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
明朝的建立和巩固
1368年，朱元璋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1371年，元顺帝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去世，其爱酋识礼达腊即位，并率领残部退到漠北，史称北元。
北伐军在进军的同时，南征军也在汤和的带领下迅速消灭了方国珍、陈友定。之后的10年之间，山西、东北相继也被平定。朱元璋经过20年的南征北战，终于平定了各地的割据势力，除了北元割据漠北外，中国大部分地区逐渐实现了统一。
朱元璋依靠武力一统中国，开国之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他汲取元朝灭亡的经验，认为大明王朝若是要长治久安，便必须要独揽皇权。为了达到这一点，朱元璋开始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由此拉开了他刚猛治国的序幕。
朱元璋首先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公元1376年，他下令废除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行政、司法和军事。三者地位平等，共同向中央政府负责。到了1328年的时候，明朝全国共有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云南等13个布政使司。布政使用权司的各级官员都是由中央直接委派，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统治网络。
中书省被废除之后，朱元璋紧接着又大力改革监察机构。元朝中央的监察机构叫做御史台，朱元璋将其改为都察院，职能是纠察百官的错误。都察院下设置了13位监察御史，以一个布政司为一道，负责监察和检举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虽然监察御史只是一个七品官，但权力却非常大。朱元璋用这种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方法来牵制各级官员。
在历史剧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三司会审”这个词。所谓“三司”，便是“三法司”。朱元璋在中央设立了大理寺，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对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审理的案件进行复审，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合称为三法司。遇到大案便需要三司会审，三司的权力一分为三，互相牵制，大权不会落于任何一司之中。同时，朱元璋还废黜了丞相这一职务。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也就是说，皇帝将皇权、相权全部掌控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样一来，皇帝便要处理更多的政务。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皇权空前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即便如此，朱元璋依然对官员非常不放心，于是他又设立了锦衣卫这个特务组织。
锦衣卫是直接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为身着橘红色的衣服，骑着马，所以又称为“缇骑”。
从明朝初年的“缇骑”只有几百人，发展到明朝后期已经有10多万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执掌侍卫、缉捕、刑狱等事务。这为明代后来的皇帝起了个坏头，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明代特务统治。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与官员的管理，并创立了卫所制度。明朝初年，全国的卫所、都指挥使司都由大都督府管。公元1380年，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度的同时，还废除了大都督府，改立中、左、前、右、后五军都督府，将兵权一分为五。但朱元璋依然非常不放心，还规定五军都督只有统兵权，而没有调兵权。兵部有任免、训练权，但却没有统兵权。五军都督和兵部相互钳制，遇到战争决定权便在皇帝的手中。只有皇帝下令，兵部才能颁发调兵的命令，都督府的长官才能奉命作为将军率军出征。这项制度，使军队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从军事上加强了皇权。
后世对朱元璋创立的一系列制度褒贬过半。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行政、监察、军事这三个方面统治机构的相互独立又相互钳制，使用权皇帝独揽了一切大权。朱元璋得天下不易，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固守。因此，他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统治和权力构成威胁，甚至那些被他认为会对其子孙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朱元璋也绝不手软，因此，造成了后来屡兴大狱和滥杀大臣的悲剧。
在朱元璋强权统治时期，出过非常有名的三件大案子，分别是“胡蓝案”、“空印案”和“郭桓案”。这三个大案，导致很多原本跟随朱元璋夺取天下，建立明朝的开国功臣遭到了无辜的杀害。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对丞相胡惟庸专权擅政、结党营私、骄横跋扈的行为非常不满，采取了种种措施制约他。1380年正月，有人上书状告御史中丞涂节、商嵩和胡惟庸等勾结倭寇、北元，试图谋反。朱元璋当即命令羽林军将胡惟庸、涂节、商嵩抓捕，并以“枉法诬贤”、“毒害政治”等罪名，将他们全部处死。胡惟庸等人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又遭到了揭发。朱元璋为了肃清“逆党”，受到株连而被错杀者多达3万余人。1390年，又有人告发李善长曾和胡惟庸私通。于是，朱元璋又将李善长赐死，杀掉了他全家。而当时的李善长已经77岁了。李善长的死，又牵连到了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靖宁侯叶升等，他们也被杀害。
胡惟庸是定远人，元朝末年农民起义时候投奔了朱元璋，曾任元帅府奏差、宁国县主簿、知县。明朝建立后，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他位高权重，曾经长期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胡惟庸大权在握，有些事情便不向朱元璋汇报，擅自处置，而且还随意任用和处罚官吏，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而胡惟庸勾结倭寇、北元意欲谋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应该属于捕风捉影，专权才是导致他丧命的真正原因。
3年之后，太子妃的舅父、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蓝玉又以谋反罪被杀，连坐被杀者多达1.5万人。
蓝玉也是定远人，在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因为功勋卓著，被封为永昌侯，他的女儿被册封为蜀王妃。而蓝玉脾气狂暴，逐渐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就在“蓝玉案”案发前一年，39岁的太子朱标死了。他的死给了朱元璋非常大的打击。此时，朱标的儿子朱允炆才15岁，是没有能力来掌控朝廷大权的。朱元璋对此非常忧虑，于是，他决定诛杀权臣，为子孙铲除后患。
朱元璋不仅大开杀戒，屠杀有功之臣，同时还非常注意整顿吏治，因为他曾目睹吏治的腐败导致了元朝灭亡。朱元璋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即所谓的乱世用重典。在朱元璋大规模整治官僚腐败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空印案”。这桩案子与“胡惟庸案”、“蓝玉案”，以及后来的“郭桓案”，合称为“洪武中四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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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景泰蓝是由宫廷作坊御前监创制，在明朝时逐渐兴起而发展起来。又因其在景泰年间烧制得最多最好，且以蓝色为主色调，才命名为“景泰蓝”。景泰蓝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纹饰以缠枝勾莲纹为主。在蓝色色调的基础上又配以红、黄、绿、白等彩加以修饰，并以金丝为轮廓，这样整个看上去，就显得“朱碧相辉，镂金错彩”，充满“富贵气息”。直到嘉靖、万历年间，景泰蓝才出现衰败倾向。
掐丝珐琅鱼藻纹高足碗
八股文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办法历来都是科举考试，这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但是朝代不同，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也自然会不同。比如唐朝时的考试内容比较注重诗赋，考试时诗做得好就可以去做官。到明朝的时候，考试就有了新办法，主要以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易》、《春秋》）中的文句命题，而考生则要以朱熹的注释为依据对其加以解释。而文章的格式则是我们常说的“八股”，即必须包括规定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个部分。
“空印”便是空白盖印文书。按照明朝时期的规定，地方钱粮之数，县报于府，府报于布政司，布政司报户部，合数而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官吏一同到京师，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会同户部官员一起来进行核计。由于政务支出、钱粮征纳、军费支付等项目繁多，难免会出现错误。钱谷数字若是有分毫不合，整个册子都要被驳回，重新填造。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1000里左右，重填册子还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信，因为要这印信，来回的时间就得需要个把月甚至好几个月。为了避免户部挑剔，节省来回奔走的麻烦，地方上派到户部的官吏按照习惯都会带着事先预备好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遇到部驳便可以随时填用。这样的做法，户部官员也习以为常，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是，偏偏朱元璋不知道这一点。1382年，当他发现这个公开秘密的时候，大发雷霆，严惩了他认为有干系的官员。当时非常有名的好官方克勤也被牵连在内而死去。方克勤的儿子便是后来因反对燕王朱棣篡位而被诛灭十族的“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
空印案牵连非常广，从尚书到守令，署空印书册的皆以欺君论死。据统计，因此案株连杀戮、充军边地人数高达数百人，地方管理田粮的长吏几乎一杀而空。
紧接着便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通舞弊，盗取官粮，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被处死刑，追赃粮700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杀的又是高达数万人。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富豪，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在整治官吏腐败的时候，朱元璋因为杀伐过重，某种意义上也整饬了吏治。然而，凡事都具有两面性，朱元璋的刚猛治国，虽然强化了中央集权，但是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政治气氛非常沉重。他死之后，给皇孙朱允炆留下了一个局势严峻的大明王朝。
建文削藩
朱元璋死后，21岁的朱允炆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天下，改年号为建文，即明惠宗（亦称建文帝、明惠帝）。这个年轻的君主刚刚即位，便面临着两个难题。一个是朱元璋时期严峻的政治氛围；二是在朱元璋时期，为巩固朱姓天下而大封的同姓王。
洪武三年（1370年），分封第一批皇子9人为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分封第二批皇子5人为王。洪武二十年（1391年），分封第三批皇子10人为王。从此，朱元璋所有的儿子都被封王。诸王驻守在各地的军事、经济重镇。其中有九位分别镇守西起甘肃、东至辽东的广阔地域，称为九边，具有非常雄厚的势力。尤其是驻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最有权势，他招兵买马，铸钱养民，手里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建文帝朱允炆决定面对并解决这两大难题。
朱元璋利用武力夺得了天下，朱允炆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朱元璋的“洪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建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要以“文”治国。因此，建文帝一上台便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予官职。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被委以重任的大臣几乎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的情况，因此他们的胆量也变得更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
在组建了新的朝廷后，建文帝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释放，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回到了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洪武朝减少了2/3。此外，建文帝还修正了《大明律》中量刑较重的部分律法。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纠正当时的弊病。其中“宽刑省狱”和“减轻赋税”便是建文帝实施的两项重大措施。
1399正月，建文帝下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朝初年以来，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显重于其他地方，这是因为朱元璋憎恨江浙地区的豪绅当年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惩治措施。另外，朱元璋特意规定江浙人不可以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偏袒家乡。建文帝则认为江浙重赋能是用在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既然田赋减轻了，浙东人自然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僧道每人占田不能超过5亩，多余的要退给官府，最后再分给百姓。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环境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却缺少对世俗的了解，而且他重用提拔的也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并且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因此，在这一方面，建文帝的改革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各藩王拥兵自重，盘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终于，他想出了很多的办法。首先，建文帝借周王（燕王朱棣的亲弟弟）谋反的名义，削除了周王的爵位，把他贬为庶人，发配云南。其次，在审理周王谋反案时，另外一些亲王，如湘王、代王等也都被牵扯进来，建文帝对他们或废或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先后废除了五个藩王的爵位。
见到这种情况，燕王朱棣为了躲避灾难，装疯卖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幸免。不久之后，建文帝下了一道圣旨，剥夺了朱棣的爵位，并下令逮捕朱棣手下的官吏，还派遣大军向朱棣居住的北平进发。朱棣也急忙召集自己手下的将官迎战，一场宫廷内战在所难免。
靖难之变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建文帝开始实行削藩，首先废除了与燕王同母所生的弟弟周王的王位，将他贬为平民，发配到遥远的云南。在这之后的一年内，建文帝又相继废除了代王、岷王、湘王、齐王的爵位。燕王知道，自己也是早晚的事，因此他积极备战。
燕王朱棣也确实有夺取皇位和天下的野心，不但有心，而且还非常有实力。他手下兵多将广，武器精良。最为厉害的是，他还有个足智多谋的高僧兼能臣姚广孝，为他出谋划策。
在明太祖朱元璋周年祭的时候，朱棣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熙、朱高燧一起到南京参加典礼，尚未返回北平。考虑到儿子的安全，朱棣不敢轻举妄动。他写信给建文帝，以自己生病为由，请求放还儿子。建文帝的谋臣黄子澄认为，如果放还燕王的三个儿子，可以消除燕王的疑心，而后出其不意一举擒获。建文帝听从了黄子澄的建议。
燕王没想到儿子能如此顺利地返回北平，喜出望外，认为这是上天的庇佑。很显然，建文帝的决定是错误的，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消除燕王的野心，反而使燕王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1398年十一月，建文帝派遣工部侍郎赵昺任北平布政使司，谢贵、张信掌管都指挥使司，控制燕地兵权，监督燕王行动。
1399年三月，燕王府小官倪谅告发燕王府将领于谅、周铎，两人被押解到南京正法，建文帝下旨斥责燕王不法。朱棣为了掩人耳目，假装得了疯病，在大庭广众屡屡出丑，但这一招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由于燕王府长史葛诚告密，赵昺等人了解了全部内幕，建文帝决定抢在燕王之前动手。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张信投向燕王，泄露了朝廷的全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