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还不是你那车惹的祸，连工作都丢了。”
“颜然，你别当人家地主老财似的严、打、压呀！”我和稀泥。
“我不管他的事，该干吗干吗。吃饭！”颜然领会我的好意，动作麻利地摆上饭菜。吃完饭，颜然送我出来，悄悄地问我：“刚才你说‘除非’，除非什么呀？”
刚才我讲了那么多的话，一下子想不起颜然指的是哪一句，想了一会，说：“我说怪不得颜俊不肯娶媳妇呢，他喝太多可乐了。可乐喝多了会性无能。”
“我不是说这个。颜俊回来前，你说‘除非猛男’，这话你没说完。”颜然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哦！我想起来了。我是说除非猛男真的信了佛，四大皆空，去了贪嗔痴。”
“有什么药能让他变真佛？有的话告诉我，否则白搭。”
“有，美女就是男人的药。看你的啦。”我说着钻进车里，不敢看颜然愤怒的脸。
五
从颜然家回来。一进门我就去查看电邮。不管多晚，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查看电邮。那里有一份牵挂。我与张涛几乎每天都电邮对方。因为时差，我早上上班第一时间给他发邮件，收到他的回邮一般要到晚上。读他的电邮或者给他写电邮是我目前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活动了。收不到他的电邮，我夜不能寐，为了给他写邮件，我不吃不喝。后悔上次北京行没到广州见他，下次公差不知是什么时候。目前，公司为了上市的事跟北京那边斗争得如火如荼。起争斗的原因是北京那边不同意CEO给他们的股权分配。
张涛在邮件里说要来悉尼考察。生活也不见得总是不尽如人意，对我来说，当下的生活到处闪烁着希望的火光。我冲杯咖啡坐到电脑前反复看张涛的邮件，同时在脑海里编织我们见面的程序和行程安排。我要带他去我和罗丽莎曾一起去过的电影院看电影；到同性恋者酒吧去喝杯Hard On；到我和苯他们蹦的的舞厅蹦的；还有，到La Perouse海滩去看夕阳。这次，橙黄色的夕阳里不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我要带他重温一遍他走后我所做过的事情……
凄厉电话铃吵醒我的睁眼梦，拿起电话，是甄老师惶恐无助的声音：“安平吗？你能过来一下吗？钟耘晕倒了！”“啊─！我马上来！”我懵了，放下电话，又拿起来给甄老师拨过去：“甄老师，马上打000叫救护车。家里有别的人吗？我马上到。”“他儿子已经打了。他老婆孩子都在。”
我换上衣服小跑到我的车上。出门前电脑还开着，张涛的邮件还在屏幕上。我知道，过一会屏幕会自动覆盖上黑色，一个红色小球在上面划着弧线游走。到钟耘家，救护车已经把钟耘载走，家人也都跟着车去医院，甄老师留下来等我。
“钟耘怎么了？”我的车刚停稳，甄老师迫不及待坐进来。我一边启动车一边问。
“钟耘醒过来了。去了查理斯王子医院。”
又是查理斯王子医院！多年前，澳黛丽也是来这里。不同的是，澳黛丽在公立医院。
上次见甄老师是两年多前，她来探亲。那时她跟儿媳妇闹得很不愉快。问题出在对孙子的教育方法上。甄老师找过我申诉。她打从心里就瞧不起儿媳妇，认为一个连初中都还没毕业的人懂什么教育？她自己，一个曾经的高中物理老师，当然有资格一言堂了。儿媳妇从没到过中国，不懂，也不管什么孔孟之道。她是越南的没文化加上澳洲的不尊师重道，只知道这个家是她的，儿子是她的。她不需要别人来告诉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于是，她理直气壮对甄老师说“不”。那次，半年的探亲签证，甄老师只待了三个月就伤心地走了。走前她在电话里告诉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就当没养过这个儿子。”钟耘以为我在他们婆媳战争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我们原来的关系“电话联系”状态转到“无联系”状态。
“钟耘怎么啦？怎么突然晕倒？”
“他不是突然晕倒。他有脑肿瘤。一年多前就开始晕倒，开始以为是累的，也不在意，也不告诉我们。后来瘤子大了，压到听觉神经，一边耳朵聋了，才到医院检查，查出是脑子长瘤子，要做手术。我这次来就是为这个。”甄老师开始无声地哭了。
我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对于一位母亲，我知道任何安慰都是多余的，甚至是虚假和无为的。我只有加大油门，希望不要撞上警察；希望不要给路边的照相机拍到；希望快点见到钟耘。
“怎么不给治？”我开着车，问道。这么久不跟他联系，他患这么重的病都不知道，我不能原谅自己。
“有啊。我们想通过针灸与吃中药结合把瘤子化掉。过去的大半年，他来来回回广州就是为了治病。我们通过很多关系找名医，病情终究没控制住。”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甄老师。”
“钟耘不让讲。除了我和他爸，他谁也没说。包括钟红和小弟。他说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忙。”
我无话，集中精神开车。
他们家离医院不远，十分钟的路程。
我们进急诊室问了护士，护士领我们进钟耘的房间。钟耘醒着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见我们来了，笑着点头示意我们坐下。
“好些吗？”我问。
“很好。”钟耘眼睛明亮，就是瘦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瘦，躺在床上，白床单下的身子像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的身体，薄薄的一层。
我总是很笨，越是想讲好听的话越是想不出来。
“什么时候做手术？”我搜肠刮肚的终于找出一句话来。
“约定的手术时间是后天，现在可能要提前。值班医生在联系他的主刀医生。”他老婆苏姗告诉我。
值班医生进来了，他说钟耘今晚就留在这里，待会有人来给他做一系列的手术前检查，明天早上十点手术，让我们尽快离开。
我们逐一向钟耘道晚安，钟耘让甄老师明天来时把他保险柜里一个小布包带来。甄老师一听，眼泪就流了出来。我也想到“遗嘱”两个字。当我向他告别时，他说：“安平，你明天也来吗？”
这是他第二次向我提要求，第一次是向我借钱读大学，我拒绝了他，这次？“当然，我当然来。我一大早就来。”我答应得爽快。其实公司那边战火正酣，Mayo天天都跟北京那边开电话会议，我兼职做他的临时翻译。“Mayo”在北京被读成“没有”。他对“没有”两个音节特敏感，只要听到北京那边讲话里有“没有”音节就以为在讲他。每次开会他都要我在他身边。这时候我是不应该请假的，就算请假也未必能批准。
去他妈的CEO，去他妈的工作。我要看着钟耘从这里走出来。
早上我到的时候，甄老师一家都在。看起来他们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大家安静地坐着。看到我来，钟耘对甄老师他们说：“你们出去吧，我马上要进手术室了，让我跟安平聊聊。”
自从来到澳洲，我们还没认真聊过天。
他们好像对待一个垂死人的要求，有求必应。他们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我坐到钟耘床头边的凳子上。钟耘递给我一个小黄塑料皮的笔记本，说：“这个送给你。”
事出突然，我没想到钟耘会这样，完全没心理准备，惶恐而茫然地接过来。
钟耘继续说：“我刚来澳洲那会儿记的日记，后来生活的变化，我就停止记日记了。仅此一本，给你做个纪念。我以前把它搁在保险箱里。如果昨天没见到你，我会让我妈转交给你。”
我想讲点什么，讲些幽默的话。我看向他，我张不开嘴，悲伤堵上喉咙，眼泪不争气地流个不停。不知为什么，钟耘这时特爱讲话。他见我这样，就说：“我的手术可能会伤到脸部神经。如果我瞎了，你要常来看我，把这日记念给我听。我全靠你了。”
我哭得更凶，这时不只是悲伤，还有委屈……我很奇怪为什么会委屈，一种毫无关联的感情。也许……也许我下意识里爱过他？等待过他？
“别哭了，傻丫头，我又不会死。”
我努力地笑，笑，抹去眼泪，笑。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一个中年女人又哭又笑，弄得钟耘忍不住真笑起来。
手术进行了十二个小时，澳洲最顶尖的三个脑外科医生做这个手术。这个是这年最大宗手术之一。他们在钟耘耳朵后面挖个洞，伸进刀子把瘤子割掉。瘤子长得出乎意料的快，按原来设计洞口的大小，刀子伸进去的角度几乎无法割出整个瘤子，临时决定加宽洞口。割完瘤子，就在钟耘大腿上割块皮封上洞口。从此，钟耘的后脑勺有个地方是没骨头的。他永远不可以像以前那样劳累，那样动脑筋了。
在等待手术的十二个小时中，我一直摸着口袋里钟耘的笔记本。想看，又不能，苏姗就坐在我身边。我不想她误会。
从医院回到家又是另一天的凌晨，我发现电脑一直开着，张涛的电邮还在屏幕上。我没睡意也没情绪回张涛的电邮。我拿出钟耘的日记本，仔细端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小日记本。黄色的塑料皮已经硬化。我翻开第一页，红色钢板印刷字体：“奖给参加一九八○学年度上学期全市物理竞赛，以99分成绩，被评为应届高中组第一名。钟耘同学留念 新江市教育局（上面盖着公章）。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我在记忆的数据库里搜索，那年他应该是读高中一年级。他只读完高中一年级就考上大学了。那次，他还代表应届高中组上台发表获奖感想。站在台下几千学生中的我，怀着巨大的羡慕和崇敬，远远地望着那个穿着白裤子的翩翩少年，缓缓地走到台上去……
我接着翻到第二页，是标准钢笔隶书：“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雪雨——冰心妈妈摘录”。接着翻到第三页，是他到澳洲第一天的日记。八○年的日记本，他留到八八年才开始用。看来他是非常珍贵这日记本的。我接着翻下去……看到我的到来……看到他对我的心情：“女大十八变，安平的样子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如果是在路上碰上，我肯定认不出她……”我继续翻，看到他向我借钱；看到他结婚前的心情：“突然很抗拒结婚。很想安平，想她笑的样子。看到她总是笑，很难想象她生气的样子。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想她。越想她越抗拒结婚，冲动之下，我跑去找苏姗说不结婚了，她当时就一个劲地哭。看到她哭我更烦，干脆就走了。她的哥哥汤姆跑来找我问为什么？说玩了他妹就想甩她，他不会放过我的。越南人很多都有黑社会背景，就算没有，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我又冷静想了一下，就凭我现在的条件，能跟安平表白吗？就算说了，她会接受我吗？女孩子哪一个不是要找老外，有身份的呀？原来想把书读下来，申请独立移民，找份好的工作。有了这样的前景就可以跟安平表白了。可是筹不到学费。没人肯借我钱，包括安平。可以理解，反过来，要是别人向我借钱，我也一样。男人没有事业没有钱，又何来爱情。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又何况我只不过是一介书生。真正的体力活也能挣钱，我却干不来。前一阵子有朋友介绍我一个搬冰的活，特能挣钱，也特累。机器造出冰块由输送带运出来，人力把这些冰块搬到指定的房子里。冰块不但重，且滑，搬冰不能停，喘口气都不可以，否则机器那儿就会堆出小冰山来。朋友也就是把腰扭了，才说介绍我顶上他的位置。他一个一米八的山东汉子都吃不消，我衡量自己的体力肯定不如他，只好谢他。天上掉馅饼了，我接不住。哎，还是赚钱再说吧。在澳洲，借钱比挣钱还难。弟弟妹妹马上也要来了，都是要花钱的事儿。苏姗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再说了，她哥，我也得罪不起。……”
这一页我翻不过去，久久的，我哭倒在沙发上。
天已经开始亮，经这一折腾，我早已经没了睡意，干脆泡个澡，然后上班去。只昨天没来上班，公司已经发生乾坤大挪移。因为我们跟北京那边谈不拢股权分配方案，公司的主要投资者，隐居在香港的有葡萄牙血统的澳洲胖子拒绝放钱进来。Mayo今天一早就和妮娜一起飞香港去。我进门看不到人，迪荪估计在家里睡觉，其余的人在北京。我坐了一会，头开始疼，身体冒汗同时发冷，扛不住了，我回家。一到家就开始吐，我躺倒床上嘤嘤哭泣。来澳洲十来年，第一次病成这样。
外面的天黑下来了。我从饥饿中醒来，突然间坐起来，茫然中不知身在何方。黑暗填充着眼睛能看到的空间，寂寞从心的最底层爬上来，寂寞得颤抖。
电话铃响，我像看到救星一样不顾一切跳下床往电话机奔去。刚才睡觉时长时间一个姿势压住一边腿，麻木的脚着地不受力，崴了一下，我顾不上疼，扑过去抓起电话，听到张涛焦虑的声音，我的心一下暖过来。
“哎！张涛！是你呀！张涛！你在哪呢？是不是来到悉尼了？”
“没这么快，我还在单位。你两天没给我发电邮，不知你怎么样？你好吗？”
“好！就是感冒了……现在好了。”我挣扎着，还是隐瞒了事实，没告诉他我生病，因为钟耘脑子长瘤子，为这，我过度劳累。如果没有钟耘的日记本，我兴许会第一时间告诉他这不幸。日记成了我和钟耘的秘密。
“安平？”
“哎？”
“我想你！”
“我也一样。”
“你不高兴？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就是，身体还有点不舒服，刚刚睡醒。”
我不习惯撒谎。张涛听出我语气里的落寞还是听出我的不诚实？
“我这次去不成悉尼了。有消息说上面有意派我下去代职。这是个机会，我不想错过。任命会在我去悉尼期间下达，我不能离开。我会在电邮里给你慢慢说。你有没有去看医生？要看医生，注意休息。”
张涛这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悉尼找我。中国打过来，长话费巨贵，一个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职务）不会轻易消费的。
放下电话我才感到脚钻心的疼，仔细一看，脚脖子肿得老高。应了张涛的话，该看医生，可是天已经全黑，家庭医生早下班了。我打电话给罗丽莎，她教我用冰敷。我问颜然，她说用热毛巾敷。我想想，都有道理，两样都试吧，反正不能更坏了。我明天不能再请假，否则，饭碗要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