话，还有两首指桑骂槐的诗，一首借用了太平天国石达开的《答曾国藩》，一首借用了唐朝王维的《西施咏》……”
“你少说了一首，我抄的是三首诗。”黄维认认真真地补充道，“那首诗是明朝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黄维的身躯在沙发上摇晃着，轻轻地、慢慢地。这我知道，老年人早在孩提时代念私塾背古诗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而我惊异的是，他的笑容被他摇晃掉了，他的声音被他摇晃得低沉而沙哑了，当我搁下钢笔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居然也紧紧地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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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给存在以土地罢，尽管它不一定是合理的。
黄维不会在办公室睡觉的，即使在家里的凉椅上也没有过打盹的习惯，所以他紧紧闭上的，仅仅是面朝过去的眼睛。自从获赦以后，他的眼睛一直是睁得大大的。他在寻找。寻找荣誉？不是，连他昔时中将军阶的领章大放异彩的时候，胸前也没有能够佩戴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现在布衣素色，更没有必要点缀什么了。那他又在寻找什么？
情形的表面倒多少有些像40年前的一个夜晚。那个夜晚，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了一个将54军军长黄维撤职查办的命令，罪名很简单，只有8个字：克扣军饷，贪污中饱；而就在几天前的一个白天，黄维得到了另外8个字：克己奉公，全军楷模。这是他的担任军政部次长的老长官陈诚为了表彰他在升任军长时将师部43万元公积金全部上交而写进军委会嘉奖令的。黄维得到消息，抢在何应钦命令到达之前自己先向委员长写了辞职申请，然后二话不说，卷起铺盖，于当晚夜色茫茫时分挂冠而去。
黄维回到老家江西贵溪县城。家里开有米行，兼做滑石矿买卖。生意不算兴隆，可是他连柜台前稀稀落落的脚步声也嫌太闹杂了，于是他索性在距离县城几十里外的山沟置下几十亩田土，田种稻子，土种果树，雇工3人，购进康拜因一部，再把大儿子送去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学本事，经营起一座古典庄园式的现代化农场来了。
黄维在他的农场生活了一年，这一年他长了10斤肉。盛暑季节，每逢晚风习习、流水潺潺，他便在屋后的桔树底下安放一把凉椅。他一手摇着蒲扇，一手打着节拍，然后对着空山，哼几段《打渔杀家》。他最初哼的是《王佐断臂》，可是张口便是一句“我本是笼中鸟，有翅难飞”的时候，他就佯咳两声，戛然而止了……不过，黄维终究还是被他的委员长召了回去。这就是说，在被他诅咒为“乌烟瘴气”的世界里，他并没有寻到一块真正属于他的净土。也许稻花的芬芳是干净的，桔子的甜蜜是干净的，但终因那重新扎在头上的乌纱所重新点燃起来的派系倾轧的滚滚狼烟，把他对于那块土地的最后的记忆也席卷而去，化作子虚乌有了。
所以，黄维获赦不久，他偕同老伴去南昌参观访问。当老伴建议顺道回贵溪看看，到农场看看的时候，黄维竟然拍响了桌子：
“那有什么好看的！亏你还提到农场呢，老实告诉你说，那个农场旧社会就不是我的！”
老太太眼圈一红，她想到了别的事情：
“不看农场，总得去看看老家母亲坟墓旁边那一小块地方吧。你过去的那个部下不是写信来说，他已经在那里种好了几棵树么？”
“那个地方我自然是要去的。”黄维的声音压低了，从而显得凝重和冷峻得多，“可是现在不去，我还没有死呵……”
人活着，旺盛地活着，眼睛睁着，大大地睁着；坐时，腰杆直直的；站时，胸膛挺挺的；走时，脚步重重的。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黄维，至少是那天从文史专员办公室出来以后黄维给我留下的关于他的肖像的轮廓。
似乎到了动手改稿的时候了，杜聿明的部分我写了。文强的部分我写了。远在南京的舅父的部分我也写了。可是偏偏就是黄维的部分我怎么也写不下去。
我纳闷：是我的笔尖碰上了石头，还是黄维的鞋尖碰上了壁头？而石头和壁头又是不是恰恰处在同一个位置？
当然我相信，正如我不会放下笔一样，黄维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他是那样的执着，又是那样的真诚。就拿那天的采访记录为证罢，文强“揭发”他4条，他自己却补充了5条，也许他是无意的，可是那明明白白地多出的一条，不正是他因为不识大路而误入胡同的佐证么？
这就对了！现在还不是写黄维的时候，现在是研究大路与胡同连接的位置的时候。找准这个位置，不仅有了写黄维的开头，还有了整个作品的结尾，不仅有了黄维的灵魂，还有了我的文章的眼睛。我相信。
我再一次出现在黄维的家里。他的寓所，已经不是那个较为偏僻的所在了。他搬到了复兴门外大街。这条大街实际上是十里长安街向西的延长。新居自然也是楼房，带了电梯，便修到了12层之高，他家住5层，站在阳台上，不用踮脚，可以看见马路斜对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以及大楼顶端的作电波发射用的金属塔。这是一座半新半旧的建筑，而我们的全新的谈话，正是从悬挂在这个金属塔塔身四周的几个喇叭开始的。
“我听隔壁邻居说，‘文化大革命’当中，那几个高音喇叭天天在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可是在它的眼皮子底下，就是些破房子、小胡同，还走马车，近乎一块荒芜之地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吗？”
黄维伸出手来，指了指他所面对着的大街。时令正值深秋，他竟不顾我的阻拦，执意将谈话的地点设在阳台上。他还是坐凉椅，没有垫线毯，但安放在两盆深黄色的菊花中间，看来他是惬意的，虽不见永定河水，但可将大街视作河床，而那来往车辆，便是流水潺潺……“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来过北京，怎么回答他呢？“是这样的吧，黄伯伯。”我想了想，“复兴门外大街两侧这么多现代化楼群的落成，便是过去荒芜与愚昧的见证。”
他笑了：“这么说，这条大街倒取了一个好名字！你晓得不？我们这幢房子隔壁的那个燕京饭店，开初是叫做复兴饭店的。听说后来外国人提了意见，说‘复兴’两个字是大病初愈的意思，不吉利。其实外国人懂个屁……”
“黄伯伯！”我打断他的话，接上我终于找到了线头的话题，“您老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被释放的，当您结束了25年改造生活，刚刚迈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出现在您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从概念上去讲，这个世界既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来的崭新世界，又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建筑在浩劫之后的黑暗王国。当然，您，包括我，当时也许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的意思是，这毕竟是当时的实际情形，由此我很想知道，你那时有什么感触没有？”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黄维扭头看着我，愣愣地说，“我们当军人的，从不过问政治，旧社会如此，新社会更当如此。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连屁都不懂……”
黄维把头掉过去了。他似乎有点儿疲倦，是意志索然的外露？是心力交瘁的外露？不知道。只看见他呆呆地坐立了一会儿，便抬起胳膊，兵分两路似地包抄到自己的脑后．直到双手相叠，十指相连，方才慢慢地闭上眼睛，慢慢地将身子躺了下去。
“……不过，当时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至今不得忘却，所以也不妨说给你听听……”黄维喃喃作语道。为了不惊动他，我连衣袋里的笔记本也没有掏出来。只要他掏出来的是心，我就用心去记！
“那是毛泽东先生逝世不几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去人民大会堂守灵。说来奇怪，第一批放出来的杜聿明、宋希濂等人没有让去，偏偏让我这个最后出来的人去，那个情形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是毛泽东先生下令释放的……“我自然去了。先去了大会堂的休息室。休息室里面人很多。去了才知道要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守灵，每组守两个小时。和我编在一起的，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问了一位，他说他叫陈锡联。陈锡联我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军人；另外一位，他说他叫浩亮。浩亮我过去没有听说过，当时也不便问……“以后嘛，当然是知道了。不过想来也是奇怪得很，让我这个人作代表的安排，本身就很不恰当，偏偏又在我这个国民党军人和一个共产党军人中间，夹了一个唱戏的……”
我的心剧烈地颤动着，仿佛有一辆黑咕隆咚的火车，冲撞般地从我的面前呼啸而过。随着那绝望的汽笛的鸣响，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涂抹着天空，涂抹着大地，甚至涂抹着最肃最圣洁的地方，从而最容易让初来乍到的他乡异客，对这个崭新的世界滋生迷茫，产生错觉……历史就是这么运行过来的，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当我把黄维当做一个圆圆的色点，再把这个色点和另外几个圆圆的不同颜色的色点稍加迭合的时候，那复杂得难以想象的人生的色彩，便呈现在黄维的脚下了。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奇迹。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奇迹能够比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国民党战犯，更应当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究其内在的道理，其实也非常单一。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生活逻辑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阶级范畴不同，但是，热爱脚下即令坎坷不平的国土，忠诚自己即令遭遇不幸的民族，则是一个起码的道德。违背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长江的冲洗；具备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黄河的养育……上面这段用在我的作品的结尾作为文章的眼睛的话，是我当晚回到宿舍写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到了黄维的寓所。出发之前，为了表达自己完成了全部案头工作的喜悦心情，我特意穿了一身新买的咖啡色毛料制服。而且破例以步代车，甩手甩脚乃至摇头晃脑地走在长安街上，透过霞光，透过晨露，透过滴翠的松针，远远望着那刚刚拆除脚手架的被翻新得愈发金碧辉煌的天安门的时候，我禁不住在心里喊道：北京的秋天，你好！
黄维正在吃早点。一杯牛奶，一个鸡蛋。
牛奶喝完了，我呈送到杯子侧旁的那页稿纸，也被他看完了。这页稿纸上的，正是我昨晚写的那段话，虽然不敢期冀它能像牛奶那样去滋补黄维的身体，但是至少在味觉上，我希望能够给他留下一丝淡淡的鲜甜。
几分钟过后，我站在他那张小圆桌跟前所能够看见的，却是他突然睁大的眼睛，像是喉咙里吞进了一包钢针，显得那样难受，又那样惶怵，以致动弹不得之余，直愣愣地看着面前那个剥了壳的鸡蛋……黄维毕竟抬起头：“你……你不要脑袋了么？你以为你的脑袋是钢铸的么？不是，不是，你的脑袋是豆腐做的！30出头的人了，这样不晓得天高地厚。不晓得可以去读书呀，懂得一点历史常识呀……我们打败了仗的人，专门有个战犯管理所，你这样乱写文章，也有一个文字狱在等你进去的……”
黄维显然注意到了我的咖啡色毛料制服，他皱着眉头，眨了眨眼睛，叹出一口长长的大气：“就是会写文章，也出不了什么风头。那种风头，出了也是无聊的。你要是不愿意教书，回四川做点其他事情吧，大事情不会做，学学木匠也行呀，实实在在的……那么当然，我过去送过你两句话：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可是你就不懂得，有了前一句才有后一句啊……这样吧，我再送你两句话，你带回老家去。”
黄维一下站起身，绕过小圆桌，径自去了他的客房。我跟在他后面，来到这张依然临窗的写字台前。写字台上，黄维手忙脚乱地铺好了一张宣纸，又去找墨汁和毛笔去了。他没有书法爱好，那张宣纸，还是我前次拿来写剩在他那里的。这可是最后的一张了！
黄维皱眉蹙额，慢慢地提起毛笔，饱蘸浓墨，抖抖索索地落了下去：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录诸葛武侯教子立身处世名训，请济人同志正之黄维1981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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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看见了一颗本不应从他脸上掉下的泪水。我收下了黄维这幅字。墨迹未干。墨汁里的水分浸湿了皱皱巴巴的宣纸，宣纸就是两年前我初来北京时穿在身上的那件做得过长的深灰色咔叽中山服么？中山服是被瓢泼大雨打湿的，宣纸也是被瓢泼大雨打湿的，有所区别的是，前一场大雨是老天爷在欢迎我，后一场大雨是黄维在欢送我。
我却没有回四川老家去。
作品被解放军文艺社接受了。责任编辑正在审稿。我需要留在北京听取进一步的意见。与此同时，我还有需要补做的事情：我在一家文学刊物协助编辑工作。这是我在北京改稿期间，组织上为了便于我的工作和生活特意安排的。
当时未能顾得上上班，现在总该多少去做点儿事情呀。
尽管如此，这段时间还是比较空闲的。按理说，我仍应该常去黄维那里坐坐，不然的话，岂不成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可是，我不敢。我以后一次也没去。我怕一见面他就会指着我的鼻子说：“光阴都被你糟塌了，再不回去，恐怕连木匠也学不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