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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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观音堂巷(2)

先按预定大小把蜡光纸裁成长方形小块,对折起来成正方形,再侧起来对折,剪成半个石榴或桃子的图案,一打开便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纸石榴或桃子了。将它们分开反向贴在长条薄木片的两头,中间钻个小孔,穿到固定在长竹竿一端的钢针或硬铁丝上,一个风风转便做好了。手抓竿的另一端,迎风一跑,那石榴或桃子便旋转个不停。

春天,除了放风筝,便常常在院子里耍风风转。风筝也是我们自己扎糊的,蜡光纸太重,虽然华丽,糊风筝却是用不上的。

我小时候嘴馋,好吃零食。那几年家里困难,很少买糖给我们吃。虽然黑糖没有白糖甜,后味还多少有一丝儿苦,但每天放学回家,我总要从放黑糖的大缸里挖一疙瘩吃。放在缸里时间一长,黑糖都结成了硬硬的大块,不像后来的红砂糖那样散。开铺子剩下的大半缸黑糖,除了家里包糖饺子或做其他甜食用以外,可以说相当一部分都做了我的零食。这大概是说到铺子除想起鸽子便忘不了黑糖的原因吧。

二哥开杂货铺子是为了解救家里的困难。先是在师范和中学教书,工资远不够一大家子开销,后来二哥在商界朋友的建议和帮助下,又兼做了商业。这样才使我们家逐渐从困境里走了出来。开铺子,二哥策划筹谋,联系货源,站柜台跑腿的是四哥。

二哥先后念过二次大学。

先是考人重庆中央大学的医学院读书,一年后因患鼻窦炎开了刀。家里听到消息不放心,手术后便把他叫了回来。我年纪小,只听二哥说他们晚上睡觉还抱着颅骨,用手摩挲着熟悉人体结构部位。给我种下了学医很可怕的印象。后来中大迁回南京,家里又有困难,便没再回校。一年后二哥又就近考上了兰大化学系,学了三年半,只剩半年就要毕业了。

这个阶段,父亲先是赋闲,接着又患重病,我们家没有了经济收人,生活跌入困境。二哥于一九五〇年开春休学回家,帮父亲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二哥回县后,在师范和中学都教过书。我印象深的是中学,那是因了一件事,我曾去中学叫过二哥的缘故。

二哥的岳母赵家姨,在西城门刚进来的街南边开了一个小瓷店,经销缸盆碗罐各类日用陶瓷。住在潘府西小院时,我常去瓷店里玩。记得有一次,赵家姨给我挑了一个小罐罐,双耳朵,黑釉子,又光又亮。我很喜欢,但不好意思要。她硬塞进我手里,还假装要不拿她就要生气的样子。赵家姨高挑个儿、圆脸庞,待人很热情。

一天早晨,赵家来人让我赶快去中学叫二哥,说是前一天傍晚发病的赵家姨情况突然变坏,手脚都冰了。

中学在乌兰山下,我感觉是很远的。从观音堂巷出来,我几乎是小跑着去的。就是那一天的下午,赵家姨去世了。

二哥是由师范调到一中的。后来临洮中学缺理化老师,他又被调去临洮县工作了一段。

这期间,政府优待民主人士,父亲有了一份比较丰厚的工资待遇,我们家的生活开始好转。二哥便又一次去兰大复学读书,完成他的未竟学业。

一九五三年寒假,我第一次去兰州,住在父亲的单位里。二哥好像正在兰州办理复学手续。他在兰州见到小弟弟非常高兴,要带我去下馆子,父亲同意了。

记得是黄家园北口的一家小餐馆。二哥点了一个清蒸鸡,告诉堂倌不要放葱蒜。二哥和我自小都不吃葱蒜。堂倌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将手里的毛巾往肩膀上一搭,转过身对着后堂厨间高声唱道:“清蒸鸡一个,免葱蒜一一”“蒜”字是拖长了音调的。第一次去兰州,又是第一次下馆子,虽然其他菜的名字以及吃饭的细节早已没了印象,可那“免葱蒜”的唱菜声却经久不忘。

第二年春天,二哥去兰大复学了。按规定毕业班不能插,只能跟三年级一起上,这样二哥便又在兰大读了一年半书。我一九五五年秋季考入兰州二中,上初一时二哥已经毕业,在学校等待分配二哥品学兼优,是兰大副校长陈时伟和系主任左宗杞夫妇最得意的尖子学生。他被确定为派送留学苏联的人选。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时国内开始了肃反运动,大学里也动员学生谈敌情。二哥出于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忠诚,向组织谈了对一位旧日同学的怀疑。那人新中国成立前夕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言谈和行踪都让二哥觉着他有可能是美蒋特务。

思想单纯的二哥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忠诚表现反倒使他自己成了特嫌,受到了审查,连家也不能回了。

那时候,兰大在西关萃英门内原甘肃学院旧址。每月十五日发工资后,父亲便让我去给二哥送生活费。萃英门有高高的城墙,大门口站着持枪警卫,虽然我戴着红领巾,依然惴惴不安。二哥的宿舍里好像有同学监视着的样子。

拖了大半年,二哥不仅不能留苏,留校也没了他的份,最后被分到武威黄羊镇的省水利学校去当教员。而“特嫌”作为一条无中生有的历史问题,一直装在他的档案里。直到“文革”后期外调时,在新疆的监狱里找到那个二哥提到的特务同学,才还了二哥的清白。

那个年头,别说二哥这样的尖子学生,就是他的恩师陈时伟和左宗杞两年后也双双成了“右派”,被分别送到酒泉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教。后来陈时伟死在了夹边沟。(见高尔泰文《安兆俊》)

二哥自幼聪慧,读书时非常优秀。家庭困难时,弃学就业,用他的聪明才智替父母分忧解难。他曾怀着以科学知识贡献祖国的理想,三次人大学,刻苦学习,名列前茅。终因境遇不佳,非但难以施展才能,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屈辱。虽然二哥性格中有乐天的一面,但他的内心更多的却是寂寞与孤独。

二哥退休后,因赶上了时代的进步,居然能在癌症手术后愉快生活了近二十年。这期间,他有三个孩子先后在海外留学或访问迸修,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均有不凡的表现。

年近耄耋,我去看望他。聊天中曾直言我的看法,说:“你晚年能做到心态平和,虽然跟练气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理想在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实现。你是活的娃娃们的精神。”

满头白发的二哥虽然没有说话,却连连点头,如同孩子般地笑出了一脸灿烂。

2004年9月1日

四哥

我小时候胆子小,过年时不敢放炮仗。即便是小鞭炮,也是上了中学以后,才敢拿在手里点着捻子后赶紧甩出去,让炮在空中炸响。

在观音堂巷的那几年,每年过春节放炮、打醋炭石都是四哥的事,我跟在后面凑热闹。四哥在院子里放大炮和两响炮时,我便用双手捂住耳朵或干脆躲进屋里。

打醋炭石是将烧红的石头放进盛了醋的铁炒勺里,端着到各个屋子里,角角落落都转到。醋发出“嗞嗞”的声音和一股怪怪的酸味,说是避邪祛病的。长大了才听有医学知识的人讲,那属于一种土法空气消毒,有一定杀菌作用。

腊月三十晚上放炮仗、打醋炭石,下午则要从井里往上绞水、洒院、糊窗子、贴对子。这些事全是四哥领着干,我只能在四哥的指挥下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当然二哥要是在家,也会帮着干。若正巧当兵的三哥探亲回家时,小院里便更热闹了。那几天,母亲和二嫂还有姐姐们照例在厨房里忙个不停。

四哥从小就能干,他虽然只比我大六岁,但那时已经跟着二哥谋生了。

开始,四哥在二哥开的铺子里站柜台。每天出出进进地骑过一辆旧自行车。四哥的腿长,他下自行车只将两条腿伸直,让自行车停住往左边倾斜便左脚稳站在地了。那时候靖远街上骑车的人很少,四哥会骑自行车,我是既钦佩又羡慕。

杂货铺关门后,四哥上了师训班,结业前曾去定西参加培训。我记得母亲烙了许多垫了油的干粮子(小饼子〕,让四哥带在路上吃,不容易坏。

结业后,四哥被派往小水里村当小学老师。小水里村距县城四十多里,全是山路,步行要走大半天。四哥每次由学校放假回来,都风尘仆仆地显得很累。总要一连睡两天懒觉,差不多睡到吃午饭才起来。母亲说:“别叫醒你哥,让他好好把乏气缓一下。”

家里生活好转后,四哥又去上高中了。我放学走到观音堂滩滩子,经常碰见四哥由南关巷子下来。一起走的中学生很多,四哥的步子迈得很大,手甩得很高,特别有精神。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一种充满自信的昂首阔步。

小时候,三哥曾一度显露绘画才能,我上四五年级时也喜欢画画,可从来没听说四哥画画。有一年放暑假时,四哥突然带回了一大卷着色漫画,四开纸的,说是他画的。让全家人着实吃了一惊。二哥回家看到后也大加赞扬。画得细致认真,数量之多都让我极为佩服。

四哥的同学中给我印象深的有李维俊、谢靖荣,还有张宏勇和房文翰。李维俊跟四哥从小学就是好朋友,常来家里,和我很相熟。其他三人见了总爱逗我玩。尤其是谢靖荣,有一次碰见我故意把脸绷起来,装作严肃的样子吓唬我说:“宰北,不得了啦!你四哥把童养媳妇养在家里,公安局马上就要来查了。”我乍一听还真有点懵了,回过神明白了他的意思后便反击他说:“你别胡说,你们家才有童养媳妇呢!”他见我急了,一下子乐了,和一起的几个同学大声笑着走了。那一段时间,张宏勇和房文翰也用类似的话逗过我。

他们说的“童养媳”是指住在我们家的招招姐,她是二嫂的妹妹。

二嫂娘家姐弟四人,大姐世铭,妹妹世华,还有一个小弟叫世诚。世诚比我大两岁,属龙,小时和我一班念过书。在附小上一年级时,他拾了一个炮子筒筒〔子弹壳〕,用石头砸着玩时突然“啪”的一声爆炸了,把手炸破直流血,很危险。

赵家姨去世后,家里很困难。赵家姨父领着儿子世诚用毛驴驮着卖水。二哥二嫂让妹子世华寄住到我们家,她小名叫招招。记得我那时很顽皮,招招姐有时使唤我,我不高兴时便跟她顶嘴,她便说:“这个常静咋这么坏!”

日子一久,招招姐就跟我们家一口人一样了。那时她上师范,四哥在中学念高中。我从来也没有发现他俩有啥不对劲的地方。四哥的同学用“童养媳妇”来逗我时,我仍然不知道他俩已经在恋爱了。

母亲告诉大姨,二嫂不愿让妹妹跟四哥,主要是家里成分不好。有个公安局的干部托人问,二嫂同意,可招招姐不愿意。招招姐跟四哥暗暗相爱,同学中间早已传开,家里大人也清楚。就我这个小弟还蒙在鼓里罢了。

后来二嫂终于同意了妹妹的选择。四哥和招招姐的婚事说定后,也没举行啥定亲仪式。我只记得在母亲小佛堂南头窗前的桌子旁互相交换了礼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崇尚朴实,在我的印象里,他俩互赠了钢笔和笔记本。虽然母亲不让我进去打搅,顽皮的我还是怀着好奇心摸进了套间。我向四哥和招招姐挤眉弄眼地扮鬼脸,被他俩撵了出来。

五十年过去了。世华嫂这两年在威海带孙子,西兄因写作而留在家乡。今年春节探亲回来,西兄跟我讲,看见四嫂伛偻着背在水池旁洗碗的样子,显得有些吃力,已远非前几年精神了。

是啊,四哥四嫂都是近七十的人了。我这个顽皮的小弟也成了年过花甲的退休老汉。想起观音堂巷来,竟然还如昨天一般。

2004年9月初

独石头大姨和大姨父

小时候,除了母亲外,对我们兄弟最亲最疼的是独石头大姨。

大姨年轻时生过很多子女,但大都因“四六风”死去,或染了瘟疫而少亡;

存活下来的只有大表兄和表姐沉香。在我的记忆里,大姨的眼神里总是含着一丝淡淡的郁悒。

大姨勤劳聪慧,有一双灵巧的手。

我见过姨年轻时刺绣的穿纱枕头和绣花鞋,全是精美的工艺品。母亲说姑娘家时,大姨是村里手最巧的女子。大姨有一把长长的专切长面的刀,她切的长面又细又匀,在没有压面机的年代里,堪称一绝。

我们弟兄们小时候没有少穿大姨做的鞋。大姨说母亲经常跟父亲东跑西颠的,没有工夫为我们做针线。直到我去兰州上了中学,大姨还给我捎过她做的布鞋。大姨纳的鞋底不但针脚匀称,有时还将麻绳馆成一模一样大的小疙瘩,不但好看,踩在土路上便能印下花点点的鞋印子。小的时候我最爱穿大姨做的鞋了。

大姨心地善良,性格温厚。在我几十年所知道的女性中,大姨无疑是最优秀的。然而大姨的命却很苦,她一生因子女承受了太多的不幸。和母亲一样,她也是那种只知有丈夫和子女,而丝毫没有自己的女人。

大姨父也姓苏,名叫苏炜。他们跟北门外边新城里苏家很亲,同属一宗。是先在独石头还是先到新城里,我就不知道了。但跟我们糜子滩苏家却不是一支。

大姨父是中医,看好过疑难妇科病,在当地很有名气;他还曾在西关一家中药铺坐堂问诊,影响波及县城。除了看病,大姨父还会做木活,且手艺不赖。毫无疑问,大姨父是农村里的名人和能人。

作为连襟,大姨父对父亲除了关爱,更多是一种尊敬。在大姨父眼里,父亲是干大事的人。父亲病重回糜子滩后,家里人口多,生活既困难,环境也欠安静,不宜治疗静养。大姨父便把父亲接到独石头,住在他家里尽心诊治。加之环境安静,饮食起居又有大姨的精心侍候,父亲心境好多了,病情便很快得到好转。

观音堂巷的那几年,大姨父常来我们家。大多是进城替人看过病,顺便来家里坐坐的。他通常戴顶瓜皮小帽,身着黑布衣褂,大襟子,夹的。走路热了,那褂子便披在肩背上,内衣是白绸长袖汗衫。大腰黑色裤的裤腿子总是扎着的。经常戴着一副石头茶镜,大佗子的,黄铜镜腿子。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既不是弯头的那种文明拐棍,也不是龙头拐杖。只是一根随意选择的杂木棍子,比一般拐棍长一些。大姨夫经常走乡串户给人看病,那手杖既能帮他远行,又是防身之物。那时候,农村里差不多家家都养狗。

和大姨一样,大姨父对我们兄弟非常好。他特别看重二哥的聪明学识。当年曾给二哥介绍过媳妇,是南川红堡子大户王家的姑娘。听大姨父讲,姑娘十分文静姿淑,专门坐着马拉轿车进城来相亲。可二哥年轻时志向远大,又是受了新教育的人,他对老人们出面撮合婚事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结果让大姨父十分失望。

大姨父也看重三哥的画才,在潘府西小院时,每年腊月里杀了猪,他便要叫三哥去独石头住些日子,给他们家画窗花。大姨父很讲究春节的窗花和春联。太差了他是看不上的。我上高年级后,给大姨父家画窗花的任务便是我的了。

我去独石头的次数是很多的。小时是跟着母亲去的,后来大姨父来接,或让大表兄来接,我便一个人跟着去了。

大表兄来我们家时,胛子上总是背个褡裢子,装些瓜果菜蔬之类的。印象最深的是菜虫,样子像黄瓜,腰比黄瓜粗,而且大得多,吃起来跟菜瓜子一个样。那时候街上多是黄瓜,很少见到菜虫。大表兄进门时,那菜虫半截子露在褡裢口外面,我便觉着新奇有趣。

去独石头,夏秋季节要坐排子;冬天黄河封冻后,则要走冰桥。所谓冰桥,也就是过河人在冰上探踩出来的一条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