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过度监管会导致一些可笑的后果——尽管当事人一定不这样觉得。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的一名妇女乔伊·布卢尔的经历便是典型代表。她在圣奥斯特尔的家中开办了一个遗弃宠物龟收容所，并经营了40年。
她收养了近400只乌龟，并给它们都取了名字，为此每年需要投入2.5万英镑。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布卢尔夫人向每位参观者收取3英镑的费用。
2011年夏天，布卢尔接到当地政府发来的一份通知，表示乌龟花园已经重新分类为动物园。所有乌龟在进入布卢尔夫人的救助站之前，都是本地固有的家庭饲养宠物，但是政府准备将这些乌龟归类为野生动物。政府给了布卢尔夫人35天时间申请一份动物园执照。如就在我几尺之外，潜伏着一群凶猛的“野兽”。高薪厚酬的政府官员担心它们逃窜并袭击市民，于是花了好几年时间来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就是被地方政府界定为“野兽”的家伙们——乌龟！
果逾期不办，她可以在28天内提出上诉。如果败诉，收容所将被强制停业。
动物园执照仅需275英镑，但是如果布卢尔夫人申办后，每年都要接受中央政府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的审查，为此需要支付1000英镑。这些额外费用虽然昂贵，但是她还可以忍受。最让布卢尔夫人绝望的是，视察人员要求她必须盖一间新畜舍，并为乌龟提供自来水。但当地政府的另外一个部门告诉她，他们不会允许她建造这样一座畜舍。
更为糟糕的是，本地政府坚决要求所有乌龟必须植入芯片，以防它们逃出救助所时也能够轻易被辨别。但是，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布卢尔夫人说：“即使它们逃脱，也不会跑得很远。我们的乌龟都已经彻底家养，就像小狗一样整天跟着我们转。”它们每小时的平均移动距离也不过0.3公里而已。
布卢尔夫人面临的困境使她获得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每日邮报》专栏作家黎德尊，他对负责制定这一决策的当地政府官员兰斯·肯尼迪进行了猛烈抨击。首相卡梅伦也给布卢尔夫人寄信表示对其遭遇的同情，但是，他又觉得，他不得不支持当地政府的决定。
肯尼迪先生为自己辩解说：“在实施这项法律之前，我们向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进行了咨询。他们都反馈说，这是一座动物园，如果不考虑动物行为，仅从定义上来看，乌龟属于野生动物。从立法角度来看，这条法律的确荒唐可笑，但是它毕竟是法律。”
2011年9月，乌龟花园被迫关闭。由于当地政府严格坚持原则，康沃尔人最终远离了这些“危险的”野生动物，终于“安全”了！
本地人都无法通过的公民身份考试
大卫·博西，一位30岁的澳大利亚人，他已经在英国定居七年了。他学历很高，在产业中引入更多的法规通常是出于最好的主观意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或者防止腐败。但是有时在西方，政府制定一些额外的规定，只是想证明他们在做事。
有两个硕士学位，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工作人员。简单来说，他就是那种能够推动英国进步的移民。
在过去的七年中，博西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多钱在申请签证上。现在是他第五次申请签证了。他希望申请一个最终能够无限期留在英国的签证，这很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从2005年开始，所有申请无限期留在英国签证的人都必须首先通过一个叫作“生活在英国”的考试。
教授去拜访博西时，他正在为考试做准备。考试中没有你想的那种像皇家历史或是英国国旗的起源这样的问题，参考书中都是人口数据、人口统计资料和一些让人觉得毫不相关的问题，比如非法毒品使用等。还有一段很长的文字，是关于英国四个组成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守护神的。“申请签证的评价指标包括，”大卫评论说，“像你的工作经历、你的任职资格和你的收入。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提供这些资料就足够了。我不认为应该去考什么试。”
英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有所谓“公民身份考试”的西方国家。二十七个欧盟国家中，超过半数都有这种考试，多数国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开始实施这一考试的。那么考试的意义是什么呢？欧洲的政客声称公民身份考试能够打击非法移民。但是参加考试的人们已经为官方体系知悉，而那些想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国家的人也不会去登记参加考试。
那么举行这些考试能够获得什么好处呢？这项考试倒真的让政府官员赚了钱，并帮他们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每年有8万人参加“生活在英国”的考试，每个人要交50英镑的考试费，合计就是400万英镑。英国政府声称，通过考试所需要的知识对于任何在英国生活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博西对此表示非常怀疑。他所有的英国朋友看了他的参考书后都说，他们觉得自己要是去考试的话肯定不能通过。
为了验证大卫的看法，我们在一家酒吧里组织了一个小测验。这个小测验从“公民身份考试”中选题，参加考试的人大部分都是一辈子住在英国的本地人。一个典型问题是：“在上学年龄的孩子中，是男孩吸烟多还是女孩吸烟多？”那是个非常有趣的夜晚，但是我们得到的分数却惨不忍睹。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英国”考试中的问题和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毫不相干。
幸运的是，博西通过了考试，他现在已经可以申请无限期留居英国的签证了。但是这似乎很荒谬，他必须比一般的英国人还要了解英国才能申请留在那里。
“生活在英国”考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西方国家有许多不必要的官僚法规体系。西方政府希望自己看起来在做一些对选民来说很重要的事——在这个例子中就是移民事宜——但他们既没有权力（例如由于欧盟立法的限制）也没有意愿去实施有效的行动。
悲剧性的后果
有时候，西方的官僚法规所导致的后果就远没有好笑这么简单了。2009年，在英格兰中部拉夫堡专门为脑部受伤患者提供护理的亚伦护理院（Aaron’sUnit），一位18岁的患者詹姆斯·布拉泽胡德听到外面有摩托车驶过，爬上窗台希望看一看。显然，这十分危险，因为布拉泽胡德是被绑在一辆轮椅上的。但是，工作人员根据规定不得对患者进行肢体干预，以防自己受伤（其实，他们内心害怕医院将遭到起诉）。他们能做的只是口头劝说这位患者自己下来。但是，他就是不听。当护理人员只能无助旁观时，布拉泽胡德摔倒在地板上，脑袋重重地撞到了地上而造成致命的伤害。在调查布拉泽胡德先生死因时，一位官员解释说：“健康和安全政策规定，当别人摔倒时，你不得以拉拽方式加以阻止。”
官僚制度影响救助生命效率（虽可能不太直接）的另外一个实例便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多年来收集的大量数据。这几乎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医疗记录数据库。从理论来说，这个数据库对疾病治疗和疾病预防研究都极有帮助。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访问相关记录极为烦琐与缓慢。
《资料保护法》（DataProtectionAct）是一项极为官僚和复杂的法案，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如果研究人员希望查阅这些医疗记录，可能要花上一年时间才能获得批准。此后，他们每年还要再申请一次。这不仅增加了研究成本，同时也影响了科研进度。英国心脏病基金会（TheBritishHeartFoundation）是一个预防心脏病患者死亡的慈善组织，它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突出揭示了这些问题。该基金会医学这片有着风车、郁金香和很多自行车的国土以它自由的法律而闻名于世。在荷兰，人们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想什么，自由主义在荷兰是件大事。尽管这个国家出名地自在，百姓有时却非常愤怒。这一矛盾体现在一件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视为非法的事情上——吸食大麻。
1976年，荷兰允许在一些叫“咖啡厅”的、获得许可的地方贩卖大麻。几年之内，荷兰全国有将近一千家咖啡厅在卖卡布基诺咖啡的同时贩卖大麻。来自全欧洲的人们来到这里，只为可以合法地吸食大麻。
总监为报告所做的介绍指出：“过分复杂的监管和行政体系阻碍了医学研究的发展。法律框架不清，研究者申请同一个项目涉及多个机构，让人疲于奔命，使重要项目拖延长达数年之久。这不仅增加了经济成本，还会增加社会成本，研究成果被推迟，对患者性命攸关的改进方案也无从实现。”
太多的行政法规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自由与法规的对抗——荷兰的大麻辩论
西方关于法规的辩论一直围绕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展开：一方面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另一方面是敦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控制。
多年以来，荷兰政府一直允许少量的大麻消费和销售，前提是在一些拥有特别许可证的咖啡厅中进行，不过把这些地方称为“咖啡厅”的确非常具有误导性。外国人经常认为，大麻在荷兰是合法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当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人们使用大麻。警察一般不会起诉小规模大麻出售者和以私人消费为目的的大麻购买者。试图控制这种不良而又不可避免的行为是荷兰的一种典型处理方式。对于卖淫嫖娼，荷兰也采取了类似政策。
在荷兰人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其他国家对大麻的态度不够开放。因此，荷兰吸引了大批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麻吸食者。然而，从欧洲其他国家来的大麻吸食者的数量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最近不得不采取了限制措施，仅允许在荷兰拥有居留权的人可以进入此类咖啡厅。当然，这一政策又引发了更多争论。
戴雨果教授去了一趟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采访了一些参与这场争论的当事者。他首先采访了马斯特里赫特市市长，市长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中接待了教授，里面装饰了一些18世纪左右中国画的荷兰仿制品。教授首先询问了荷兰政府对待大麻的特殊态度。
市长解释说：“我们与大麻存在一种特殊关系。起初，来这里的外国游客很少，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开始允许荷兰人在家种植大麻，外国游客才变得多起来。你可以到一些商店购买种子和相关种植设备。”
教授接着提问：“既然许多人都持否定意见，为什么荷兰还允许大麻消费呢？”“哦，我想应该是自由感所致。荷兰人崇尚自由思想，如果你想吸食大麻，那是你自己的事。此外，如果国家允许大麻在政府控制下有限地流通，我们便能确保大麻以公平价格销售，合乎健康标准，质量优良。荷兰是一个崇尚贸易的国家，所以我们允许自己的国民从事大麻买卖。不过，这种东西对外国人确实很有吸引力。”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度的变化呢？”教授追问道。
“在过去的20或30年，尤其在马斯特里赫特，许多外国人进入荷兰，从而引发了很多问题——包括交通、噪音和社区矛盾。马斯特里赫特的大多数人都表示，‘我们要将这些人赶走’，所以我们修改了制度。”
“那新制度是如何实施的呢？”“我们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改变。第一，咖啡厅只允许拥有荷兰居留权的人进入。例如，在马斯特里赫特生活的德国和中国学生也可以进入，但是其他国家的人不可以。你必须知道，我管理的这座城市有12万人口。但是，这些咖啡厅每年接待的消费者高达250万到300万人次，60％为外国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只是为了去咖啡厅消费，并不是为了荷兰的文化、购物或者参观古教堂。
“我们还希望减小咖啡厅规模，控制流通量，规定每个咖啡厅的注册成员上限马斯特里赫特市颁布了一个地方条例，规定所有想使用特殊咖啡厅的荷兰本国居民必须持有名为“烟草证”的许可证。你来到咖啡厅，首先看看你的名字是否在已经注册的2000人的名单上。如果你不在，那么你不能进去。如果警察和地方官员在咖啡厅里看到你，你又不在名单上，他们会关了那家咖啡厅。
为2000人，他们每天都可以进入咖啡厅消费。我们将他们持有的证件称为‘烟草证’（WeedPass，其中weed是一种行话，意思是大麻）。其实，那并非真正的许可证，只是一张身份卡，拥有它你便可以进入咖啡厅吸食或者购买大麻。如果你不属于2000名注册客户，便无法进入。如果警察或者政府官员发现咖啡厅内有未经注册的人员，我们便会对咖啡厅实行惩罚。第一次，我们将对咖啡厅所有者提出警告。如果再次发现，我们便会将其关闭。我的主要管理对象是那些咖啡厅老板，不是到那里消费的人员，尽管从技术角度讲，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我们希望向人们证明，我们会坚决地实施新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有利于荷兰社会和所有人的安全。”
“这种制度是否遭到了反对？是否有人因此与市长您为敌？”教授问道。“为敌？不，没有。当然，咖啡厅老板并不喜欢这个新规定，在旧制度下，他们每个月都能挣数百万。但是，他们应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但是，我必须说，这座城市的市民，很多人都写信向我表示‘30年之后，我们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城市’。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对于那些过去无须注册、现在不得不这样做的人来说，情况又怎么样？他们是否对您心存不满？”
“我的确听到过这种议论，尤其是年轻人，但是没有问题，他们可以注册。不过，我也注意到很多人害怕注册。他们担心找不到工作，或者丢掉现有工作。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见到的。这是我们近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