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排子过河，会看见河水里有一块高耸的独石，这石头虽然在河里，却离大姨夫家的村子最近，于是这个村子便被叫做“独石头”。文字上一般写“独石村”，但乡亲们从来都只叫“独石头”或“独石”，没听谁带过“村”字的。
听人说，原初河里并没有这块独石。不知是啥年啥月，一天清晨，两个婆娘去河边抬水，其中一个突然看见河里漂着一块大石头，随着河水往下淌，一时惊呆了。待她回过神来，便喊了一声：“快看呀！河里漂着个大石头。”这一喊不要紧，那石头却停住不动了。
小时候河水大，坐排子经过河里的独石时，从排子上看过去，那石头高耸在激流里，十分险峻。冬天走冰桥，便会从独石下经过，发现上面还刻了不少字。长大了，知道了那独石是靖远古/景之一。石上刻有明代参将李崇义所题“中流砥柱”，另有“西来鳌柱”四字为南宋人张浚题写的。可知独石由来久远了。
这些年，黄河水越来越小，独石所在的河床早已变成了河滩。石上面“中流砥柱”四个大字依旧可见，然而因远离了河流，毕竟已没有了砥流而耸的那种气象。
进了村，沿着大路走，老远就能看见路边有一座高房（两层小土楼），那是大姨父本家邻居的。大姨家的院子绕过高房便到了。
大姨家街门里有个土照壁，向左一拐便看见上房。上房是北屋，两边带耳房。院子东、西面都有厢房，唯南边是拆了房的旧地基，只有根脚石。
上房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供在正面方桌上的木雕仙人楼。一米多高，屋脊瓦楞、门楣窗棂，雕刻得十分精致。那木色因了烟火熏染而显得古气肃穆。大姨夫告诉我，这仙人楼是陕西雕花木匠的手艺。
上房里还挂了不少字画，其中大多是署名“小霞”的山水和草书。小霞是张云锦的字，跟大姨父的父辈交往很深。我最早是从大姨家知道了书画家张云锦的。
大姨家有很多沙枣树，栽在一个大渠埂上。秋天直接从树上打下来的黄沙枣总有些涩味，放在铁锅里加少许清油炒一下，便好吃了。那沙枣如果在树上经寒霜杀过，到了初冬再打下来，便没有了涩味，变得沙甜可口了。
除了沙車，冬天在大姨家围着火盆吃冻西瓜也是令人难忘的。啃着半消半冻的西瓜，虽然烤着火，坐着烧坑，还是冰得牙呱直打战。但毕竟是娃娃家，再冷再冰，仍然啃得有滋有味的。
大姨的女儿沉香是我小时最好的玩伴。她比我大一岁，我从来也没有叫过她姐姐，相互只叫小名。大表兄的两个女儿比我们小好几岁，也跟在我们后面耍。我们除了到大渠沿上打沙枣外，便是一起去老槐树下看荡秋千。
离大姨家不远的空场上，有一棵很高很大的老槐树。每年正月里，许多男女青年便在树下荡秋千。
他们把大绳的两头分开些距离，拴在老槐树一个很粗很高的横枝上，绳中间吊下来离地面有一两尺高。荡秋千人双手抓紧两边立绳，一只脚踩上绳弯，另一只脚踩着地用力向后一蹬，随即收起脚跟前一只同时踏住绳弯处。大绳做的秋千便前后摆动起来，那青年人屈腰伸背地在绳上用劲，秋千便越荡越高；若是姑娘，梳在身后的独辫子便也飘甩起来，加上同伴们的喝彩声，煞是热闹好看。
在潘府小院的那几年里，大姨来时总领着沉香。有时还跟母亲当着我们的面开玩笑说：“把沉香给常静说个媳妇吧。”毕竟年纪小，我们不但不在意，反而在一起玩过家家，沉香做新娘，我当新女婿，其他玩伴便吹打奏乐，迎娶拜堂了。舅舅家过事，我们聚在一起时，表嫂们最爱说笑：“二姑和大姑结个亲家吧，你们看常静和沉香在一块多好啊！”年岁相仿的表侄女桃玲、水玲跟我们一起玩过家家时，依然是我扮新郎，沉香当新娘子。
住观音堂巷时，年龄大些了，沉香来家里时，我们不再玩过家家了。大姨来时也不大领她了。农村的女孩儿，稍大些便要帮哥嫂干活。
我小学快毕业时，大姨和大姨父带着沉香来我们家，说是沉香有病，需要住在城里治疗。但不知因何原因却没住我们家。以后我去兰州上中学，便再也没有了沉香表姐的信息。
一九六〇年暑期我回乡看望母亲。母亲告诉我，沉香表姐死了。她嫁到糜子滩官路村，大跃进时，因劳累而有了病，夫家不好好待承；接着生活困难，吃不上，再也没能好，年轻轻地便走了。
或许是青梅竹马的缘故吧，沉香表姐的死讯让我十分伤感。
—九六二年，我由兰州回到家乡，去独石头看望大姨和大姨父。
大姨父外出不在家，大姨面相老多了。眼角的皱纹密密麻麻的，眼神越发忧郁了。听说我丢了工作在家闲着没事干，大姨便在带门箱抽屉的铺盖床里，这儿取一沓，那里摸几张，又在柜里掏腾了一阵，一共凑了三十多块钱。大多是毛毛钱或一元二元的零钱。大姨把钱包起来塞到我手里说：“拿回去凑上，得想法子搞点啥。闲在家里，日子长了咋办？”我不要，从来慈祥的大姨居然生了气：“这个娃娃，咋跟大姨见外呢？”我噙着眼泪收下了大姨给我的钱，回到城里交给了母亲。
大姨的钱是给人家纺线织布挣下的手工，来之不易。那年月，大姨父抽着一口大烟，他为人看病挣来的钱，以及大姨挣的钱，大多拿去买了烟。塞在各处的零钱是大姨父不知道的。其实每到大姨父确实手头空住了，又一时没病家来请时，大姨还是会将藏在各处的钱拿给他的。大姨抽旱烟，她自己有一个专用旱烟匣子，里面的烟叶子有一半是沙枣花和沙枣树叶子。
母亲回到家乡，过得不好。大姨知道了，便常常挂念。现在最疼的小外甥又丟了工作闲在家里。命苦但却刚强的大姨对我不只是救济，她是想帮助和鼓励我自力更生找个出路，以便将来母亲能有个依靠。我知道大姨最惦记的是她病弱的妹妹一我的母亲。
几年后，我在乡村当代课教师时，曾跟一位师范毕业生谈过对象。我约女方到家里来过一次，正巧大姨在我们家。问到大姨对那女子的印象时，她十分冷淡地说：“我看不咋样。”我明白，大姨是担心母亲以后没人侍候。
“文革”开始，我遭遇了更加艰辛的人生磨难。母亲去世后，我和妻子先是去了瓷窑打工，后来妻子女儿又被下放农村。就在这期间，大姨去世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文革”结束时，我在靖远一中当美术老师。大姨父还健在，快八十岁了。他捎话叫我去给他油枋儿。家乡老人岁数大时，便做好棺材，叫枋。油漆成大红色，画龙绘凤，有许多民间讲究。学校放假时，我约请友人李耀星一同去独石头，耀星兄精于民间工艺美术。对我们油漆彩画的坊儿，大姨父十分满意。
小时候，以及后来回到家乡都曾应约去独石头为大姨家画窗花、画门神。又有机会为大姨父画了枋子，满足了老人的心愿。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想到大姨去世时，恰逢动乱年代，远在山村的我连个消息也未得到，一直觉着是个遗憾。
人一生有许许多多的遗憾，而且大多是无法补救的。
2004年9月7日于宽堂
留级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由于算术课学年考试不及格，又没有参加老师要求的暑期补习，开学时，在不准补考的前提下，宣布为留级生。当时跟我同样情况的同学有好几位，他们全无所谓的样子。唯有我伤心极了，跃在课桌上哭了一场。
说也奇怪，这一留级，过去一直糊里糊涂的算术，突然变得一听讲就懂，一看例题就明白，一做作业就正确。最头疼的四则混合应用题，也变得一看题目，稍加思索便也能豁然开朗了。而且在以后上中学的六年里，学得最轻松的竟是数学类的几门课。对于这种戏剧性的突变，我始终没有搞懂其中的道理。
其实我的学习一开始并不差，上小学一年级时，各门功课成绩均名列前茅，是班级的好学生之一。
二年级转到糜滩小学，便变成了各门功课只能及格的一般学生。
三年级转回城里附小后，功课一直保持及格，对算术越来越糊涂，到了五年级，混合运算的应用题便根本搞不懂了。学年考试得了二分（五级分制〕，老师当众宣布：凡有一门主课不及格者，暑假到学校参加补习，开学补考及格后便可升级。
那时我特别贪玩，暑假里没有去学校补习，整天在隔壁体育场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