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个！”他摇摇晃晃地站在岸上，一边说，一边把那半块砖从胸前用力推出。那砖在空中高高地打了个圈儿，落了下来，在冰上砸出一个印记后，停在离落点约一码左右的地方，却没有砸穿冰面。砖和湖面上的冰一样，脏兮兮的，很难看。
“我跟你说了，”他说，“你都能从这儿走过去。”
“你能行，是你说的。”
他咧嘴笑了笑。我们俩谁也不会一试身手的。这里曾经有人自杀过。
“你们两个孩子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俩大吃一惊，回过头，张嘴望着。
那巫婆就站在小路上一丛无遮无拦的灌木旁，戴着一顶宽边帽，整个头和下巴都包在围巾里，看上去就像是贺加斯的油画《小女子》中的那位女子。她穿着一件暗褐色的雨衣，比里面长及脚踝的黑裙子略短些，面带菜色，两只眼睛又大又黑，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没有什么血色。她的手上戴着一双破旧的连指手套。
“我们在检测这里冰层的厚度。”泰德回答道，那口气就好像我们正在正儿八经地做科学实验似的。
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产生任何变化，尽管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她细细的黄牙。她离我们不到六英尺远，身上的雨衣用带子束起来。
“你们俩小心点儿，”她说，“玩什么都好，只是别走到冰面上去。否则很危险，你们会被淹死的。”她无力地说着，眼神也转向了别处。“你们是两兄弟吗？”
“不是，我们刚才一起在看球。”
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她静静地望着远处，突然轻声问：“你们的妈妈知道你们在这里吗？”
“知道。每个礼拜六我们都来这儿。”我把借口留给泰德。
“回家去吧，她们会担心的。”
“能告诉我现在到底几点了吗？”我问她。
“我也不知道。三点半吧，没准儿。”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要把她的肺装满似的，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像条鱼一样滑出我们的视线，消失了。只有那灌木丛、浓雾和清冷的小路依旧。
过了一分钟，泰德才敢吐出一声“噢……”来，重新振作起精神。
“我知道她是谁。”
他忽然用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傲慢表情瞪着我。我平时可是逆来顺受，不怎么出声的。
“谁？”
“她的名字叫马里奥托夫人。”我故意顿了顿。要知道我不是经常这样占上风的。“她住在格拉杰斯或者是纳森街。”我说出了街名。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她的呢，无所不知的布赖恩先生？”
“我们去梅布尔索普度假的时候碰到过她。她丈夫跟你爸和我爸是同事。”那该是十六个月以前的事了吧，去年八月我们在雅茅斯度过了一周。
在某个不同的场合偶遇你认识的人，这并非稀奇，却令人难忘。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在镇中心的斯莱博广场上闲逛，或是排队等候看一场精英队或者竞技队的球赛，或是坐在一个陌生的小教堂里的长椅上参加主日学校的周年庆典，这些不管在家里还是外面都值得一提。首先，他们，还有你自己，都会在这些特定的庆典场合穿戴特定的衣服。在海滨，我父亲会戴上一顶灰呢帽，有时穿一件开领板球衫和一双白色的胶底帆布运动鞋。那双鞋子他每晚都要用布兰可擦白剂擦洗，以便第二天早上可以穿了上海滩去。在家里他也会穿那双帆布鞋，而在教堂做圣礼时他都要穿着工作靴。我们都会穿得体体面面。我穿着一件带有衣袋和V形翻领的色彩鲜艳的运动夹克（注意不是那种不起眼的普通运动衫），脚上什么袜子也不穿。母亲则戴着一顶花边帽子，裹着一条带有斑点的方头巾。出去散步时，父亲一路挥动着他的手杖。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停下脚步和马里奥托一家搭话，仅向他们示意我们已经认出了他们。照父亲的话说，“我们问候了他们一下”，或者更恰当更简练的说法是，“我们向他们走去”，也就是说，对他们点头致意。我爸妈不习惯更夸张的社交礼节。那次的迎面相遇后，父亲对母亲说起了他们的名字。这些话马里奥托夫妇自然听不见，却逃不出我的耳目。我都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她根本不认识你，”泰德嘲笑我说，“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她。”他还不信呢。
“你听说过。”我们就这样对着干上了。
“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
“现在你说一句我可以回你一百句。”我针锋相对。
泰德有点明白了。听到我信心十足，他上下打量着我，眼中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敬意。
“讲下去。”他宽宏大量地命令我道。
“她的儿子杀了人，现在正在蹲监狱呢。”
“卢克·马里奥托？”
“对。”
六个月来街头巷尾一直在谈论卢克·马里奥托杀人的案子。卢克是独生子，父母俩都是正派人，可他自己却是个小混混，一个醉鬼，一个口无遮拦的大嘴巴。战争期间，他父亲去了东部前线，在军中待了将近四年，而他母亲则在军需处工作，平时对他疏于管教，结果，才十几岁，他就已经变得放荡不羁，俨然成了一个野小子。他不止一次与警察发生过小冲突。一天晚上，在马蹄铁酒吧里，他和另一个叫杰基·波伊瑟的小混混吵了起来。酒吧老板把他们两个都赶出去后，两个人便在街上大打出手。卢克疯狂地揍着杰基，把对方的下巴连着打破了两块（马里奥托十分强壮，还在半职业拳击赛上露过脸，但不知那次是赢了还是输了）。波伊瑟像头牛一样倒了下去，头磕在一块街边石上，脑浆迸裂，两天后就死在了医院里。卢克仓皇逃走，但不出二十四小时就在德比市被抓获，并以谋杀罪名受到审判。报纸头版用大标题对此案报道了一个星期之久。我记得第一次去理发店时（在那以前我的头发都是父亲亲手剪的），我就坐在那儿，手里紧紧握着四个便士，听前面五个人谈论着审判、凶杀。每个人都说自己认识死者或是被告。洪亮的谈话声和剪刀的嚓嚓声混在一起。
“下手太狠了，太血腥了。”
“我知道。我看着他把那黑小子打趴下的，在埃索街。大伙儿都看到了。天呐，真的是一地的血啊。”
“真个他妈凶残的下流胚子。每晚都喝得醉醺醺的，从来没在晚上九点以后头脑清醒过。”
“我真为他妈难过，真的。那个可爱的女人，就住咱家隔壁。”
他们在那儿肆无忌惮地讲着，却一点没有注意到我这只还没剪过毛的小羊羔，正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抓住每一个珍贵的字眼不放，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们一家人都很同情那位父亲。为什么这样一位体面、正经、勤劳的父亲会有这么一个儿子，真让人无法理解。我父亲把原因归咎于战争。可怜的欧内·马里奥托竟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他参加了庭审，还尽可能每个周末去林肯监狱看望他那被判误杀罪的儿子。但他已经被这个不幸压垮了。他变得阴郁孤僻，不再像从前那样乐呵呵的。同事们从他嘴里掏不出一个字来；他开始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一请假就是连着好几天；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忧郁之中。只有他的那一小块菜地能给他提供一丝慰藉，但马里奥托并没有尽心照料它，苹果和梨子烂在了树上，他也漠不关心，懒得料理。我父母都称这是一场“悲剧”。这词对我来说挺陌生的，但我猜得到它的意思。
在那个雾气沉沉的星期六下午，我和泰德一路走走跑跑回了家。我们那天肯定谈论过这桩事情，可惜现在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只清晰地记得那个守门员和那个好心提醒我们的脸色蜡黄、表情木然的女人。其实，她的提醒毫无必要，我们俩谁也不会傻到真的要去试试那冰面能否承受我们的体重。不过，可能是出于习惯或是因为抱有希望，她当时是在像对她儿子说话那样提醒着我们。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回到家我就对母亲讲了这件事。母亲还像往常那样心不在焉地听着。然而，到了下一周的礼拜一，当欧内斯特·马里奥托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她记起了我所说的一切。
就在那个雾蒙蒙的礼拜六下午，马里奥托和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和一个邻居打了招呼，一同走出了家门。在离公园不到半英里的地方，他掉头往菜地方向走去，而她则戴着帽子和头巾朝我们和湖这边走来。他把自己反锁在小木屋中，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就在她望着浓雾，提醒我俩的时候，他拿出剃刀在手腕上割了一刀，鲜血流淌出来，滴在一个他预先拖进屋内的洗衣盆里。他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可想而知他是在出门前就把刀片放在衣袋里了。晚上八点了他还没有回家。于是，她又套上雨衣，戴上帽子和头巾，穿过浓雾急匆匆地来到菜地，打破屋上的窗户，才找到了他的尸体。然后她又差不多跑了一英里才赶到警察局。
后来，有人告诉我，她又生活了二十年，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去世。被悲伤和不幸压抑却依然神志清醒的她，一直打理着那片菜地。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卢克的消息。她和她丈夫一起合葬在公墓里，就在我父母和泰德的父母、兄弟的墓旁。
有人为他们购置了一块墓碑，上面只刻着一条简单的墓志铭：“聚”。这个人是谁，我至今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