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发现的呢？
我在欺骗他。
十一月份。我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在考试之前的两周，高年级小学生可以在家里准备考试。我谎称要去一个朋友家学习，却顾自溜到了一家电影院。那时，电影院向我们开放只有大概一年左右时间。在那里，我有双重的自由：一是逃避学习，二是在白人居住区的电影院里悠闲地坐在那褐紫色尼龙丝绒椅子上。我父亲并不富裕，但是我父母希望我和妹妹在少年时代不要像他们从前那样口袋空瘪，思钱心切，因此那时候，虽然他们的日子朝不保夕，但我的零用钱总是比较宽裕。于是，我在这个新娱乐中心的电影院休息室里，等待五点钟的电影开场，而我父亲和那个女人从另一个较早放映完的电影院里出来。
那是我的父亲，我们四目对视时，是我先发现了他，而不是他先发现了我。我们静静地站在那儿，任由他人从我们的视线里穿梭而过。他和那个女人恍惚地向我走来，如同人们从黑暗的电影院走到光天化日之下。
他说：“你一定还记得哈娜，是不是？”
她脸上抽搐着，挤出一个笑容，以吸引我的视线从父亲身上移开，因为此时我正盯着他，僵硬的双颊分明写着疑问、答案、省悟、轻信和惊愕，仿佛有一股冷水顺着我的脊椎流下。她说：“我是哈娜·普罗曼，我们当然彼此认识。”
我嘴里嘟囔了一声“你好”，视线又转向了我的父亲。我的思绪回到在贝诺尼的小屋，我被迫克服一个六岁的小孩子面对阿姨或者堂兄弟姐妹时候的害羞。“你要看什么电影？”他问道。他边说边向后退，仿佛怕我在他身上闻出她的气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微笑，几乎是想放声大笑，几乎想让这一交流变得甚为平常。可是，事已确然：我想要看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已经从我的脑海中放逐了，而这次偶遇也必定如此—被脚根磨碎。
“贝尔托卢奇—意大利电影—非常好看。”他巧妙地避免了“我们认为……”这个很自然的前缀所带来的含意。她很热情地点了点头。“那是要去看的。”他接着说道。这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生活的回音。他是我父亲，总是给我有分寸而又谦虚的忠告。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去吧，玩得开心”的姿势，而那个女人礼貌地咕哝了一声，他们就和刚才走过来时一样慢慢地离我而去。我盯着他们的背影，我坚信刚才的一幕确实发生过。那个女人穿着羊毛外套，下面露出赤裸的粉红色圆形小腿，脚蹬一双笨拙的拖鞋，给人一种融合了不同乡村文化的感觉，而他穿着那件唯一好看的夹克衫（我多次为他跑腿，把它送到干洗店），夹克衫支撑起了他肩膀的骨架。接着我就从电影院的休息室跑了出去，我的视线笔直地盯着前方，就像一匹带了眼罩的马，这样就不会看到他们走到哪里去了。我乘公交车回家。家！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那些熟悉的课本里找到了安全感。
我的父亲没有大学文凭（与他非常仰慕的那个女人不同），但是他却有能力获得那些只有受过有限正规教育的聪颖之士才有的知识。他一点一滴地吸纳知识，就像我把母亲的一根根针吸到我的骑马鞋磁铁上一样。有一次，他告诉我这个小镇之名的含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知的，他说那是希伯来语。
我，他的儿子，出生在那个小镇上。如今，我认为我们的痛苦是在我们离开那里时开始的。是从很久以前的那个时候开始的，甚至是在那之前开始的。想当初，他被迫辞去了教职，他的职业和社会工作不再彼此互补，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们的家庭也不再是完整的了。他们在一家印度批发商那儿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个委员会的人是专门反对我们这些有色人种搬迁的，现在这却成为了我父亲的社会工作。他要到处游走，在讲坛上演讲，到我们街道的社区外参加会议。他不再有让他引以为豪的职业，他的职业变成了参加会议、发表演讲、组织运动以及与官员谈判。他的工作—登录账目之类（他是无师自通的）—与教书是不一样的。他需要养活我们，需要每天早晨乘火车去那个城市，每天晚上回来。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他没有像以前教书的时候那样把工作带回家中，和我们分享。我只有十岁，他每天都出门，每天又回来，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火车旅程那头的仓库。我曾经问过那里面有什么，他说有“男士和孩童的衣服”。不妨想象一下吧：他置身于一双双没人穿的鞋子和一堆堆无人戴的灰色和褐色毛毡帽子之中。而他以前总是被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孩子包围着。
以前，晚上的时候，只要他没有会议，就会给我和妹妹贝比朗读文章。贝比不肯听，就拿着她的小收音机进了厨房。我五岁的时候，他就教会了我阅读，可我还是喜欢他读给我听。有时，尽管我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也会让他把他自己正在读的一本书读给我听。我学到了一些新单词—如果我打断他的话，他就会停下来向我解释。当成年访客问小孩子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时，贝比会根据她是想给客人留下深刻还是调皮的印象来决定怎样回答。她想成为一个“医生”或“选美皇后”，而我什么都不说，但他—我的父亲—却会说：“我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唯一一次我为自己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笑了。我曾经在圣诞节的时候去看一场马戏演出，所以我希望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小丑。贝比冲口而出（聪明的小女士，所有的人都这样叫她）：“因为你的脚已经这么大了！”我母亲不想伤害我的感情，试图把嘲笑变为合乎情理的反对，“可小丑是可怜的，威尔。”她说。
他们自己脸上挂的神情，向下弯的大嘴巴和每只眼睛上下小小的垂直记号，这一切都暗示着泪水。电影院遇见他后的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对面，他在我脸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从那时开始，他要我戴什么样的面具，而不让我们—我母亲、我妹妹和我自己—知道他当初的所作所为呢？
如果我们当初没有离开那个小镇。也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那样的话，我和他就不会到那个电影院去了。她—那个金发女郎—也就根本不会遇见他，遇见我们了。我想，如果我没有在考试之前的那个下午在电影院遇见我的父亲，那么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了。我已经把它们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了，因为既然我遇见了他，既然看到了我们人生的真谛，而不是为了逃避苦读去看的电影，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生活。
尽管他在城里工作，我们依旧在草原那边的小房子里生活了好多年。我的父母每个月都要偿还他们向政府借的房屋贷款；我母亲在一家黑人福利孤儿院工作。除了他之外，一切如故。我们仍然住在原处。我们小的时候，他在后院为我们架起了秋千，我帮他为我们的米克—它是他带我到SPCA（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挑选的一只狗—搭了狗窝。当他在周末忙于委员会事务或者参加会议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就与我们做平常在一起时做的事情。我们离开家乡前的最后一次周日野餐是在冬天。那是最后一次，在冬末。为了让新草长出来，野草已经被火烧了，太阳把晚间的霜露蒸发了，所以空气中夹杂着灰尘和一股清新凉爽的味道。周围黑漆漆的只有我们的山和在耀眼的光线下发黄的矿堆。母亲在我们的地毯下面铺了一片塑料，塑料覆盖在尖利的黑茬上，茬子像烟一样从我们脚下扬了起来，弄脏了我们的袜子。那里有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柑橘。贝比把它们鲜艳的橙黄色果皮摆成黑底的花形。他说过“我的女儿将来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了吗？因为那天他在那儿。在那最后一次在矿堆之间的野草上举行的野餐中，他与我们在一起。我和他一起漫步，我拿着一根棍条，把每个土墩和洞穴都戳了个遍，想要找到我还不知道的宝藏。他给我展示了一些，他一一为我找到。他总是找得到的。那里有一只刚会飞的小鸟被火烧死留下的骸骨，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家，用线把它串起来。随后，他就发现了一个桑格鲁鲁的脱壳，有我的中指那样粗。我把小虫卷卷的壳举起来，透过尾部小小的通道可以看到天空。冰蓝的天空、黄色的矿堆、黑色的野草，宛若旗帜的厚色。我们那已熄火的野餐，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口那儿—在那儿—找到我们。
但是，当她来到约翰内斯堡那所房子的时候，她已经找到他了。她肩负着公正和怜悯的使命访问过监狱。
我父亲的情人是个金发女郎。当然。除此她还会是什么呢？除此他会怎样落入罗网呢？这个男人走南闯北，远离一切我们同类都会遭遇的卑贱陷阱：吸毒、酗酒、打骂妻子、大嗓门的胡闹、谄媚乞求；也远离了一切奸险陷阱：卑躬屈膝、腐败和裙带关系—这一切诱使着男人们以他人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尊严为代价去获取特权。还有自尊！自尊始终是他的信仰、他的上帝。当他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时，它从来没有有负于他，它是他内心的路标和准则。做能让你保有自尊的事情，这是他给我们—我和我妹妹—的忠告。当你获得某些东西作为人生的座右铭，而这些东西又是赠予者已经证实了的时候，你会感到一股慰藉的暖流充溢着你。假如某个人由于自尊而需要和获得很多的时候—失去他孜孜奉献的工作、把内心的冥想转变成公共活动、高谈阔论、审判监禁、做个有良知的囚徒；假如他落入法网，那么，他坠入的必将是最鄙粗、最陈腐、最难挣脱的罗网，就像一只飞进厨房，在我们的食物上又吃又拉的肮脏苍蝇。
她当然是个金发女郎，我这个从来没有和女人睡过觉的小男生的梦遗对象就是金发女郎。这是自然法则带给我们的侵染，这些法则决定了我们的为人，决定了她们—金发女郎—的为人。原来我们都是病毒携带者，就像人们血液里面可能携带病菌却没有任何症状，但会永远遗传下去。假如他是一个携带者，那么他身上的病毒来自于他所出色地自我解放了的一切。啊，是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十分钦慕我的父亲。人们会说某个人得了高烧；而他患上了这一疾病，走到了这一地步。
我们当然“彼此认识”。当我的父亲被审判而且拒绝被保释的时候，她来到了我们家里。是我让她进门的。我替母亲和妹妹开了门。既然父亲不在，我这位学童就成了家中的主人。每一次，我都要准备我要说的话，来应对警察们再一次来搜查屋子。但这一次，站在门口的是一位金发女郎，她那裸露的脸上挂着一丝歉意、傲慢和冒昧的表情。这是她的工作，她是某个人权组织派来监督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审判的代表，她是来帮助他们及其家庭的。我们不需要杂货，我的学费也已经缴清；我母亲和贝比都有工作，不欠房租，因为在我们搬到这个城市后不久，父亲就买下了这栋房子。这座房子处在所谓的“灰色地带”，这是我们这样的有色人种藐视法律，居住在白人群中的地方（当第一户人家迁入后，一切就非常容易了，因为大多数的白人想在房产贬值之前尽快地卖掉房子搬出去）。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她的帮助。她坐在沙发边上喝着茶，给予我们所谓的道义支持。她侃侃而谈，什么审判呀、不公正控告呀、被告方预感法官是一个“坏法官”、是秘密兄弟会的秘密成员呀—她一一列数，但并不是在肆意炫耀（她在我们家陷入危难之际，表现出十足的谦恭）—这一案宗的内幕。她一定是在法官休庭喝茶时间穿过听众席和被告席之间的壁垒，通过与律师的访谈以及与法庭上的被告秘密交流而得到内部信息的。我那秉性娴静的母亲干净利落地盘起头发，一双美腿优雅地交叠着，好像她的丈夫对她所保持的水准—自尊—深表赞许。她是如此专注，仿佛是她在给予支持和鼓励。
我当然知道她。他们有着宽阔的粉红色的脸蛋，他们的面容显然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有着暗色的嘴唇，光亮、浓密的黑睫毛和眉毛，这些阴影突出了我们鼻孔的轮廓。没有涂口红的嘴唇粉色中又有点苍白，看上去毛茸茸的。绣花罩衫盖在一种柔软而奇形怪状的枕垫上（她身子一动，垫子就凹了进去），下面一定是她的胸部，长长的斜纹棉布裙上有几个游击队军用口袋—难道她还不能拿定主意，想看上去是刚从舞会回来，还是从马德雷山一路来吗？除了眼睛之外，脸上的一切都是柔柔的，模模糊糊的。她的眼睛当然是蓝色的，但不是很大，如同用黄盖鲽在还未完成的素描上涂上颜色。
而且就算我从来都不认识她，我也能够想象出她的模样，就像你在报纸上所看到的用容貌拼具把通缉犯的容貌拼出来差不多。小男生的梦遗对象、父亲的情人。但是那天晚上，我没有任何色情幻想。我在黑暗中醒来。要让一位青春少男放声痛哭并非易事。那哭声太恐怖了。我想，正因为是他的哭泣声才格外撕人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