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你不在的时候，家里没出什么事情。只是打碎了那只玻璃杯，那只倒霉的俄国杯子。”
他们俩为这件事情放声大笑了好一阵。他轻轻地抚摩着她，但却并没有表示亲昵的意思，只是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她为丈夫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而感到很高兴。
菲里庇底斯夫人很快就痊愈了，并且开始下床活动。她穿着睡衣，站在台阶上为娇嫩的天竺葵浇水，当然还有在夏末的空气中摇晃着沉重的脑袋的栀子。
“这香水的味道太重，”康斯坦莎抱怨说，“我得把它处理掉，”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的央克，把它送给你那些漂亮的女朋友吧！”
尽管她的话是极力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还是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她将以忍让甚至同情的态度面对现实。
他把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穿着一套英国衣服，看上去还很神气。有时候，她还拿起修指甲用的小剪刀替他把从鼻孔里伸出的一两根长毛剪掉。
“这样一来，你在漂亮的女牌友面前就会显得更加有风度，”她解释道。
他常常去打桥牌，一直玩到很晚才回家。那种地方她是不去的，只是站在自家的台阶上在他回来的时候叫他。于是，他就走过去，在她的藤躺椅的一头坐下。也许只是在这种时候，她才能完全占有他。
“都有谁在那儿？”她常常这样问。她并不真想知道那儿都有些什么人，而他也记不清楚。
他有点儿疲倦，尽管心里很舒服，而她却精神十足地在被晚凉复苏了的花丛之间走来走去。有时步子迈得很大，缎裙发出急促的沙沙声。康斯坦莎的头发依旧高高地盘在头上，因为这种发式很配她的脸形。在城市的灯光照射下，或者在月光的照耀下，她的脸在她走动时看上去像闪亮的镶嵌画，虽然模糊，但却永世长存。
“如今我又瘦又丑了，”她常常这么说，然后沉默下来。
他们俩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在夏末的许多夜晚——这些夜晚加在一起就是生活——她仍然是只有激情才能创造的艺术品。
“我饿了，”他有时会说，“我去叫阿格雷娅弄点吃的。”
“对，只要你——声吩咐，咱们的阿格雷娅就会给你准备好东西吃的。”每逢这种时候，她往往故意用庸俗难耐、不堪入耳的语气讲话，“假如在打桥牌的时候你还没有塞够那些乱七八糟的小点心的话。”
在撕裂的黑暗中他听得见她把一组组的花盆挪到其他的讨厌的花盆的地方。
“至少阿格雷娅能给你做点正经的东西吃。我这个人嘛，从来没学会做饭！”
“要是你想学的话，本来也可以学会的。”有一次他轻言细语地说道，说完就走开了。
“那我就得整天地炒呀炒呀，还不把人烦死？我可不敢领教！”
她气哼哼地笑了起来。
“真烦人！真烦人！央克，我惹你烦过吗？”她大声问道。
他没有回答，她以为他没有听见，但是，实际上不论他如何回答，她都不会满意。她从胸前掏出揉皱了的手帕，擤了擤鼻涕。
她常常听到他们谈话——她讨厌偷听模糊不清的对话。她常常听到他们在厨房里谈话，无关紧要的谈话发出犹如金属轻轻落地的声音。那甚至都说不上是谈话。那个结实的女仆在和别人讲话时总是言轻语细。实际上，她早已不是一个孩子，身体已开始发胖，头发也都灰白了。
“我的央克，”康斯坦莎经常大声地说，“叫阿格雷娅把饭端到花坛来。你一边吃，咱们还可以一边聊聊。”
她时常站在黑暗中听着她自己的声音，或者是在听……
她喜欢亲手为他抖开餐巾、端来茶杯。
阿格雷娅认识了孟尼迪的一个警察，这倒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她始终这么说：“噢，吉里娅，别把这当成一回事，他只不过又是一个罢了。”就在阿格雷娅同警察一起到乡下去了的当天晚上。康斯坦莎取来了最后剩下的两只玻璃杯。
“来！”她说着把茶杯放到了桌上，“虽然我不会做饭，至少这点活还是干得了的。”
他注意到，由于激动，她坐在那里喝茶时脚脖子在不住地哆嗦。
“你打完桥牌一定饿了，”她不无遗憾地说，“可我又不是阿格雷娅。”
“我不饿。”
“不饿？这么晚了！怎么可能呢！”
她那矮小的丈夫坐在那里慢慢喝着茶。他在看着她吗？他在想着她吗？她可能一时情急烫了嗓子。灯光的修长的手指竟敢此不在意地抚摩她的皱着的眉头。
她在声音恢复自然之后，又问道：“至少你得告诉我，都有些什么人在萨兰迪底斯打桥牌？”
“我不知道，”他答道，“忘记了。”
真让人扫兴。
八月的天气无比炎热。就连漆黑的夜晚都变得火盆似的。在八月，夜晚的灯光会充满恶意地照出一个人的疵斑。她痛苦地发现白天的阳光已经把栀子花烤焦了。
“唉，”她叹了口气，随手揪下了一朵花，“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骗人呢？”
那朵花虽然枯了，但却仍然十分漂亮。她随手撕着花瓣，对自己的话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
“你觉得需要骗人吗？”他问。
“不知道！不知道！”她反复地说，“自己也说不准啊！”
“我对我自己还是把握得住的，”他回答说。
“是吗？”她问道，身体挺得笔直。他可以看得见她头发盘在一起的样子。
“你能知道自己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吗？”他听见她问。
她的声音有些嘶哑。从房间里透出来的光亮划破黑暗一直射到了瓷砖花坛上。
“那些穿着巴黎时装的娘儿们，整天叼着烟卷，手里握着一把牌，可真贪得无厌啊！”
她站在那里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
“除了她们，”她说，“还有阿格雷娅。甚至连阿格雷娅……
“天哪！”
“对，就是阿格雷娅！”她大声说道，“你可真是风流得头脑发昏了，竟然跟一个女仆眉来眼去。”
永生的缎子长裙和黑暗翩翩起舞，发泄出它的仇恨。黑暗被仇恨纠缠得透不过气来。
“天哪！”他重复地说。“要是阿格雷娅进来听见你在胡说八道该多不好？”
“是呀，胡说八道！全是胡说八道！阿格雷娅老实巴交，她像岩石一样，除非上帝打得太狠，她是不会垮掉的。”
康斯坦莎越说越来气，最后竟失去了控制，一扬胳膊就把手里的玻璃杯摔到了瓷砖花坛角上，碎玻璃碴子“哗”的一声闪着亮光朝四下飞去。
当他上前去搀扶她的时候，她仿佛听见他说：“康斯坦沙，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损害不了我对你的感情。”
她是多么希望他讲的是真心话啊，多么愿意听他关于爱情的表白啊。她渴望能达到他的高度，最后还是证明她离得太远了。
她说：“我想可能我已经摧毁了自己。而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把她扶了起来，搂在怀里，想给她那虚弱的躯体注入一些支撑的力量。
接着，她鼓足残存的力气拿起了还剩下的最后一只玻璃杯。这时，阿格雷娅刚好戴着帽子来了，她从女主人手里接过杯子，冲洗干净收了起来。
马里亚卡斯已经在科洛尼的花园凉亭里面呆了很久，铁椅子硌得他屁股和大腿非常难受，眼睛里现出了烦躁的神色，倒不是他为花掉那么多时间惋惜，而是他还从来没有这么专注地听人讲过话。
不过，他咳嗽起来，并且看了看手腕上那块昂贵的瑞士表。
“她还没有回来，”老人说着把目光扫到忧愁的湖那边。“都是因为她心好，老是被人家利用。”
就在客人挪动椅子准备告辞的时候，听到有人从房子那边顺着石子路走了过来。
带格扳的亭子更狭窄，马里亚卡斯无法抬头，只好猫着腰站在那儿听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脚步声已经到了眼前，看来是无法回避了。这时候老人又说道：“她被人家利用了。”随后他连眼睛都没有抬就非常肯定地补充说道：“她回来了。你和她见面认识认识，我也可以喝汤了。”
客人瞧了一眼，正朝着凉亭走过来的那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她看上去行动有些迟缓，但却相当稳健。她在湿漉漉的石子路上走着，小心翼翼地绕过烂泥和水坑。
“阿格雷娅，”菲里庇底斯先生终于说话了，“这就是那位亚历山大人。蒂洛森从士麦拿写信告诉过我们的。这是他的朋友。你记得吗？蒂洛森大概在做无花果生意。他网球打得很不错。”
菲里庇底斯夫人十分自信地走上前去，看得出，她脸上的微笑略有变化。尽管她肤色黑，脸上的微笑却是那样纯洁而可爱。
马里亚卡斯虽然不再觉得紧张，但还是喃喃地说要去赶公共汽车。
“对，对，是得去赶汽车了，”菲里庇底斯夫人附和道。她接着去摸了一下丈夫。“衣服都潮了，”她说着还帮他把身上的花格呢衣服拉了拉，“你的茶凉了。”
“我们等了那么久，早就该凉了，”菲里庇底斯抱怨地说，“柠檬鸡蛋汤怎么样了？关于这个汤，我们已经谈了半天了，早就想喝了。”
“好的，”她安慰说，“会给你做柠檬鸡蛋汤的。”
她伸出胖乎乎的戴着金戒指的手，不慌不忙地拍了拍他——这是她惯常使用的抚慰办法。
她心平气和地说：“我把客人送到车站去。”接着又哄他道：“你不跟我们走到门口吗？杰尼维爱芙会生火的。”
“生火！我自己再在这儿待一会儿，”菲里庇底斯冷淡地说，“我要看太阳下山——如果看得见的话。”
瑞士的那些乌云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菲里庇底斯夫人看样子要在前面带路，马里亚卡斯立即跟上去。
“以后再来，”老人说，“我一定要把有关我妻子的事情全都告诉给你。我们一直想回到士麦拿去把财产找回来，但是她不愿意看见土耳其人。我们总是想做这，想做那。比方做饭啦，不发脾气啦。”
但是，另外一个菲里庇底斯夫人已经领着客人走了。她又矮又胖，头上戴着夏季用的宽帽，马里亚卡斯紧紧跟在她的背后。
她由于背对着马里亚卡斯（在狭窄的小径上走路，这是不可避免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他会在那儿一连坐上几个钟头的，”她说，“那是他喜欢的地方。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用那只玻璃杯子喝茶。他一定把玻璃杯的事告诉给你了。”
她这样说，并不要他回答。
“他不会感冒吗？”
“噢，他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待多久都不会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回忆回忆过去。”
她不停地说着，显得更加平静。
“他一定对你谈过她了吗？”她问。“如果她还在，肯定会对你招待更好。说话也会更加得体。”菲里庇底斯夫人说。
脚在石路面上发出咔嚓的声音。
“她是个贵妇人。”她解释道，“我是农民，仆人。不过我也尽了做妻子的责任，因为我爱她。我希望……我想她不会不同意的。不会对此有什么异议的。”
“菲里庇底斯夫人死去很久了吗？”马里亚卡斯谨慎地问道。
“很久？是很久了。多久？反正是很久了！”菲里庇底斯的第二位夫人叹息着说，似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距离大得无法想象。
“看来她的身体不是太好。”
“问题不在于她的身体！”菲里庇底斯夫人答道，“夫人是突然死去的。突然死去！这是我早就预料到了的。”
话从这个农妇的嘴里说出来，开始还断断续续，接着就变成湍急的流水一般，客人也不自觉地被卷了进去，默默地跟着她冲下楼，到了街上。
女仆穿着拖鞋跑下了大理石台阶。
这是一个夏日的黄昏，他们并肩站在人行道上，淡红色的霞光罩在他们的头顶，马里亚卡斯明显地觉察到这个壮实而一筹莫展的农妇心里满怀着焦虑。
“我的夫人！夫人！”女仆叫着。
她弯下身来。
她那宽大的臀部在痛苦地颤动，丰满的胸部简直要停止、呼吸。
她俯着身子看着躺在水沟旁边的人。
康斯坦莎·菲里庇底斯只有脑袋可以挪动，身体已经摔坏了。女仆用皱褶裙子把她盖了起来。除了一条狗和住在楼下的两位太太之外还没有人凑过去。
“阿格雷娅，”康斯坦莎开口说话了。暗红色的血在嘀嘀嗒嗒地流着。她对跪在身边不住哆嗦的女仆下达命令。
“夫人！哎呀，我的夫人呀！我们可怎么办哪！我们可怎么办？”
她哆嗦着，哀号着已经在准备送葬了。
“我很高兴，阿格雷娅，”康斯坦莎·菲里庇底斯说道，“你永远也不会垮掉的。永远不会，你也决不能垮！”她不顾血如泉涌，欠了欠身子说道：“你看，是我垮了。”
警察把她抱到楼上。如果警察不在，女仆也会这么做的。
故事讲完的时候，两个人已经穿过了冷漠无情的街道，来到了汽车站。
“不会误车的，瑞士人向来总严守时刻，”菲里庇底斯夫人安慰他说。
她又恢复了常态——严肃、呆滞、安详。
“先生跟你谈得很投机，”她说。“一定挺高兴。现在他感兴趣的事情太少了。”
她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后又焦虑起来。
“你知道，”她气喘吁吁地低声说道，“那是最后一只玻璃杯了，如果再打破，我可怎么办？那我可就一无所有了。”
菲里庇底斯夫人突然收住了话头，似乎意识到自己泄露了内心的隐秘。她转过身，迈着沉重的步伐向潮湿的令人窒息的花园走去。马里亚卡斯没有勇气目送她回去。再说还有公共汽车。瑞士人是守时的。他跑去赶车。想尽快远远离开那宁静的环境。他紧张地笑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亲耳听到最后一只玻璃杯打碎的声音。
（胡文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