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医疗保健体系的范围已经不再是启动初期的保证人们能够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了。“各个地区的医疗保健体系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布莱克莫尔解释道，“所有的压力归结到一点便是需要更多的开销。原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个原因是迅速发展的医学科学研究，我们正经历着生物医学研究最为生机勃勃的时期，在这样的进程中，我们有了更加昂贵的药物、天价的外科手术或是预防措施，又或者是某些天价疫苗。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开销越来越大。”所有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国家资金的压力都越来越大。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现在成了世界上拥有最多员工的部门之一。正如詹姆斯·巴塞洛缪评论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许多在那里工作的人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以至于大量的资金都贡献给了这些人，而不是那些真正照顾病人的人。”
欧洲纳税人将自己收入的将近一半上缴国家，虽然每个人的纳税比例不同，但是医疗卫生和福利支出总是占据着很大比例。奥巴马总统企图向美国的医疗体系注入更多资金，却被大多数人反对，他们担心税收会增加，还拿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做反例。所以如果国家和私立体系都有缺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詹姆斯·巴塞洛缪相信：“正在形成的一种最好系统可能就是既有健康储蓄账户，又有保险，就像瑞士和荷兰那样。你有一个存款账户，而且有责任向里面存款，当你使用医疗卫生服务时，使用的是自己的钱。与此同时，如果有什么灾难性的事发生，保险会进行赔付。将二者融合起来非常复杂，但这意味着私人和公共供应商相互竞争，因此会更加高效。我认为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媒体MEDIA
媒体是一个全球型产业，能够改变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最大的媒体公司覆盖了整个欧洲大陆，其影响力也是如此巨大。这是一个主要的潜在问题。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困境，他们的媒体非常强大，有些人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人们想知道媒体是否得到了充分的管理，但又担心过多的管理会束缚新闻业，让我们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
最近，这一争议的焦点集中在鲁伯特·默多克身上，他是实力最强的传媒大亨，他拥有的报纸和电视频道覆盖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在英国，默多克是政府正在进行的一项针对媒体的调查的焦点。调查结果发现默多克的新闻记者黑进了明星和政客的电话系统。
夏洛特·丘奇，一位著名的国际歌星就曾被一则这样的丑闻影响。“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很牵强的说法，”她告诉我们，“有人盯着你，窃听你的电话等等。你很难相信，甚至会说这很荒谬，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这绝对是违法的，我们所在的国家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虽然相关法规非常严格，但还是发生了窃听电话的事情。人们认为默多克对政客们的影响力和控制是导致这样的丑闻长久以来未被曝光的原因。
伊恩·希斯洛普是一个讽刺性杂志的主编，该杂志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这一丑闻。他相信，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客的胆怯。
“他们怕默多克都怕了四十多年了，”他这样说，“他们吓得都要去讨好默多克，因为他们相信默多克是他们选举成功的关键。”换句话说，政客们之所以让传媒大亨们为所欲为，就是因为害怕自己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他们认为不论媒体说的是对或错，都比自己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见。
在这之前，人们已经因为媒体滥用权力而感到愤怒：媒体推销自己的想法，诋毁人们的名誉，逐步破坏道德；网络可能引发的儿童暴力倾向和堕落行为也令人担忧；窃听丑闻使一些媒体人的不道德行为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这让许多西方人要求就媒体的运作建立更严格的法规。但是如果国家控制了新闻业，那些见不得人的真相还会被曝光吗？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如果国家在报纸出版前进行检查，那么新闻记者肯定就无法写作，”希斯洛普如是认为，“你能想象那些经过国家监管部门层层筛选后的报道吗？政客、法官、警察对其进行查看，你可以想一下，他们会说‘哦，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将这样的事昭告天下’。”
法官莱韦森领导的调查可能成为西方媒体的转折点。其中的关键在于合理规范媒体又不致破坏新闻业的言论自由。
希斯洛普担心的是：“一旦莱韦森做出报告，他会试图通过国家来管理新闻界，而我完全反对这一点。我相信莱韦森调查最重要的一点教训就是整个一团糟的状况被一位《卫报》的记者曝光了。这就是言论自由的证明——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由警察或政客主导，而是一位记者。”另一方面，夏洛特·丘奇却认为英国新闻媒体根本就不是真的自由：“这远远称不上是言论自由。”她因自己痛苦不堪的亲身体验发出感慨，“几乎没人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发言权由几家大公司控制，他们太强大了，垄断了整个市场，他们甚至能够插手政治等方面，这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关于媒体管理的争论可能已经过时了。在西方世界，社交媒体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媒体形式。保罗·里维斯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分析了新媒体的工作方法，他认为：“警察根本无法去管他们。每天有超过一亿五千万条微博发布。新闻记者会犯错，而我们也经常犯错，但追究我们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改正，会比追究媒体的责任更容易一些。我认为现在的新闻界比以前更加多元化了。”
法规REGULATION
西方世界的崛起靠的是个体企业，个体企业的发展靠的是政治体系中的法律制约和自由权利。如今，许多西方人担心，他们已经没有了能克服经济危机所需的那种自由。
安妮·威德康，前英国政府部长曾强烈反对过度管理，她相信“官僚主义是英国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我觉得这能够毁掉那些企业，也会让普通市民痛苦不堪。我认为这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杰拉尔德·莱昂斯，渣打银行的总经济师，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定义国家的权限。“显然，需要在福利方面建立社会安全网，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他说，“需要社会安全网来提供教育，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而西方政府往往参与过多，开支太大，并且只考虑眼前问题。”
西方世界进步的支柱显然是没有政客过分干涉的法律。但是现在，人们被那些无谓的恼人管理条例束手束脚。以欧盟为例，其创建就是为了管理欧洲大陆的市场，现在它却变成了能自己制定法律的政治实体，而这些法律法规对许多不同国家的人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结果，欧盟成员国不仅要遵守自己国家的法律，还要遵守欧盟的规则。
渔业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一项渔业政策，以保护鱼类的存储量。安妮·威德康说：“最初的目标非常合理。欧盟就是为了保存鱼类剩余量和匮乏的资源，让生产保持平衡，保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但是贯彻落实这些条款时，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了新的拥有特权的官员阶层。“关于大多数法律，”威德康继续说，“如果你想要实施它，如果你试图滴水不漏地实施，那么就会有一个巨大的官僚主义体系来强制实施，结果检察人员的人数比实际以该法律规定为生的人还要多。”
特里·辛普森，一位我们在第六章中讲述的渔民的经历证实了威德康的观点。
辛普森是村里最后一位渔民，却有五名官员监督他捕鱼。他们在强制辛普森把很好的鱼扔回海里的时候，能够获得丰厚的薪水，而辛普森努力劳动得到的收益，只有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三分之一。显然，这一荒谬的情况值得我们再次思考。但是想要有所改变并不容易，因为很多人都依赖着如此的官僚制度为生。
安妮·威德康认为其中的道理非常清楚。“如果想要保护企业和生产发展，那就必须尽量让国家的干预降到最低，而非最高。”她总结道，“所以我要对那些突然体会到企业、贸易和赚钱好处的国家说，保持住，因为你有可能扼杀这一切。”
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例如中国的明朝，政府制定的过度的规章制度和企业国有化扼杀了贸易和商业的自由发展，同时期的英国和荷兰却进行了撼动整个世界的企业改革。但是，这一切只会在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发生。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因为国家让人们自由地去工作、去创造。这也正是现在西方国家应该重新学习的一课。
主题和关系
如果逐个阅读本书中的六个章节，其间的关系可能不太明显，但如果综合考虑，本书的主题就浮出水面了。
社会分化（SocialFragmentation）
总的来说就是社会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过于分裂。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一家人不再坐在一起吃饭，到银行家不再关心其行为对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影响。让西方世界的人们参加同一个项目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好像处于不同的兴趣小组，方向各不相同。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似乎已经失去控制。西方人在自我认识上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更有独立性，这一品质在西方取得历史成就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是，如果过于极端，个人主义也会成为一种毁灭性因素。
缺乏界限（LackofBoundaries）
贯穿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是缺乏界限。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和执政人员糟糕的决策，西方世界对权威人物的尊重已经明显下降。这些权威人物包括政治家、宗教领袖、警官、教师和家长。年轻人可以效仿的楷模十分匮乏，人们崇拜的都是体育和演艺明星，甚至那些貌似聪明去挑战制度法规的罪犯。许多西方人似乎没有了生活的向导，或者拒绝可用的向导，结果就是他们因此吃了苦头。
戴维·拉梅，一位拥有印裔血统的英国下议院议员，他在伦敦托特纳姆区长大，也就是2011年伦敦暴乱的发源地。他认为西方社会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都来自家庭和社区观念的瓦解。最近他在一份报纸上撰文说：“从我的青年时期开始，许多为青少年指明界限和指导方向的社会机构就已消失。我们的社区变得只剩下空架子，我们几乎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再在亲属附近居住。”
拉梅认为，父亲角色缺失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尤为不利。他认为青少年“靠消费文化支撑，认为身份和自尊都是可以买到的（或掠夺到的，就像一年前暴乱中我们看到的那样）。更糟糕的情况是帮派文化，这种文化认为权力和尊重是由恐吓得来的。如果没有人教孩子们如何表现男子气概，其结果将是非常有害的”。
在骚乱中被捕的人中，十个有九个是男性。拉梅措辞谨慎地说：“如果有个男人能够坐下来和他们聊聊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男人，而不是盲目崇拜饶舌音乐和暴力的电动游戏，这些男性暴乱者中有多少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福利依赖（WelfareDependency）
和戴维·拉梅一样，澳大利亚学者肯尼斯·米诺格，伦敦经济学院前政治学教授，也认为家庭解体是引发西方社会许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这一根本社会单位的分裂是因为新出现的政客鼓励人们沉迷于福利社会。他认为：“如今福利国家所提供的人们在危急时刻所需要的帮助，正是过去一个团结的家庭所能给个体提供的支持。过去，依赖你的家庭意味着你和家庭成员之间要保持很好的关系，你能从家庭中获得物质利益。福利国家为人们提供了以前能从家庭中获得的所有帮助，这使得家庭内部的团结越来越弱，最终土崩瓦解。”米诺格说，福利国家的另一个后果是变相促使人们成为了孤独无助的人，而这也给了政府理由来进一步控制他们的生活。他说：“社会福利国家主义造成我们社会中无能的人越来越多。例如，那些年轻的女孩怀孕后没有任何能力养活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照看自己的孩子，于是政府开办学校，教她们如何看孩子做饭，而这在过去应该是由父母教给她们的。”统治者无能造成了不好的情况，他们现在还要求更多权力，以便改善这些情况，理由是超大的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宣称拥有的权力越大，就越能够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就陷入了令人沮丧的恶性循环。
米诺格希望政客们不要再为穷人们提供救济，否则他们将永远贫困。拉梅希望政客们监督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他们才能够重新和家庭及社区融合，另外还要保护他们不受媒体的影响。拉梅说：“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它允许人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但后自由主义是我所提倡的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主义。”
昔日确定性的丧失
西方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失去了像过去那样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确定性。其中两点尤为明显。第一个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经济优势。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现在正在向主要西方国家逼进，似乎超越西方只是时间问题，尤其是中国。对一直掌握经济霸权的地区来说，这很难接受，更难适应。
西方人自信心备受打击的第二个方面是其对社会体系和机构的信任，这个体系是西方得以发展的最初原因。从历史来看，第一个失去传统权威的是基督教。一千多年以来，宗教是西方生活的基石。但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都削弱了宗教的权威地位。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曾说过一句名言：“上帝死了。”但是，他的结论可能有些为时过早——相信上帝者的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英国所做的调查，1870年为70%，120年后，大约仍为这一比例）。但是，经常去教堂礼拜或信仰基督教某一分支的虔诚信徒的数量已经急剧下降。这对西方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这也影响了人们对道德是非的共同认识。
另一个近年来权威性遭到严重破坏的体系是政治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媒体的发展，它将政客们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媒体经常揭露政客的缺陷和丑闻，例如欧洲议会成员篡改支出费用，尼克松总统对竞选对手办公总部进行窃听等。新一代职业政客的出现也是原因之一。与以往相比，这些政客与其代表的民众联系越来越松散。这些变化使人们对政治和政客们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认为他们缺乏应有的领导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