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Mayo和妮娜从香港回来，也许是得到了澳洲胖子支招，紧着就张罗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志在把北京那边的董事选出董事局，这样他的股权分配方案就可以顺利通过。胖子的钱就可以到账。股权分配方案也是随胖子的旨意。我隐约看出点猫腻儿：胖子是这个公司的操控者。
公司前期融资的钱几乎全投在了北京公司，现金账上所剩无几。重新上市，现金账上起码得有数百万的流动现金。现在，公司需要一只起死回生的神秘之手。这只手已经隐隐可见，那就是胖子。
特别股东大会的准备工作在紧张进行着。给股东的通知信像雪花一样发出去。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打电话。Mayo请来他的土著朋友帮忙，在黄页上查电话号码逐个拨。为了把北京的董事选出董事局，他玩拆股游戏，把他名下的，他私人公司名下的，妮娜名下的和他妈妈名下的股票拆成N股。土著朋友从电话本上找来陌生人使用拆股的投票权，按他的引导投票。酬劳是每人五十澳元。
董事局有北京两个董事：杨军和查尔斯·李；四个澳洲董事：Mayo，董事长，农场主安德罗和秃头法朗克。安德罗因为拥有巨大农场而得名。他是Mayo的好兄弟。法郎克因为年纪轻轻就秃头了，中国股东背地里就叫他“秃头”。他是胖子的代言人。一个上海董事：郑总，人称女枭雄。Mayo的目的是去掉杨军，换上澳洲的邓仁。新组合是：北京一个，澳洲五个，上海一个。这样，不管董事长和女枭雄站哪边，他都稳操胜券。
妮娜这次从香港回来，行头也大有改进，手上带着卡地亚手表，身上皱巴巴的一条裤子，她告诉我上万块港币。我入账时发现她花四万澳币买了两只表，一只送人一只留着自己带。一天，她拿来一张六万澳元的公司支票让我存进她和Mayo两人联名的信用卡户口。我做账时发现这张支票的票根写着作废。
董事长姓廖。上世纪六十年代随家人举家移民澳洲。扎在唐人街做餐馆。几十年的餐饮业做下来，肚子里填的都是些唐人街争地盘的伎俩。在唐人街训练出来的管理能力与IT行业这种西装上衣配牛仔裤的美国式的、技术含量高的现代管理相差甚远。他不懂账，不会看报表，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只管签支票。他认为只要控制住钱就是控制住公司。
Mayo与他合伙是看上中国的市场。在中国，他这尊神还是灵的。仅凭他的姓氏就能招来各路的投资者。如果说他是唐僧，公司还有位孙行者护法神─邓仁。邓仁一路追随廖董在中国招揽投资者。邓仁变戏法似的把廖董变成中国某领导人的后人，Mayo变成澳洲前总理的儿子。投资者中有中国军界的查理斯·李，也有上海地产界的女枭雄，他们就是冲中国领导人后人来的。
廖董不止一次在董事会上指出Mayo出差花销太大，飞机要坐头等舱，旅店要住香格里拉，还要捎上女友妮娜。
妮娜不是公司的人，她来上班不拿报酬。她愿意来上班，因为可以全方位看住Mayo。Mayo也愿意她来上班。她来了，就是他的私人秘书，买咖啡倒垃圾处理文件。工作不顺还可以向她吼几声。
这次他们俩在香港一个月，吃喝住行共花了六万澳币。廖董不同意报销。廖董说：“我在香港住一百澳币一晚的旅店，他们却住香格里拉套间，七百五十块澳币一晚。”Mayo申辩：“妮娜报销差旅费是应该的，因为她去是为公司工作，她工作不拿报酬。”至于住香格里拉，Mayo是这样回应董事长的：“你要我跟你一样住六百港币一晚的酒店？那是给人住的吗？是给猪住的。”
公司支票要有廖董和Mayo两人的签名才有效。Mayo不知用什么办法骗廖董签了张空白支票，他撕下支票，填上他和妮娜的名字和金额。票跟上写上“作废”。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差旅费给报销了。廖董见Mayo不坚持跟他要求报销这次的差旅费，“姜还是老的辣。”他得意地想，以为自己赢了这小鬼子。“想跟我玩？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啦。”他想到这，笑容也柔和了，心情比以往好多了，回到办公室来也没了往常的诸多问题。Mayo要召开特别股东大会，他没阻挠，也不参与准备工作，每天早上十点左右来公司溜一圈就到唐人街饮茶。Mayo玩的那些拆股把戏他一概不知。
股东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Mayo让妮娜给国内来开会的人预订酒店。妮娜在网络上巡一轮，最后决定把他们安放在东区斯坦福酒店。“那可是克林顿前不久来悉尼下榻的宾馆呀。”Mayo在电话里用开玩笑的口吻跟邓仁说。他跟中国人打交道至今大约有五、六个年头了，深知中国人在乎这个。“但凡跟‘名’字有关联的，中国人都拥戴。例如名校、名牌、名车、名人，就连董事长与廖承志同姓也能募到钱。可笑！”轻蔑的笑意悄悄爬到他嘴角。
邓仁是澳洲公司聘的中国雇员，祖籍香港。Mayo看上邓仁的撒谎本事，一直想笼络到自己的麾下。这次是个机会，他要把北京的李军选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把邓仁选进来。他对李军的讨厌是不可名状的。他跟李军语言沟通的障碍不是主要原因。李军这位军人出身的高干子弟与他这位澳洲贵族后裔一样，血液里流着傲慢与武断的因子。他们的出生注定了他们的相互排斥。
邓仁当然要来参加会议，李军也要来，还有女枭雄。
邓仁和女枭雄在会议前一天就到了。
北京那边因为有廖董的支持，很是放心。李军安排在开会当天早上到。会议在中午十二点召开，飞机的到达时间是早上十点，怎么算都赶得上。他认为没有他，会是开不成的。在北京，他不在，谁敢说开会？
Mayo考虑到女枭雄不懂英文，让我给她当临时翻译。我与女枭雄是初次见面。她是位二十七、八，面如桃花，鬓发如云的平民美女。如果上帝这会儿站在我面前，我会冲动地抓起他的衣领狠狠地摇他：“为什么呀？为什么好处都搁她身上？怎么可以这样不公平？”如果我的视力正常，看到的白纸黑字都是真的；如果我的记忆力没骗我，没出现幻觉的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里出现女枭雄的名字和头衔是：个人投资者最大股东；北京合资公司最大债权人；北京合资公司发言人等等。我给她勾勒出的形象是个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中年商界女强人。
他们到达的当天中午，女枭雄跟我说去吃饭，当然不是公费，邓仁请客。这时的邓仁完全背叛他平时的精英形象，走在女枭雄的身边，上身微微前倾步伐稍后于女枭雄半个身子，脸上挂着谦恭的微笑，一路给女枭雄解说路牌、街名，可谓温馨体贴之至。我这个临时翻译完全多余。我默默地走在他们的后面。我不认为我应该出现在这里，在他们中间。我是会计，不是跟班。我怨Mayo，诅咒Mayo：“你投资中国，注定要失败，因为你永远把不准中国人的脉。看看对这女枭雄的安排，愚蠢之极。”
邓仁不会为了一个董事位置就旗帜鲜明地站在Mayo的一边。他属狼科，利益可以让他做任何事。在Mayo的面前他表现出全心全意，鞠躬尽瘁的态度，在廖董和女枭雄那儿又表现出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伴君如伴虎的无奈。这时他鞍前马后地侍候着女枭雄。看来女枭雄不是很买他的账。她漫不经心地应付他，放慢脚步等我跟上来，和我搭话：“澳洲的财会制度跟我们中国的一样吗？不一样吧？”
“不一样。”我发现她已经拉着我的手了。我神经质地看看左右，同性拉手是同性恋信号。当然她不是这意思，我明白。
“比我们的复杂吧？”
“不，好像中国的更复杂。”我讲的是真心话。回去查账，发现澳洲的财会制度比中国的简单。可是中国还是有这么多假账。
“我也是财会出身。我想学澳洲会计。有空你能教我吗？”
“怎么教？”我试着挣脱她的手。我不只是担心周围的人误会我们是同性恋，我还担心背后那双眼睛。邓仁代替我刚才的位置─沉默的跟班。他的存在，我如芒在背：他会不会在Mayo面前造谣我和枭雄的亲密状。Mayo的多疑我是领教过的。刚来公司不久，初次见邓仁，我们用中文对话，Mayo立马打断我们的对话，支开邓仁，不高兴地说：“在我面前请讲英文。”我懂得讲大家都懂的语言是起码的礼貌，这是母亲从小教我的。我向他道歉。Mayo不乐意我跟别的员工走得近，尤其是中国的。因为我知道公司的秘密。廖董曾经几次请我喝咖啡、吃饭，为的是套出公司的财政状况。我岂敢透露半个字。我跟Mayo签有保密合同。当时我对合同中“不可以直接向CEO以外的人包括董事长汇报财务状况，除非经CEO同意”这话不理解，他说董事长应该向他了解公司的事情而不是跨过他向下级了解。
“我想啊，记账都是相通的咯，不同的是制度。该记为资本、债权或益损，根据制度而定。你只要以我们公司的账为例，给我示范它们的不同就可以。有困难吗？”女枭雄试探我。
“啊，明天会很忙…你什么时候走？”我再迟钝也领会她的意思，就是想看公司的账。我不好直接拒绝她，跟她打马虎眼。
回公司我就向Mayo汇报。我要抢在邓仁的前面。Mayo说：“你不需要给她做翻译了。回来做你的工作。”
谢谢，可恶的CEO。
开股东大会那天，早上八点，我和Mayo、妮娜就开工了，我们忙着搬桌子、摆凳子、分放大会决议，打电话定咖啡糕点，为招呼早到的股东们。为了走路方便，我和妮娜都脱掉高跟鞋打赤脚在地毯上跑来跑去。“工作着是美丽的”，我脑海突然跳出作家陈学昭的书名。《工作着是美丽的》很适合此情此景。我喜欢工作，很忘情很投入。
时间前移，十一点、十一点半，各路人马陆续到来，认识的、不认识的，摩肩接踵。十一点五十分，李军还没见踪影，廖董看表，Mayo看表。他们看表的目的各不同。廖董看表，是焦急李军怎么还没到；Mayo看表是等开会时间，“时间一到就开始，一秒也不等。”他想。他等够了，在北京，他等。每次召开会议，管理层的人总有迟到的。在这里他也等，等廖董。每次说好九点半开会，廖董总是十点才姗姗来迟。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他有胖子撑腰，这次他有他的计划。“这班Bloody Chinese（鸟中国人）！”他在心里骂。他和妮娜常常挂嘴边的话。每次听他们这么骂，我总是把脸转一边。我曾经对他们说：“请不要在我的面前这样讲！”妮娜说：“对不起，我们不是骂你，是指北京那帮人。”我阿Q地想，算了算了，不跟他们计较。他们这么气愤“这班鸟中国人”，说明被“鸟中国人”耍狠了。他把辛辛苦苦私下募集的钱放到中国，那边管理层有六个人，每人另有自己的公司，钱在六个公司的银行账号里转来转去就消失了。
会议只开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表决如Mayo的意思进行，决议顺利通过。李军出局，邓仁入局。Mayo傲慢地笑：“跟我斗？跟我斗就这个下场！”
会议刚刚结束，人们站起来还没走，李军风尘仆仆站在门口，以为人们也是刚刚进场还没坐下，脸上的表情写着：哎，终于到了。
“怎么现在才来？会议结束了才来！”廖董没好声气地说，目光是责备加失望。
“啊！完了？”李军没想到就连三十分钟也不等，他可是要出国要坐十个小时的飞机才到呀。十个小时换三十分钟都不行？他可是公司的董事啊！这点面子都不给？他由不知所措到愤怒，恼羞成怒。他看都不看Mayo和妮娜一眼，只跟廖董、女枭雄打招呼。我敏感地觉得邓仁肯定不在场，扫一眼现场，果真不见他人。
二
我从沉睡中醒来，已经是早上九点多。连日来忙活股东大会，身心的疲惫已经到了极限，尤其是昨天。啊！昨天？我一生中最想忘记的一天。
我躺在床上，透支的体力慢慢恢复，模糊的意识慢慢清晰，昨天的一幕，我最愿意忘记的一幕像我的个性一样固执地钻回记忆中：中午十二点半，特别股东大会结束。重组后的董事局接着在一点钟将召开董事会议。讨论决议1.发行新股以集资。集资对象当然是胖子。新股价格是零点一分，胖子投资一百万就拥有一亿股；讨论决议2.缩股，一百股变一股。中国股东花两毛一股买来的股票将缩水百分之九十九。原来跟北京谈不拢主要就是这缩股决议。反对这决议的还有廖董和女枭雄。中国股东都是廖董招来的，他无法面对他们。枭雄的利益和北京是一致的，她却聪明地不与Mayo发生直接冲突，想借刀杀人，利用李军为她挣利益。现在大势已去，李军和廖董是斗架败下阵来的公鸡，只能偃旗息鼓。绊脚石已经搬开，Mayo迫不及待要解决现金问题。他怕邓仁做手脚，不让他做女枭雄的翻译，指定我来做，同时北京的董事以电话会议方式参与，我的翻译也同时对北京。
会议前半个小时我才接到通知和会议内容。这就是Mayo，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
我一脚踏进会议室，董事们已经在座。所有的人都看向我。
在吃饭的半个小时里我把会议大纲看一下。惶恐中开会时间已到，我把半杯没喝完的咖啡像喝酒一样一口干尽，付了钱，一手捂着手袋一手抓着几张会议决议奔跑回会议室，还是迟到了。
Mayo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也许在上一回合的争斗中取得的胜利令他有个好心情吧？他竟然向我微笑示意我坐下。在座人中唯有我没有利益冲突，这一属性使他们相对更信任我。或者说，对Mayo起用我代替邓仁更有说服力。
股东大会的翻译工作已经耗尽我的精气神，董事局会议上，我无法再集中精神。也许，这是我头一次参加董事局会议，连妮娜都没资格参加的会议，过于紧张，我把“为了能重新上市”翻成“为了不能重新上市”。对于我荒谬的翻译，邓仁和廖董几乎同时间给予纠正。Mayo满脸乌云，马上换上邓仁。我只恨地上没有洞好让我钻进去。丢人呐！丢我的人也丢Mayo的人。他力排众议推荐我进董事局当翻译，我就这么向人们展示我的能力？！我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唉！唉！
事后，我每次回想当时的情景，都诧异自己事发时竟然没哭，没有脸红、羞愧、难堪，没有……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坚定、冷静、心静如水地听着邓仁翻译，一直到会议结束？
丢人都丢到北京去了，想起都心痛得想死。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在工作，我的工作还没结束，要坚持，坚持……
我翻身起床开电脑查收电邮。近几天没给张涛发电邮，想必张涛等急了？我比任何时候都想他，快疯了。工作中的挫折把我推向张涛。我需要一个支撑，需要靠一靠。他不是我的山，也不是大树，可能只是汪洋中的一根稻草，一个浪花就能漂走他，那我也不管，至少目前我伸手够得着的只有他了，就算借来的肩膀让我喘喘气吧，我还不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