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曾与领袖以前的一位同事交谈过数次，他如今自己也是一位大权在握的内阁部长。此人公务繁忙，闻达显赫，似乎总是生活在公众的聚焦中。无论他与乔纳森作怎样的谈话，他都得在一大群秘书、记者、请愿者和扈从面前进行。事实上，乔纳森从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有用的信息。尽管部长曾经与已故的领袖亲密地共过事，但他并不愿意多言，而是一味地颂扬他。也许他的歌功颂德是由衷的—他对领袖无比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他已逝世，而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前辈和导师—然而，不管怎样，部长的咏赞不啻是强力的烟幕，遮掩了一切个人情感的进一步流露。虽然如此，乔纳森仍然经常去找部长。实际上，他非常喜欢这里，觉得这儿的氛围振奋人心。这儿访客连连，谣传和新闻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激动，人们恍惚感到置身于万物的中心。然而，作为始作俑者的部长本人，处在这一切活动的中心，却像某个巨大而神圣的偶像，静如磐石。乔纳森发现他是个魅力四射的人。虽然矮胖秃顶，其貌不扬，而且总是身穿遮盖不了自己松弛肌肉的轻薄白平纹细布服，但是，或许是由于周围人老是奉承谄媚吧，部长拥有了相貌出众的人往往具有的强烈自信。他动作迟缓，声音低沉，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在意谁在听，谁不在听，但迫使听众时刻集中注意力。他的行为举止糟糕透顶：他随时随地搔痒，无所节制地频频打嗝，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具有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礼貌，它与他和乔纳森交谈时所使用的流利而又有些怪异的英语相得益彰。
安妮塔讨厌他。在她看来，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象征她叔叔时代的结束以及国家领导权的更迭。每当她遇见他时—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她偶尔参加的招待会上—她总是粗鲁地对待他。乔纳森曾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场会面。他们是在一次庆贺某人成就的冗长不堪的宴会上相遇的。宴会设在一个大帐篷中，里面放满了租来的椅子，帐篷的一头放置着一张临时主席台，台上坐着几位组织者，一位贵宾是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前总督—他那肥胖的身上披着花环，还有部长大人，他也戴着花环，不过在上台演说时把它们取了下来。宴会上有一大堆冗长的演讲。披着天然色柞丝纱丽的安妮塔优雅地坐在第一排。第一排可不是低劣的椅子，而是为重要来宾特地租来的舒适的沙发。演说结束后，长桌上摆放了一碟碟为客人准备的小馅饼、坚果和五颜六色的果脯等茶点。食物一上桌，这些点心饮料的周围照例就开始上演一出不体面的争抢闹剧。当然，有身份的客人不必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只需坐在那儿，茶点就会递给他们。人们向安妮塔围拢过来，与她握手以示敬意，而更多的人则聚集在部长的周围，向他表达更诚挚的敬意。突然，部长突出重围，跳下了主席台。他块头这么大，如此敏捷确实身手不凡。他双手抱拳，满面笑容，略显秃顶的头上歪戴着国在党白色帽子，朝安妮塔走去。她并没有起身去迎接他，而只是端庄地向他倾了一下头。人们聚集在他们周围，满怀崇敬地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目睹着这两个伟人之间的会面。
“在这里能遇见你真高兴。”部长彬彬有礼地说道。安妮塔转过脸，捋了一下过肩的长发。
“如今我们很难得见到你呀。”部长说。
安妮塔的脸还是没有转过来，维持着原有的姿势。“世道已经变了。”她的回答既简短又含蓄。如果他心有所愿，准会生气。
但是，他没有心存不悦，而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开怀，只是此时他不再直接跟她讲话，而是更多地向站在周围的人开腔，并趁机大唱她叔叔的赞歌。人们纷纷点头附和，于是他干脆就这同一话题滔滔不绝起来，几乎演变成了一场演讲，他周围的人为了不漏掉一个字，聚拢得更紧了。在圈子中央，他边说边自如地走动，引得许多人尾随其后，其中包括几位刚才还在向安妮塔献媚讨好的人。
她为此气愤了好几天。布里奇特虽然当时没有在场，但她在获悉事情的经过后，与安妮塔一样气愤不已，对这号新政客大加辱骂。但是乔纳森不置一词。尽管感觉到他们以期盼的目光注视着他，他却紧闭双唇，面露神秘、倔强的神态。把眼光移往别处。于是，当他们又一次聚首时，安妮塔觉得有必要向他解释实情。她冷静并且耐心地对待他。她说，自从她认识他并且知道了他的计划后，她就想千方百计地让他了解各种不同的社会势力。他叔叔倡导西方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和人类进步，但是继承他的那些政客们对这些思想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没受过教育，没有接触过其他更先进的文化。因而，如今整个国家陷入了自我封闭之中，面临着倒退到愚昧时代的危险，而他叔叔穷毕生之力，就是要将国家从愚昧状态中拯救出来。她引用了他某篇演讲中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打开门窗，让其他国土的新知识吹入进来。但是，他们却紧闭一切门窗！”她突然哭了，仿佛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乔纳森十分温和地说道：“可是，这一切必定像您所认为的那样糟糕吗？我倒认为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刹那间，一阵寂静。安妮塔接着说：“我把一切告诉了你，我这几个星期辛辛苦苦想让你了解我们国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看来全都白费了，你还是不明白。”她闭上眼睛，把头微微仰起，一只手放在圆润的喉咙处，显得极为痛苦。她久久地保持那一姿势，乔纳森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她。
安妮塔打起精神，睁开双眼，甚至对他挤出一丝微笑。“不，”她以十分镇定的声音说，“让我们再试一下。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你真的是非常有必要了解我叔叔的真实面目，包括他的为人，他的立场。只有这样，你的书才能正确公正地评判他。”
“哦？我的书？”乔纳森说，“恐怕我已不想写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认为自己不合适来写这本书。正如你所说—我不了解真相。”
“我来这儿不就是为了这个嘛，”她大声说道，“为你释疑解惑，为了帮助你！在我面前你不必害羞畏缩。我愿意帮助你。你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安妮塔站了起来，开始在波斯地毯上踱步，身上的纱丽悉率作响，首饰相互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步子坚定而又优雅，双手不停地握紧又松开，“我们必须以世界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描述他的为人，还有那些自称他的继承者的为人。”她静静地站在他面前，眼中透露出兴奋的目光，“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引导我，就把我当成你的助手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甚至开始自己动手写作，一一记下对叔叔的美好回忆—她承认这不是太好，因为就写作而言，她并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她的字体圆润迷人，颇似女学生的笔法，风格也略显拘谨，充满学生气。“一天，一阵敲门声响起。叔叔向门口走去，那儿站着一位警察。叔叔心烦意乱。”他读着这些句子时，安妮塔在一旁紧咬嘴唇，盯视着他，他看完后，她羞涩地问：“写得还可以吗？”她看到他一阵踌躇，于是大叫一声：“哦！我知道了—写得很糟糕！”突然，她从他手中夺过手稿，撕成碎片。“但愿我能给你一些思路……”安妮塔充满激情地说。她用手按住心窝，仿佛不让它及尚未表达出的思想迸发而出。然而，这一想法用文字记载思想的过程仿佛确实打开了她的情感闸门，后来，她的追忆始终更为沉痛，更加怀旧。
对于乔纳森来说，拜访部长几乎成了与安妮塔见面的对抗手段。他不再假装拜见部长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单刀直入，纯粹是为了想到那儿去：部长也接受了这一点，就像他接见了其他人一样，而且每次见到他都很高兴。其实，部长似乎挺喜欢乔纳森的，甚至邀请他在清晨五六点时会面，那时他身边没多少人，他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与他交谈。虽然乔纳森不太习惯那个时间段，他总是尽力如约前往，并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因为那时部长家里确实非常安静宁和，部长也显得格外祥和。那是在晨间祈祷之后，他坐在阳台里的一张蒲席上吃着早餐。他大大咧咧，津津有味地吃着，旁边有一个衣衫褴褛、脸长麻子的男侍服侍着。有时候，会从门帘后传来女人们的声音—据说，他有很多女儿，而且庇护着许多寡妇姐妹们—但是，没有一位女人露过面，因为这是一个老式大家庭，只允许妇女待在内堂。
有时候，在这样的清晨时分，部长会和乔纳森谈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他父亲是一个乡村木匠，在他七岁那年去世了。于是，他们全家就搬到了在邻近镇上做同样活计的一位叔叔那里。这位叔叔本身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所以每个人都经常吃不饱。尽管如此，部长一谈起童年，无不饱含深情：他母亲经常假装不饿，这样就可以把她那份食物分给孩子们；他所上的学校是由一个充满理想情怀的家具商开办的，只教授乌尔都语和算术。他还回忆了自己早期的政治生涯以及与已故领袖会面时的情景。当他第一次跨入那位伟人的家，在门口脱鞋子时，就被那华丽堂皇的陈设所震慑。领袖魅力四射、和蔼慈祥，让他觉得宾至如归。但是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仆人用轻蔑的目光看着他放在门口的鞋子，这时他才羞愧地意识到那双鞋是多么的破旧难看。说到这里，部长不由地笑了，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他侄女呢？”乔纳森问。
“哦，夫人！”部长又笑了笑，说，“是的，我一向非常畏惧夫人。她是多么的尊贵威严啊！在她面前，我根本不敢抬头，只能一直盯着地面……”他陷入了沉思，然后—也许因为时间还太早，一天的操劳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他显得比平时更加爽快率直了：“他们与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同。就连我们的语言，他们也说不地道。当他用英语演讲时，精彩极了。可是，用印地语的时候—我们有时忍不住想笑。但是那个时候谁在乎印地语呢？那只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用的语言。”他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挠了下他那胖嘟嘟的后颈，“是的，我们是非常崇敬他—他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舵手—可是现在他已死了，我们倒反而更好办了。我们可以放手大干了。”接着他又说：“有时候我为夫人感到难过，这个国家已不再属于她了，可她又能去哪儿呢？她在这儿仇恨我们，受苦受难。但又能怎么呢？这就是历史。”他耸了耸肩，打了个响亮的饱嗝，以消化早餐。
似乎是为了责备乔纳森的懒散，布里奇特开始写作《从闺房到议会》。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坐在旅馆的休息室里，身旁堆放着一捆捆大裁纸，在置于膝盖上的微型打字机上疯狂地敲打着。到了傍晚时分，她走进安妮塔的房间，请她欣赏自己一天的成果：
“印度妇女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逐渐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地位。现在，不仅有了大量的女医生、女律师，甚至女工程师，而且女性也渗透到了神圣的议会政府大厅。然而，在被尊称为‘现代’妇女的同时，她们首先依然是‘女性’。她们丝毫也没有摒弃其女性气质，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最忙碌的医生或立法者，也包裹在传统纱丽的优雅褶裥中，从事着费力劳心的工作。”
开始时，安妮塔只是兴致盎然地倾听着，当布里奇特征询她意见时，她们就刚才已读的内容展开了讨论。布里奇特在页面的边缘忙不迭地、潦草地记着笔记，然后收齐了所有的纸张。她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感叹：她可以从安妮塔的知识和经验中获益，是多么幸运啊！最后，为了表示感谢，她亲吻了安妮塔的脸颊，而安妮塔闭上眼睛，脸上透出痛苦的表情，被迫接受了这份礼物。可是，过了一会儿，布里奇特继续朗读着，继续一味地颂扬印度妇女以及她们日渐提高的地位，安妮塔陷入了沉默。后来，布里奇特非要她提提意见，她只是耸了耸肩，双眼凝视着远处，愠怒的嘴变得更为阴沉了。
她将疑惑首先告诉了乔纳森。她说，布里奇特本意是好的，在海外出版这样的书是很有必要，可以让世界对印度的进步有一个良好的印象—然后，她叹了口气，陷入了沉默，打量起自己修长的双手。诚然，过了一会儿，她又继续说道，妇女的解放及其完全的平等是她叔叔最为珍视的理想之一，而且确有女医生，女律师，女议员—“但是”，她犹犹豫豫停下来并开始踌躇。乔纳森接过话头，深表同意：“也有童养媳和寡妇啊。”
“是的，”安妮塔心不在焉地说。很显然，她的心思其实并没有放在她们身上；突然，她脱口而出：“你看我，我已经获得解放，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出乎意料的是，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她把脸转向一边，将它们擦干，随即凄婉地一笑，说道：“为什么你不写我的传记呢？”有那么一会儿，乔纳森多么希望自己能遂她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