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rl Buck（1892—1973）
仇敌
“我们要从那些岛跳到什么地方去呢？”定男认真地问道。
“那谁知道？”他的父亲答道。“谁能限制我们未来的发展？这得看我们怎么干了。”
定男像往常一样，把父亲的每一句话都牢记在心里。他的父亲从不和他开玩笑，也不跟他玩，可是为培养这个独生子却费尽心血。定男知道父亲最关心的是他的教育。为了使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他二十岁时，父亲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外科和医学方面能学到的一切知识，三十岁时他回国了。他父亲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定男不仅成了著名的外科医生，而且还是个科学家。因为他正要完成一项使伤口完全不受感染的新方法，所以没有随部队到国外去。他还知道，他不去的另一个原因是：老将军的病正在治疗，或许要做手术，而这种手术可能有某种危险。所以就把他留在日本了。
此刻，云翳渐渐从海面上升起。近几天，白天异常暖和，暖空气在夜间碰到海浪上面的冷空气结成一层浓重的雾。他望着离海岸不远的一个小岛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浓雾渐渐弥漫到海滩上，到了房子下面，在松林中缭绕。不多一会儿，就会把整个房子笼罩起来。那时他就回家去，他的妻子花和两个孩子正在家里等着他呢。
可是，就在这时门开了。她身着和服，上面披着深蓝色的毛羽折，向外看了看，深情地走到他身旁。伸手挽着他的胳膊，他站在那儿微笑着，没有说话。他是在美国认识花的，可是在确切知道她是日本人之前，他克制着自己不坠入情网。倘若她不是纯粹的日本血统，他父亲一定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他时常想，如果没有碰到花，不知道他会和谁结婚。但这也许是天意吧，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颇有点诗意地在一位美国教授家里，他碰到了花。教授和他太太都是好心人，他们很愿意帮助这几个外国学生，而这些学生虽然有点烦他们，但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定男常常告诉花，那天晚上，他差一点就没去哈雷教授家。他们的房间很小，饭菜难以下咽，教授夫人又是那样罗罗嗦嗦。可是他去了，并且在那儿认识了花，那时花是个新来的学生，他已经感觉到，如果有一点可能的话，他就会爱上她。
现在，她的手在他的胳膊上，给他带来一种欢乐的感觉。尽管他们已结婚多年，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并没有轻率地在美国就结婚。他们在学校完成学业后，回到日本老家，他的父亲相看了她之后，才按照日本风俗举行了婚礼，虽然定男和花事先早已把一切都谈妥了。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她把脸颊贴在他的臂膀上。
正在这时，他们同时看见雾里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一个男人，他被海浪抛出水面——看上去是被一个海浪打上来，站在地上。他跌跌撞撞地迈了几步，在雾中可以看到他的身躯，双臂高举过头。接着雾又把他裹住，看不见了。
“那是什么人？”花喊道。她松开定男的手臂。他们同时伏在走廊的栏杆上向下看去。后来他们又看见了这个人。他用四肢在地上艰难地爬着。随后，他们看见他倒下，俯卧着不动了。
“也许是打鱼的吧，”定男说。“海水把他从船上冲到水里了。”他飞快地跑下台阶，花跟在他后面，宽大的袖子在风中飘动。离这儿一二英里的地方，左右都有些渔村，可是，这里则是光秃秃的、荒凉的海岸，岸边布满着礁石。可以看到岸边的阵阵浪花上，耸立着一块块尖利的礁石。不知怎的，这个人居然绕过了这些岩石，他一定被岩石划伤得很厉害。
等他们来到他跟前时，他们发现情况确实如此。他身边的一片沙子已被血染红了。
“他受伤了！”定男叫喊着，一下子跨到那人身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脸埋在沙子里。头上的旧帽子，已被海水浸透。他穿着一件湿透了的褴褛上衣。定男弯下腰，花在他的身旁，他把那人的头转过来。他们看见了那张脸。
“一个白人！”花轻声说道。
是的，是个白人。湿帽子从他头上掉下来，露出湿淋淋的黄头发，长长的，好像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理过了。是一张年轻的脸，带着很痛苦的表情，上面长着刺猬似的黄胡须。他已经失去知觉，全然不知身边发生的这一切。
这时定男想起了他的伤口，开始用外科专家所特有的熟练动作去找寻伤口。在他碰到伤口时，鲜血又开始流出来。定男在他背部右下方发现了一个绽开了的枪伤，皮肉已被火药烧黑了。看来，就在几天前，他中了弹，可是没有治疗包扎。更糟糕的是，他的伤口又撞到了礁石上。
“哎呀，他流了那么多血！”花轻轻地说道。此刻雾已把他们团团围住，而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到这儿来。渔夫都已回家，连海边的流浪汉也会认为一天已经结束了。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定男喃喃地说。可是他那熟练的双手，却在本能地设法止住那可怕的流血。他用长在海滩上的海苔把伤口捂住。那人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着，可是没有苏醒。
“最好是把他扔回海里去，”定男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血暂时止住了，他站起身来，掸去手上的沙子。
“对，毫无疑问，那样做最好了。”花坚定地说，她依然注视着那个失去知觉的人。
“倘若我们把这个白人藏在家里，我们就会被捕的，可是我们要是把他当作犯人交出去，他就一定会被处死。”定男说。
“最好还是把他扔回海里去。”花说。可是，他们俩谁也没有动，他们带着一种奇特的反感盯着这个毫无生气的躯体。
“他是哪国人？”花轻声问。
“看来像是个美国人，”定男说。他拾起那顶军帽。对了，那上面有几个几乎辨认不清的字母。“是个水兵，”他说。“一艘美国战舰上的水兵，”他把字母拼出来：“u，s，Navy，是一个战俘！”
“他是逃出来的，”花轻轻地喊道。“怪不得他被打伤了。”
“而且是在背后，”定男表示同意。
他们踌躇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花下了决心说：“来吧，看看我们能把他扔回海里去不？”
“若是我能的话，你呢？”定男问道。
“我不能，”花说，“如果你能自己……”
定男再次踌躇起来。“这真是怪事，”定男说道，“假如他没受伤，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送交警方。我才不怜惜他呢！他是我的敌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我的敌人。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你瞧他的脸有多蠢。可是，他受了伤。”
“那你也不能把他扔回海里去了，”花说，“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抬回家去。”
“可是仆人们怎么办呢？”定男问道。
“我们只需告诉他们，我们要把他交给警方——而事实上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定男，我们得为孩子和你的地位着想。假如我们不把这个战俘交出去，会危及我们全家的。”
“当然啦，”定男同意道，“我怎么会不那样做呢。”
意见一致了，他们就把那人抬走。他轻飘飘的好像一只饿得只剩下毛和骨头的鸡。他们抬着他走上台阶，他的胳膊耷拉着。他们从侧门进了房子。这门里就是过道，他们把那人抬过过道到一间空卧室。这原是定男父亲的卧室，自从他去世以后，就一直空着。他们把那人放在铺着厚厚席子的地板上。这里的一切摆设都照着老人的意愿布置成日本式样——他绝不肯在自己家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或睡在一张外国式的床上。花走到壁柜旁，拉开一扇柜门，拿出一床柔软的被褥。她犹豫了。这床被褥的面子是用绣花绸子做的，被里是纯白的绸子。
“他太脏了，”她不情愿地咕哝着。
“是的，最好给他洗洗，”定男说，“你是不是打些热水来，我来给他洗洗。”
“我不愿意你去碰他，”她说，“我们该把这事告诉仆人们。我去告诉由美。她可以把孩子放下，来一会儿。”
定男想了一想。“就这样吧，”他同意了，“你去告诉由美，我去告诉其他的人。”
可是，这张毫无血色、失去知觉的面孔，促使他先弯下腰来摸了摸脉搏。很微弱，但还在跳动。
“他得动手术，否则就活不了啦，”定男说，沉思着，“问题是动手术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花惊恐地喊道：“别抢救他！如果救活了怎么办？”
“如果他死了又怎么办呢？”定男答道。他低头凝视着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他一定有非凡的生命力，否则，绝活不到现在，但是他是那么年轻——也许还不到二十五岁呢。
“你是说，如果动手术死了怎么办吗？”花问道。
“是的，”定男说。
花疑惑地想着，定男没等她回答就转过身去。“无论如何得给他治一下，”他说，“首先我们得把他洗干净。”他快步走出房间，花跟在后面。她不愿单独和这个白人在一起。这是她离开美国后见到的第一个白种人，可是她丝毫也不能把他和她过去在美国熟悉的白人联系起来，在这里，他是她的敌人，不管他是死还是活着，都是一个威胁。
她对着儿童室喊道：“由美！”
可是孩子们听到她的声音，她只好进去待一会儿，对他们笑笑，逗逗那个将近三个月的小男孩。
她抱着孩子，他那柔软的黑发贴在她胸脯上，她努了努嘴，说道：“由美——跟我来！”
“我把他放上床就来，”由美答道，“他要睡了。”
她和由美一起走进儿童室隔壁的卧室。她手里抱着婴儿，由美在地板上铺着褥子，让婴儿睡下，盖好被。
随后，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前面，他们一起到了厨房。在厨房里，两个仆人正因为主人告诉他们的事，被吓得手足无措。老园丁也管些家务，他在不断地捋着他那几根八字胡子。
“主人不该给这个白人治伤，”他愣头愣脑地对花说，“这个白人本来就该死。他先挨了枪子儿，后来又掉进大海，碰到礁石上。假如主人拗着枪子儿和大海去医好他，枪子和大海会报应我们的。”
“我会把你的话告诉他的。”花有礼貌地说。虽然他不像老人那样迷信，她自己却也开始害怕起来了。帮助一个敌人会有好下场吗？尽管如此，她还是叫由美打些热水送到那间房去。
她走在前面，推开隔板门，定男还没有来。由美放下木桶，走到白人跟前。她一看到他就把厚厚的嘴唇固执地撅起来了：“我从来没给白人洗过澡，”她说，“现在我也不给这么脏的人洗澡。”
花厉声对她说：“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
“主人不该叫我给敌人洗澡，”由美固执地说。
由美呆板的脸上，显露出那么强烈的抗拒神情，使得花不由得感到一阵无名恐惧。倘若仆人诬告些什么，该怎么办呢？
“很好，”她很有身份地说，“你要知道，我们不过是要使他恢复知觉，好把他送回监牢去罢了。”
“我不管这事。”由美说，“我是个穷人，这事和我不相干。”
“好吧，”花温和地说，“那么请你去干你自己的事去吧。”
由美立即离开了房间，这样，就剩下了花一个人和白人在一起。要不是由美的固执激怒了她，她因为太害怕了，是不敢一个人待在这里的。
“笨蛋。”她愤愤地骂道，“难道他不是人吗？况且是一个受伤的，无依无靠的人。”
她心里充满了一种优越感，竟然弯下腰去，解开裹在白人身上的褴褛衣衫。他的胸部裸露出来，她用由美拿来的冒着热气的水，浸湿了一块干净的小毛巾，小心地给他擦脸。这男人的皮肤，虽然经过风吹日晒变得很粗糙，却仍然肌理纤细，看来他小时候皮肤必定非常白嫩。
她并没有对这男人增加一些好感，因为他毕竟已不是一个孩子了。但是，她仍然一面这样想，一面继续为他擦洗，直到把他身上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她不敢给他翻身。定男到哪儿去了？这时，她的愤怒己平息，下来，她又变得焦躁不安了。她站起身来，在拧干的毛巾上擦了擦手。她给他盖上被子，生怕他着凉。
“定男！”她轻声呼唤。
她叫他时，他就在门外。他的手已碰到门把，此刻门开了，她看见他身着白色手术罩衣，手里提着外科急救包。
“啊！你决定动手术了，”她喊着。
“是的，”他简短地说。他转过身去，背向着她，打开一块消毒毛巾，铺在日本式壁龛上，把手术用具放在上面。
“拿些毛巾来，”他说。
她顺从地但却怀着不安的心情，走到堆放床单的架子那里，取出毛巾。对了，家里还有些旧席子，应当拿些来垫着，这样血就不会把地上的厚席子弄脏了。她走到后面的走廊上，园丁在那儿堆了一些破席子，天气很冷时，他用来在夜里保护那些不经冻的灌木。她抱起了一抱席子。
可是等她回到屋里时，她看到这些席子已经没有用了。血已渗过伤口上的纱布，把他向下的席子弄脏了。
“哎呀！那席子！”她喊了出来。
“噢，毁了。”定男答道，好像毫不在意，“帮我给他翻一下身。”他朝她下命令。
她默默地顺从了他，他开始小心地擦着那人的背。
“由美不肯给他擦。”她说。
“那么，是你给他擦的了？”定男问道，并没有停下他那利落的动作。
“是的。”她说。
他似乎并没有听见她说什么，但她已习以为常，他工作时总是专心致志的。她在那里想：他干得那么出色，也许他根本不在乎在他手底下的这个人的身体是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他需要麻醉的话，你得给他上麻药。”他说。
“我？”她茫然地重复道，“可我从没给人麻醉过呀！”
“这很简单。”他不耐烦地说。
他打开伤口的包扎，血流得更快了。他借着安在前额上的手术灯的光，察看伤口内部。“子弹还在里面，”他用平淡的口吻说，“不知道礁石碰的伤口有多深，如果不怎么深，我或许可以取出子弹来。可是这已不是表层出血了。他已经失血过多了。”
这时，花恶心起来。他抬起头来，看见她脸色蜡黄。
“可别晕过去，”他厉声说道，没有放下手术刀，“倘若我现在停下来，他就非死不可了。”她突然用手捂住嘴巴，跳起来，跑出房门。他听见她在外边花园里呕吐。可是他仍然继续做着手术。
“吐完了她会好些，”他想。这时他没有想到她可从来没看过动手术啊。可是，在她很难受的时候，他却不能即刻到她身旁，不禁使他望着这个像死人一样躺在他刀下的男人，感到不耐烦和焦躁起来。”
“这家伙，”他想道，“天晓得干吗非救活他。”
这种想法使他不知不觉地变得冷酷无情，他加快了动作。
这男人在昏迷中呻吟起来。定男没有理睬，只顾发泄怨气。
“哼哼吧，”他喃喃地说，“你爱哼哼就哼哼吧，我干这个也没有多大乐趣。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给你做手术。”
门开了，花又走了进来，连头发也没顾得上整理一下。
“麻醉剂在哪儿？”她用清晰的声音问道。
定男用下巴指了一指。“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他说，“这家伙要醒过来了。”
她取出药瓶和一些棉花。
“怎么用啊？”她问。
“只要把棉花浸上药水，放在鼻子下面就行了。”他回答说，一刻也没有耽搁手里的工作，“如果他呼吸困难的话，就拿开一会儿。”
她俯下身子，靠近这沉睡着的年轻美国人的脸。她想，这是一副可怜而瘦削的脸，嘴唇歪扭。尽管他可能还没有感觉，但是他的确很难受。望着他，她不知道过去他们听到的关于犯人受折磨的事是不是真的。有时像是些闪烁其词的谣传，道听途说，而且总是自相矛盾。报纸上总是报导说，日本军队所到之处，人们热烈欢迎，欢呼得到解放。可是，她有时总是想起像老将军那样的人，在家里毒打妻子，但是，因为他在满洲战役获得辉煌胜利，所以人们现在已不再提起这些事了。假如一个男人可以如此冷酷无情地对待一个可以任他摆布的妇女，难道他就不能残酷地对待这个人吗？
她真心希望这个年轻人不曾受过苦刑。正在这时，她注意到了，就在他颈部靠近耳根的地方，有几道紫红色的伤疤。“看这些伤疤，”她轻声地说，抬头望着定男。
可是他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