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名将张苍水有诗云：“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诗中提到两位著名人物，即于谦和岳飞。于谦不仅是一位与岳飞齐名的英雄，而且是一位可与包拯、海瑞同垂青史的清官。
于谦从小天资聪慧，才华横溢，被视为神童。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称曰：“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于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十五岁的于谦考中了秀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可是，于谦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弱书生，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他自小就崇拜岳飞，曾留下一首题为《岳忠武王祠》的七律：“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中兴诸将谁降虏，负国奸臣主议和。黄叶古祠寒雨积，青山荒冢白云多。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于谦还十分钦佩文天祥，他将祖父收藏的文天祥的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赞词，发誓要做一个像文丞相那样“殉国亡身，舍生取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志士。
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于谦来到西子湖畔的吴山三茅观读书。吴山是杭州的名胜之地，山林优美，环境清雅。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于谦刻苦读书修身养性，不断培养着自己刚直正派的作风和性格。在三茅观，他写下了充满豪气的《石灰吟》一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人托物言志，通过赞美石灰，表达了自己不怕艰险、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为人清白正直的崇高志向。果然，于谦做官后，没有忘记自己少年时立下的志向，一生廉洁奉公、正直不阿，用满腔热血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宣德初年，于谦任监察御史。当时顾佐任都御史，对下属很严厉，唯独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后来汉王朱高煦反叛朝廷，明宣宗御驾亲征，于谦扈从。兵临乐安，朱高煦出降。明宣宗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朱高煦伏在地上心惊胆战，自称罪该万死。班师回京以后，明宣宗以于谦扈驾讨逆有功，给他的赏赐和各大臣一样，以示恩宠。
巡按江西时，于谦办事不徇私情，廉明公正，昭雪冤狱，为数百蒙冤入狱的人平反，被百姓视为神明。当时，宁王府的属官一贯飞扬跋扈，横行不法，常常借买东西的机会敲诈甚至掠夺商人货物。于谦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打击了那些权贵豪强的气焰，因此受到了江西百姓的敬重和爱戴。
当时正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明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担当重任，就亲手写下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于谦被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遍访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情，并立即上奏朝廷。那时，当地水旱灾害频繁。灾害一发生，于谦就马上上报，并针对灾情，采取有力措施赈济灾民，博得了两省人民的齐声称颂。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堤岸常被冲决。于谦下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凿井，于是榆柳夹道，井泉可饮。他还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很快，于谦威名远扬，连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藏匿了起来。在于谦的治理下，河南、山西出现了百年难遇的好年景。他曾赋《平阳道中》诗一首：“杨柳阴浓水鸟啼，豆花初放麦苗齐。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诗中洋溢着一片祥和的气氛，体现了于谦爱民如子、与民同乐的胸怀。在职九年，因政绩卓著，后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俸禄。
正统年间，太监王振专权。明英宗对他言听计从，尊称他为“王先生”。一些王公贵戚为讨好王振，尊呼他为“翁父”。地方官吏进京办事，都要贿赂王振。于谦为官清廉，厌恶那些贿赂求进的做法。每次入京奏事，他从不带任何礼物。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即使不去送金银珠宝，也总该带些地方土特产，比如线香、蘑菇、手帕什么的，做做人情也好呀。”于谦听了，举起两只袖子，笑道：“我只带了这两袖清风。”当即赋《入京》诗一首，以明其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诗中的“清风两袖朝天去”一句，特别得到人们的赞颂，并用“两袖清风”一语来形容为官清廉的官吏，一直流传至今。两袖清风，正是于谦清廉品格的真实写照。
由于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于谦被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河南、山西的官吏和百姓联名上书明英宗，请求释放于谦，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进言讲情。王振一伙见众怒难犯，又抓不到于谦什么把柄，只好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仍任河南、山西巡抚。于谦在巡抚任上前后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皇帝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又起用原职。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北方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拒绝联姻，率四路大军南下，前锋直指大同，明英宗不顾于谦等大臣劝阻，听信宦官王振之言冒险亲征。行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接连失败，就急忙决定退兵，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上，明军死伤过半，明英宗被俘，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
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百官张皇失措，有人甚至主张迁都南逃。此时，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南迁，并对皇太后晓以迁都的利害。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一再害怕地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即帝位为明景帝。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负责保卫北京，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于谦为首的一部分文武大臣坚决抗战，他们诛杀宦党，稳定局面，激发了广大军民抗击瓦剌军的勇气。同时，注意发现和使用人才。其次是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即时拥立新的皇帝，使也先以为手上奇货可居的政治王牌俘虏明英宗失去了其实际的意义，从而使抗敌军民能够放开手脚，一心保城杀敌。再加上于谦能够知己知彼，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瓦剌军队擅长骑射和野外作战，但是存在着兵力有限，不善于攻坚，并且火器很少等弱点。而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士气高涨，以城池为依靠，以战代守，充分发挥自己火器多，装备精良的优势，在与敌对阵中，先以少数兵力引诱敌军，待敌迫近时，再突然以火铳、火炮火箭等进攻。等敌人阵势被火器打乱之时，用步兵、骑兵发起猛烈反击。这就较充分地发挥了己之所长，削弱了瓦剌军队的优势，从而使明军能够迅速地变被动为主动，仅在五天时间内便迅速地击败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加强了京师部队的战斗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机动兵力，使瓦剌军不敢窥视京师，而且还促进了边防建设，收复了许多要塞和重镇，使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然而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后遗症。被瓦剌放回的明英宗在宦官和佞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重登帝位。而当年拥立明景帝并力主抗敌的于谦却在石亨、徐有贞等卑劣政客的诬蔑下被明英宗杀害。
于谦的被害令天下人扼腕叹息。大敌当前，于谦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保家卫国，成为北京保卫战的中流砥柱。他的节操和功绩彪炳千古。于谦遇害后，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墓一样葬在西子湖畔。清代诗人袁枚用“赖有岳于双少保（二人均曾被加封为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来缅怀两位民族英雄的气节和千秋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