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半壁史书:历史上的那些姐儿们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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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合的比赛结果,还用得着我说吗?(6)

邓训之死,除了让羌人伤痛欲绝之外,还有一个民族,也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对三国史比较熟悉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曹操曾经出征过“乌桓”,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与汉朝东部边境相接壤,和羌人一样,他们也跟汉人时有摩擦。邓训曾经担任过“乌桓校尉”,在当地推行仁政,深得乌桓人欢心。他们听闻邓训的死讯,一个个都走出户外,狂吼狂奔,以至于万人空巷,交通混乱。当地执法人员想让他们冷静下来,但他们根本就冷静不了,现任乌桓校尉徐傿看到这种情况,感慨万千地说:“什么叫做义?这就叫做义!”

邓训死后,羌人和乌桓人专门为他建立起了祠堂,逢年过节,他们就会烧香祭拜他,希望邓训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他们过上幸福生活。

以德服人者,谓之为神!

在邓训的不懈努力下,西部边境地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羌人陆陆续续地归顺了汉人,和他们居住在了一起。但是没过几年,新的麻烦又来了——是汉人自己惹的。

本来嘛,别人归顺了你,你就得好好对待人家,可是对于某些人而言,善待他人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某些人”,指的是某些官老爷,以及某些暴发户。这些人天生就有一种不知所谓的优越感,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统统都得靠边站,他们对待本族的汉人,尚且颐指气使,至于那些外族的羌人,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要进行简单的划分,当时东汉帝国西部边境地区的人分三等,第一等毫无疑问是官老爷和暴发户,第二等则是普通的汉人平民,第三等,就是那些羌人了。可想而知,羌人在当地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样日久天长,他们心中就积下了满腔怨气。

汉安帝刘祜永初元年(?107年),此时是邓绥垂帘听政第二年。这一年夏天,东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爆发了战争,朝廷征发了数百上千个羌人,要让他们去西域作战。本来羌人的日子就不好过,这下子又要去打仗,说不定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心中的积怨顿时爆发,于是,就集体叛乱,再次与东汉帝国变成了敌对关系。

战争,终于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当时,由于羌人归附已久,手头上已经没有了可以用来作战的武器,他们就用竹竿来代替长矛,木板来代替盾牌,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抗争。而那些官老爷和暴发户们,除了会吃喝玩乐之外,屁本事没有,至于他们手下那些民兵和保安,也都是些欺软怕硬的角色,真要遇上了什么事儿,他们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

地方官员实在搞不定羌人,只能求助朝廷,邓太后和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让车骑将军邓骘率兵五万,出征西羌。

说实话,邓骘的军事才干并不高,所以,他出征之后,连遭败绩,折损了上万兵马。除了前线吃紧之外,后勤补给也难以供应,结果,他只能让部分兵马留守汉阳,自己则回到了京师。

邓骘败军之将,本应受罚,但由于他是邓太后的哥哥,所以他回去之后,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重重有赏,由车骑将军升任大将军,成了全国最高军事统帅。

至于西羌那一边,自从爆发战乱之后,就再也平定不下来了,汉羌两族之间互相仇视、憎恶、攻伐,战火连年不休,一直持续到了东汉帝国覆亡。战争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仅在邓绥执政时期,“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到了汉顺帝时期,“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至于打了胜仗之后所能得到的战利品,我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也只不过是“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而已!死了这么多人,耗费了这么多钱,竟然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值得吗?

不值得,这绝对不值得!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不应该发生的战争,错误的战争!为什么大家不能有话好商量,非得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东汉朝廷里的那些官老爷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羌人为什么要叛乱呢?为什么朝廷打压得越严重,他们的反抗就越激烈呢?乖乖当奴隶不是很好吗?只要他们不反抗,朝廷就不会打压了啊!难道他们生来就是暴民,觉得打仗很刺激很过瘾吗?

耶稣曾经曰过:“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送给他打。”

光荣伟大绝对正确的官老爷,只信仰官僚主义,自然是不信仰什么基督教的。官老爷不信耶稣,却认为别人会信耶稣,他一边抽打别人的右脸,一边高呼道:“快点,把你的左脸也伸过来!”

没想到,别人却不买官老爷的账,他一下子把官老爷推倒在地,左一锤子右一锤子,揍得官老爷鼻青脸肿,哭爹喊娘:“哥们儿,你不是信耶稣的吗,干嘛要揍我?”

“老子是无神论者!”官老爷被打晕之前,听到了这样一声怒吼。

据我推测,官老爷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四海之内皆贱民,贱民活该受奴役;第二,暴力一定能使人屈服,如果别人没有屈服,那是因为不够暴力。

千百年来,这种狗屁逻辑深深根植于官老爷的脑海中,甚至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他们践踏民众的生命与尊严,不给别人留下活路,却要求别人逆来顺受,不得有丝毫反抗。然而他们不明白,暴力只能使别人暂时屈服,如果长期使用暴力镇压,就会把别人逼入鲁迅所说的那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

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爆发战争就是必然的。这一次,贪婪的官老爷,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羌人进行大肆压榨和剥削,他们本以为能得到什么好处,然而,没有。非但没有,反而把东汉帝国拖入了无尽的深渊,耗费了大量的国民财富,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强奸不成反被日”,悲剧啊!

很显然,爆发这样的战争,对汉羌两族人民都是深重的灾难。那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邓绥应该要负主要责任,毕竟,她当时身为最高统治者,却没能管理好她的国家,导致爆发了战争,无论怎么说,她都脱不了干系。但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要这样算的话,似乎东汉历朝皇帝都要负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在当时的西部边境地区,羌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是一直存在的,区别在于,前期的摩擦比较小,越到后期,摩擦越大。东汉皇帝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剿为主,抚为辅,如果要说错,那么错的不只有邓绥一个。

依我个人之见,要想妥善处理好边境矛盾问题,有两个条件是必要的:第一,强大的军事实力,保证别人不敢来打你;第二,创造一个友好和睦的环境,使两国人民都能在边境贸易中获利。换句话说,你要想边境无事,要么就把别人打得远远儿的,比如说汉武帝打匈奴;要么就好好对待人家,比如说邓训实施的怀柔政策。

根据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东汉中后期是一个尴尬的时代:要说军事实力,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打了这么久的仗,烧了这么多的钱,还没有把羌人搞定;要说政策制度,好像也差了那么一点点,只想着要剥削压迫羌人,却没有给过羌人什么好处,也难怪羌人要闹事了。

如果说,邓绥能够借鉴她父亲邓训的经验,颁布一条法令,对西羌以抚为主,剿为辅,那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可惜,她借鉴的是前代皇帝的经验:任命一位“护羌校尉”,由他来全权负责西羌方面的工作,或抚或剿,皆由护羌校尉来决定,如果这个人做不好,就换另一个人来做,皇帝本身并不参与和干涉边境事务。

像这样的做法,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担任护羌校尉,自然能够保障边境的安宁,比如说邓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如果不凑巧,派出了一位庸才废材蠢才,就会惹出大麻烦。

总的来说,西羌之乱是制度的失败,人治的失败。仅仅依靠个人的能力,或许可以保障一时的安宁,但若是想让国家长治久安,非得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不可。制度设定好了,历届的官员就算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在大体的框架内行动,也就闹不出什么太大的风浪来。反之,如果制度设定不好,一切任由官员随心所欲,牛乡长说要养牛,马乡长说要养马,朱乡长说要养猪,为官一任,折腾一方,那可就不妙了。

邓绥身处人治社会,要想让她超出时代局限,设定出一系列完美的制度,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就算是现今的法治社会,也难免出现一些权大于法、钱大于法的情况,更别说两千年前的古代社会了。

我很希望邓绥能做得更好,可惜的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邓绥在执政期间,除了遇到西羌之乱之外,她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天灾。

无论是对老百姓,还是对统治者,天灾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天灾一来,首先受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吃不饱饭,还得要交税,他们或许会饿死,或许会成为流民,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会举起锄头扁担,发起暴动,反抗朝廷。老百姓乱了,朝廷就不稳,或抚或剿,都要花一大笔钱——抚,那叫赈灾款;剿,那叫军费。不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不存在。当然,如果有钱,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惜最大的问题是没钱,或者舍不得花钱。

邓绥手下有一位御史中丞,名叫樊准。由于这几年天灾不断,要么洪涝要么干旱,导致百姓饥困,流离失所,樊准看在眼里,疼在蛋上。于是,他就上疏一封,奏言:

当前,国内有许多省市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自然灾害,情况不容乐观。为了加大对灾区的投入,切实做好灾区的重建工作,希望太后能够下令,让各政府部门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公款消费,比如说公款吃喝旅游之类的,同时精简一部分多余的行政人员,把省下来的这笔钱投入到灾区中去。

另外,由于一部分地区受灾比较严重,恐怕朝廷拨下去的赈灾款不够用,因此,建议针对这种情况,实施人口迁移政策,将一部分特别贫困的受灾群众迁移到荆州、扬州去,那里粮食产量相对较高,基本上能够满足这部分灾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如今国内形势危急,再加上西羌边境地区战火连连,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实在是内忧外患,令人寝食不安。太后,微臣以为,凡事皆有主次之分,我们应该优先处理内部问题,再去解决外部矛盾,只有先把人民安抚下来了,消除了后顾之忧,才能进行前线作战。因此,恳请太后暂时搁置西羌战事,尽早安抚民心,才是当务之急。

邓绥看完樊准的奏折,觉得很有道理,就任命樊准为光禄大夫,奔赴灾区主持救援工作。樊准去到那里之后,火速开仓赈灾,对灾民发放贷款,同时将一部分公田租赁给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让他们有田可耕,不至于饿死。在樊准的不懈努力下,灾区情况终于得以好转,大部分灾民都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一场社会危机也就因此消弭了。

平心而论,邓绥是一位比较关心民间疾苦的统治者,每当遇到天灾的时候,她都会很努力地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她这次派樊准出去赈灾,就是一个例子。

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人们普遍认为,向上天祷告,可以消除灾厄,保佑来年风调雨顺。比如说,下层百姓逢年过节会烧香拜神,又比如说,皇帝老儿会在干旱的时候,向老天爷祈雨,等等。

邓绥生活于那个时代,自然也不能免俗。公元108年,就在她派樊准出去后3个月(5月),京师发生了旱情,她考虑了一下,决定做一些善事,以感动上苍,降下甘霖。

于是,她就亲自去到洛阳城的警察局里,想要调查冤案。大家知道,这位邓绥同学的智商是很高的,侦破能力是很强的,是可以跟柯南和福尔摩斯相提并论的,如果不相信,可以回头看一下前文关于“邓绥断案”的记载,包你满意。

邓绥前几年侦破了好几件大案要案,感到信心爆棚,本以为这次来到警察局,一定能再查出几件冤案,但没想到,她查来查去,却还是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觉得非常失望。

最后,她看了看表,眼瞅着也该到了吃饭时间了,就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人。正当她一只脚踏出警察局的门槛,另一只脚也抬了起来的时候,借着眼角的余光,她忽然发现,警察局里有一个罪犯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很快又把头低下去了。

难道其中有冤情?

邓绥这么一想,就倒退着走回来了,问那个罪犯:“你刚才好像看了我一眼,是吗?”

他赶紧摇头,说:“没有,绝对没有!我哪敢抬头看您呀?”

“乖,小弟弟,不要怕,姐姐不是怪兽,不会把你吃掉的。”邓绥从包里掏出一个波板糖,递给那个罪犯,说,“来,姐姐请你吃糖!”

罪犯低头看着那个波板糖,身子有些颤抖,他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敢伸手去接。

“叫你吃你就吃呀!怕什么!”邓绥把波板糖放到罪犯手上,说。

罪犯两手捧着那个波板糖,觉得很轻很轻,又觉得很重很重,他缓缓撕开包装纸,缓缓把波板糖送进嘴里,缓缓吮吸了几口,然后,眼泪就缓缓流下来了。

“小弟弟,你哭什么呀?”邓绥温柔地问。

邓绥不说还好,一说,罪犯哭得更厉害了,他鼻涕眼泪一大把,泣不成声地说:“姐姐,你对我真好!”

“嘿嘿,我没那么好啦!”邓绥谦虚地说。

“姐姐,你能为我做主吗?”

邓绥拍着胸脯打包票:“你放心,这儿是姐姐的地盘,无论任何事,姐姐都能做主!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吧!”

罪犯说:“姐姐,我是乡下来的,前几天开着一辆手推车,想来城里进一批猪饲料。半路上,有个人拦住了我,说他突发羊癫疯,问我能不能送他去医院。我一想,去医院也正好顺路,还能顺便做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就让他上车了,去到医院之后,他掏出五毛钱,说是给我的路费,我当时心想,我学雷锋做好事,怎么能收人家的钱呢?于是,我就说我不收,但他死活要给,硬是把钱塞给了我。我没办法,只好把钱放进了兜里,但是就在此时,突然冲出一群五大三粗的壮汉,他们扑上来把我团团围住,说我非法运营,罚款五千元。

“我当时大声喊冤,说我没有,但他们却说亲眼看见我收了人家的五毛钱,证据确凿,不容狡辩。他们告诉我,如果不想被抓去坐牢,就乖乖把罚款交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们还告诉我,我有权保持不沉默,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把我打得沉默。

“我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来这么多钱交罚款啊?结果,我就被抓进牢里去了。由于我实在交不起钱,他们就说我危害公共安全,判了我死刑,准备秋后问斩。姐姐,我什么都没做,我冤枉啊我!”

邓绥一听,怒了:“这不是钓鱼执法吗?在天子脚下,堂堂国家公务员,居然做出这种事,还有没有天理了?你快告诉我,是谁冤枉了你,我给他点儿颜色瞧瞧!”

那人伸出手,指了指邓绥旁边的警察局长,说:“是他。”

邓绥把头一扭,狠狠瞪了局长一眼,问:“可有此事?”

局长啥也没说,他羞愧万分地低下了头。邓绥伸出手,在他脸上左右开弓,边抽边说:“我叫你小子钓鱼,叫你小子钓鱼……”

邓绥抽完局长,就把那个“罪犯”放出来了,把局长给关进去了。

邓绥断完这件案子之后,心情一片大好,她唱着小曲儿,蹦蹦跳跳地跑回皇宫去了。

据《后汉书·外戚传》记载,老天爷看到邓绥如此杰出的表现,也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缓解了当地的旱情:(邓绥)行未还宫,澍雨大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