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训之死，除了让羌人伤痛欲绝之外，还有一个民族，也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对三国史比较熟悉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曹操曾经出征过“乌桓”，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与汉朝东部边境相接壤，和羌人一样，他们也跟汉人时有摩擦。邓训曾经担任过“乌桓校尉”，在当地推行仁政，深得乌桓人欢心。他们听闻邓训的死讯，一个个都走出户外，狂吼狂奔，以至于万人空巷，交通混乱。当地执法人员想让他们冷静下来，但他们根本就冷静不了，现任乌桓校尉徐傿看到这种情况，感慨万千地说：“什么叫做义？这就叫做义！”
邓训死后，羌人和乌桓人专门为他建立起了祠堂，逢年过节，他们就会烧香祭拜他，希望邓训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他们过上幸福生活。
以德服人者，谓之为神！
在邓训的不懈努力下，西部边境地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羌人陆陆续续地归顺了汉人，和他们居住在了一起。但是没过几年，新的麻烦又来了——是汉人自己惹的。
本来嘛，别人归顺了你，你就得好好对待人家，可是对于某些人而言，善待他人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某些人”，指的是某些官老爷，以及某些暴发户。这些人天生就有一种不知所谓的优越感，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统统都得靠边站，他们对待本族的汉人，尚且颐指气使，至于那些外族的羌人，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要进行简单的划分，当时东汉帝国西部边境地区的人分三等，第一等毫无疑问是官老爷和暴发户，第二等则是普通的汉人平民，第三等，就是那些羌人了。可想而知，羌人在当地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样日久天长，他们心中就积下了满腔怨气。
汉安帝刘祜永初元年（？107年），此时是邓绥垂帘听政第二年。这一年夏天，东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爆发了战争，朝廷征发了数百上千个羌人，要让他们去西域作战。本来羌人的日子就不好过，这下子又要去打仗，说不定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心中的积怨顿时爆发，于是，就集体叛乱，再次与东汉帝国变成了敌对关系。
战争，终于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当时，由于羌人归附已久，手头上已经没有了可以用来作战的武器，他们就用竹竿来代替长矛，木板来代替盾牌，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抗争。而那些官老爷和暴发户们，除了会吃喝玩乐之外，屁本事没有，至于他们手下那些民兵和保安，也都是些欺软怕硬的角色，真要遇上了什么事儿，他们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
地方官员实在搞不定羌人，只能求助朝廷，邓太后和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让车骑将军邓骘率兵五万，出征西羌。
说实话，邓骘的军事才干并不高，所以，他出征之后，连遭败绩，折损了上万兵马。除了前线吃紧之外，后勤补给也难以供应，结果，他只能让部分兵马留守汉阳，自己则回到了京师。
邓骘败军之将，本应受罚，但由于他是邓太后的哥哥，所以他回去之后，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重重有赏，由车骑将军升任大将军，成了全国最高军事统帅。
至于西羌那一边，自从爆发战乱之后，就再也平定不下来了，汉羌两族之间互相仇视、憎恶、攻伐，战火连年不休，一直持续到了东汉帝国覆亡。战争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仅在邓绥执政时期，“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到了汉顺帝时期，“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至于打了胜仗之后所能得到的战利品，我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也只不过是“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而已！死了这么多人，耗费了这么多钱，竟然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值得吗？
不值得，这绝对不值得！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不应该发生的战争，错误的战争！为什么大家不能有话好商量，非得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东汉朝廷里的那些官老爷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羌人为什么要叛乱呢？为什么朝廷打压得越严重，他们的反抗就越激烈呢？乖乖当奴隶不是很好吗？只要他们不反抗，朝廷就不会打压了啊！难道他们生来就是暴民，觉得打仗很刺激很过瘾吗？
耶稣曾经曰过：“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送给他打。”
光荣伟大绝对正确的官老爷，只信仰官僚主义，自然是不信仰什么基督教的。官老爷不信耶稣，却认为别人会信耶稣，他一边抽打别人的右脸，一边高呼道：“快点，把你的左脸也伸过来！”
没想到，别人却不买官老爷的账，他一下子把官老爷推倒在地，左一锤子右一锤子，揍得官老爷鼻青脸肿，哭爹喊娘：“哥们儿，你不是信耶稣的吗，干嘛要揍我？”
“老子是无神论者！”官老爷被打晕之前，听到了这样一声怒吼。
据我推测，官老爷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四海之内皆贱民，贱民活该受奴役；第二，暴力一定能使人屈服，如果别人没有屈服，那是因为不够暴力。
千百年来，这种狗屁逻辑深深根植于官老爷的脑海中，甚至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他们践踏民众的生命与尊严，不给别人留下活路，却要求别人逆来顺受，不得有丝毫反抗。然而他们不明白，暴力只能使别人暂时屈服，如果长期使用暴力镇压，就会把别人逼入鲁迅所说的那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
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爆发战争就是必然的。这一次，贪婪的官老爷，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羌人进行大肆压榨和剥削，他们本以为能得到什么好处，然而，没有。非但没有，反而把东汉帝国拖入了无尽的深渊，耗费了大量的国民财富，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强奸不成反被日”，悲剧啊！
很显然，爆发这样的战争，对汉羌两族人民都是深重的灾难。那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邓绥应该要负主要责任，毕竟，她当时身为最高统治者，却没能管理好她的国家，导致爆发了战争，无论怎么说，她都脱不了干系。但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要这样算的话，似乎东汉历朝皇帝都要负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在当时的西部边境地区，羌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是一直存在的，区别在于，前期的摩擦比较小，越到后期，摩擦越大。东汉皇帝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剿为主，抚为辅，如果要说错，那么错的不只有邓绥一个。
依我个人之见，要想妥善处理好边境矛盾问题，有两个条件是必要的：第一，强大的军事实力，保证别人不敢来打你；第二，创造一个友好和睦的环境，使两国人民都能在边境贸易中获利。换句话说，你要想边境无事，要么就把别人打得远远儿的，比如说汉武帝打匈奴；要么就好好对待人家，比如说邓训实施的怀柔政策。
根据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东汉中后期是一个尴尬的时代：要说军事实力，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打了这么久的仗，烧了这么多的钱，还没有把羌人搞定；要说政策制度，好像也差了那么一点点，只想着要剥削压迫羌人，却没有给过羌人什么好处，也难怪羌人要闹事了。
如果说，邓绥能够借鉴她父亲邓训的经验，颁布一条法令，对西羌以抚为主，剿为辅，那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可惜，她借鉴的是前代皇帝的经验：任命一位“护羌校尉”，由他来全权负责西羌方面的工作，或抚或剿，皆由护羌校尉来决定，如果这个人做不好，就换另一个人来做，皇帝本身并不参与和干涉边境事务。
像这样的做法，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担任护羌校尉，自然能够保障边境的安宁，比如说邓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如果不凑巧，派出了一位庸才废材蠢才，就会惹出大麻烦。
总的来说，西羌之乱是制度的失败，人治的失败。仅仅依靠个人的能力，或许可以保障一时的安宁，但若是想让国家长治久安，非得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不可。制度设定好了，历届的官员就算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在大体的框架内行动，也就闹不出什么太大的风浪来。反之，如果制度设定不好，一切任由官员随心所欲，牛乡长说要养牛，马乡长说要养马，朱乡长说要养猪，为官一任，折腾一方，那可就不妙了。
邓绥身处人治社会，要想让她超出时代局限，设定出一系列完美的制度，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就算是现今的法治社会，也难免出现一些权大于法、钱大于法的情况，更别说两千年前的古代社会了。
我很希望邓绥能做得更好，可惜的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邓绥在执政期间，除了遇到西羌之乱之外，她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天灾。
无论是对老百姓，还是对统治者，天灾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天灾一来，首先受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吃不饱饭，还得要交税，他们或许会饿死，或许会成为流民，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会举起锄头扁担，发起暴动，反抗朝廷。老百姓乱了，朝廷就不稳，或抚或剿，都要花一大笔钱——抚，那叫赈灾款；剿，那叫军费。不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不存在。当然，如果有钱，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惜最大的问题是没钱，或者舍不得花钱。
邓绥手下有一位御史中丞，名叫樊准。由于这几年天灾不断，要么洪涝要么干旱，导致百姓饥困，流离失所，樊准看在眼里，疼在蛋上。于是，他就上疏一封，奏言：
当前，国内有许多省市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自然灾害，情况不容乐观。为了加大对灾区的投入，切实做好灾区的重建工作，希望太后能够下令，让各政府部门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公款消费，比如说公款吃喝旅游之类的，同时精简一部分多余的行政人员，把省下来的这笔钱投入到灾区中去。
另外，由于一部分地区受灾比较严重，恐怕朝廷拨下去的赈灾款不够用，因此，建议针对这种情况，实施人口迁移政策，将一部分特别贫困的受灾群众迁移到荆州、扬州去，那里粮食产量相对较高，基本上能够满足这部分灾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如今国内形势危急，再加上西羌边境地区战火连连，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实在是内忧外患，令人寝食不安。太后，微臣以为，凡事皆有主次之分，我们应该优先处理内部问题，再去解决外部矛盾，只有先把人民安抚下来了，消除了后顾之忧，才能进行前线作战。因此，恳请太后暂时搁置西羌战事，尽早安抚民心，才是当务之急。
邓绥看完樊准的奏折，觉得很有道理，就任命樊准为光禄大夫，奔赴灾区主持救援工作。樊准去到那里之后，火速开仓赈灾，对灾民发放贷款，同时将一部分公田租赁给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让他们有田可耕，不至于饿死。在樊准的不懈努力下，灾区情况终于得以好转，大部分灾民都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一场社会危机也就因此消弭了。
平心而论，邓绥是一位比较关心民间疾苦的统治者，每当遇到天灾的时候，她都会很努力地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她这次派樊准出去赈灾，就是一个例子。
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人们普遍认为，向上天祷告，可以消除灾厄，保佑来年风调雨顺。比如说，下层百姓逢年过节会烧香拜神，又比如说，皇帝老儿会在干旱的时候，向老天爷祈雨，等等。
邓绥生活于那个时代，自然也不能免俗。公元108年，就在她派樊准出去后3个月（5月），京师发生了旱情，她考虑了一下，决定做一些善事，以感动上苍，降下甘霖。
于是，她就亲自去到洛阳城的警察局里，想要调查冤案。大家知道，这位邓绥同学的智商是很高的，侦破能力是很强的，是可以跟柯南和福尔摩斯相提并论的，如果不相信，可以回头看一下前文关于“邓绥断案”的记载，包你满意。
邓绥前几年侦破了好几件大案要案，感到信心爆棚，本以为这次来到警察局，一定能再查出几件冤案，但没想到，她查来查去，却还是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觉得非常失望。
最后，她看了看表，眼瞅着也该到了吃饭时间了，就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人。正当她一只脚踏出警察局的门槛，另一只脚也抬了起来的时候，借着眼角的余光，她忽然发现，警察局里有一个罪犯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很快又把头低下去了。
难道其中有冤情？
邓绥这么一想，就倒退着走回来了，问那个罪犯：“你刚才好像看了我一眼，是吗？”
他赶紧摇头，说：“没有，绝对没有！我哪敢抬头看您呀？”
“乖，小弟弟，不要怕，姐姐不是怪兽，不会把你吃掉的。”邓绥从包里掏出一个波板糖，递给那个罪犯，说，“来，姐姐请你吃糖！”
罪犯低头看着那个波板糖，身子有些颤抖，他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敢伸手去接。
“叫你吃你就吃呀！怕什么！”邓绥把波板糖放到罪犯手上，说。
罪犯两手捧着那个波板糖，觉得很轻很轻，又觉得很重很重，他缓缓撕开包装纸，缓缓把波板糖送进嘴里，缓缓吮吸了几口，然后，眼泪就缓缓流下来了。
“小弟弟，你哭什么呀？”邓绥温柔地问。
邓绥不说还好，一说，罪犯哭得更厉害了，他鼻涕眼泪一大把，泣不成声地说：“姐姐，你对我真好！”
“嘿嘿，我没那么好啦！”邓绥谦虚地说。
“姐姐，你能为我做主吗？”
邓绥拍着胸脯打包票：“你放心，这儿是姐姐的地盘，无论任何事，姐姐都能做主！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吧！”
罪犯说：“姐姐，我是乡下来的，前几天开着一辆手推车，想来城里进一批猪饲料。半路上，有个人拦住了我，说他突发羊癫疯，问我能不能送他去医院。我一想，去医院也正好顺路，还能顺便做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就让他上车了，去到医院之后，他掏出五毛钱，说是给我的路费，我当时心想，我学雷锋做好事，怎么能收人家的钱呢？于是，我就说我不收，但他死活要给，硬是把钱塞给了我。我没办法，只好把钱放进了兜里，但是就在此时，突然冲出一群五大三粗的壮汉，他们扑上来把我团团围住，说我非法运营，罚款五千元。
“我当时大声喊冤，说我没有，但他们却说亲眼看见我收了人家的五毛钱，证据确凿，不容狡辩。他们告诉我，如果不想被抓去坐牢，就乖乖把罚款交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们还告诉我，我有权保持不沉默，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把我打得沉默。
“我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来这么多钱交罚款啊？结果，我就被抓进牢里去了。由于我实在交不起钱，他们就说我危害公共安全，判了我死刑，准备秋后问斩。姐姐，我什么都没做，我冤枉啊我！”
邓绥一听，怒了：“这不是钓鱼执法吗？在天子脚下，堂堂国家公务员，居然做出这种事，还有没有天理了？你快告诉我，是谁冤枉了你，我给他点儿颜色瞧瞧！”
那人伸出手，指了指邓绥旁边的警察局长，说：“是他。”
邓绥把头一扭，狠狠瞪了局长一眼，问：“可有此事？”
局长啥也没说，他羞愧万分地低下了头。邓绥伸出手，在他脸上左右开弓，边抽边说：“我叫你小子钓鱼，叫你小子钓鱼……”
邓绥抽完局长，就把那个“罪犯”放出来了，把局长给关进去了。
邓绥断完这件案子之后，心情一片大好，她唱着小曲儿，蹦蹦跳跳地跑回皇宫去了。
据《后汉书·外戚传》记载，老天爷看到邓绥如此杰出的表现，也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缓解了当地的旱情：（邓绥）行未还宫，澍雨大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