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兰州报社的杨春晖老师，版画家。”宁里老师郑重地给我们介绍了客人。告诉他我们是二中的美术爱好者，并要我们多向杨老师请教。杨春晖微笑着让我们坐很重的四川口音。
桌子上的杏子已所剩无几，杏核却有一大堆。显然，他们已经坐了不短的时间了。果然我们进去不久，杨春晖便起身跟宁里告辞，并热情地邀我们有时间去报社找他。
宁里老师曾毫不隐讳地对我们说过：“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晓岗、肖弟，还有杨春晖他们，对你们会有好处。说实话，我和你们尔太老师都是没啥用处的人。”言语虽然诙谐，却透着一种悲凉的意味。
暑假里，我回靖远探亲。开学前返回兰州，在兰园北口的报纸张贴处看到兰州报上刊出了陈洪坤的一幅木刻。我想，洪坤找过杨春晖了。
那年冬天，陈洪坤约我一起去过杨春晖家里。他家住在隍庙左手的一个小巷口里，巷名记不清了。在一栋老式木装两层楼上，房子很大，木楼板走起来嗵嗵地响。屋内生着炉子，火烧得很旺，暖洋洋的。杨春晖正在刻木刻。打过招呼后，他继续刻制即将完成的作品，告诉我们刊物等着用。那是一张黑白木刻，后来刊在《甘肃文艺》封面上。题名好像叫《送春肥》。
杨春晖在人物上面的空白处留下了许多小点子。
“杨老师，您天空中这些点子是鸟吗？”陈洪坤疑惑地问。
“不是不是，那不是啥子鸟，我是想搞一种气氛画面上的一种气氛。”说着，他用左手食指蘸了蘸墨盒里的墨汁，先在墨盒盖子上抹了抹，然后将新刻成的一部分画面轻轻拍打成黑色，形象便十分清晰。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修改。他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看效果的办法。
我后来学刻木刻时，刻制过程中便不断用黑手指拍打着看刻出部分的效果，正是从杨春晖那里学来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了有时为了画面气氛，可以留些抽象的点子或线条，底子不必铲得干干净净。
一九五九年暑期，母亲回了靖远。我上了二中的学生食堂，按当时的标准，高中学生供应三十四斤口粮，不算少。但杂粮比例重，又没有副食，缺少油水，反正大家都吃不饱。我因饿得福一一多年的胃病被饿没了。到了一九六〇年情况更加严重，市面上没有了任何食品，饭馆吃饭早就收粮票了。买一碗面，稍不注意，便会被肩后伸过来的手抓走面条，只剩下些汤水。许多人开始浮肿，饥饿折磨着每一个人。
放了暑假，我坐火车回靖远看望母亲。到了兰州东站，看到有卖饼子的。半个巴掌大的小饼子，装在很细的粗布口袋里。一元钱一个，先收钱再掏饼子。这种买卖当时称黑市，是禁止的，在市区见不到。车站上似乎没人管，有不少人在买，而且一买到手便立即塞进嘴里大嚼起来。我也想买两个路上吃，可兜里只有不多的几元钱，看那饼子最多也就吃几口，便咽了咽口水，忍住了。
回到靖远县城，街道上卖吃食的居然很多，饼子也是一元一个，比兰州东站的大一倍多。
市民的口粮很紧张，我在南兄家吃饭，晚饭每人两碗面条。对于长期饥饿的人，真要吃饱是远远不够的。那天晚饭后，我转到钟鼓楼前面，那里是最大的自由市场，我想再买点吃食补充补充。有位姓欧的小学同学在卖熟洋芋，巳经剩些残余了，他喊着一块钱包堆。我正打算跟他商量看能否八毛钱买下来，不想有人先出了声：“再便宜点我全要了。”是个外地口音，声音有点耳熟。我转身瞅了瞅，那人脸胀胀的，眉眼似曾相识，仔细一看原来是宁里，我叫了声宁老师。
“苏宰北，你咋在这里？”他也认出了我。
我告诉他，我的老家就在这里。俩人异地相见，都十分高兴，早已忘记了买洋芋补充饥肠的事。他在农场劳动，进城来办点事，是公差，住在靖远饭店。也是吃过饭出来溜达的。
到了我的家乡，看着宁里老师浮肿的脸庞，我真想请他到家里吃一顿便饭，表示一下学生的心意。但我知道兄嫂家也很困难，大家都吃不饱。我临时住几天，已经给他们增添了负担，又怎敢做主请人到家里吃饭呢？
宁里老师邀我去饭店聊了一会儿，我向他请教了自制木刻刀的一些知识。却无法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
从饭店告辞出来，我心里难过极了。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里，宁里先生或许能谅解我的不近人情。但跟老师难得邂逅在自己的家乡，却不能略尽一点心意，或许正因为是困难时期的缘故吧，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永难抹去的无奈和遗憾。
过了一段，兰州市的食品商场出现了一种高价糕点，一斤十六个，小小的，制作看上去十分精良，装在上面是玻璃纸的点心盒里，每斤七元。虽然免收粮票，但那个价格一般人是吃不起的。宁里先生将他珍藏的一部日本版的《世界美术史》卖给了市图书馆，所得二百多元全部吃了高价点心。我曾在酒泉路副食商场门口碰见过他，手里托着点心盒，穿着睡衣，級着拖鞋，边走边吃，一付落拓不羁的样子。我悄悄地躲在了行人背后。
据说那种版本的美术史国内仅有两部，未知确否？
我最后一次见宁里先生是在他家中。当时他家住西关附近的一个巷道，院子里东向的平房，玻璃窗户很豁亮，房子也不小。他在四川的女儿来兰州和他一起生活，她女儿长得娇小玲珑。宁里老师给女儿镌刻了一个浮雕胸像，挂在室内的一个柱子上，肖似而传神。南边墙壁上连着挂了三个装在镜框里的大奖状：一个是前边写到的油画，是个二等奖；一个是版画，若记忆没错的话，是三等奖；第三个是雕塑作品，获一等奖。除了油画，名字都不记得了。奖状是西南军区颁发的，下边印了邓小平、贺龙的手书签名。
最初只知道宁里先生是搞版画的，见过那期《解放军文艺》后，知道他还是油画家。没想到他还会雕塑，且水平不低，还得过创作一等奖。
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连环画《草原医生》，我们想请他送我们一本，亲笔签名留作纪念。他说手头已经没有了，张掖路美术书店还有，让我们去买了他给我们签名。我们却误解了他，以为他小看我们：自己买回来再请他签名送给我们还有啥意义。由于年轻时这种虚荣而肤浅的可笑想法，使我失去了存留一本宁里先生在逆境里创作出版的连环画册的机缘。那还是我在七里河当房管员时的事情，是同陈洪坤一起去的。不久我便回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了宁里先生的信息。
前些年我曾向龚成瑾打听过宁里先生的情况，他听说先生回到了山东烟台，搞了个很大的装潢设计公司，事业很成功。后来又听说不是烟台，而是先到四川，然后又去了西藏。到底哪个更可信，便不得而知了。
2004年11月10日
三处住所
參山字石北街三号
一九五五年，我和母亲初到兰州时，住进山字石北街三号。
那是一个前后两进的大院子。门口有两个青砖方门柱，左右柱顶各有一个门灯，白色的球形灯罩。右边门柱上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长木牌，写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甘肃分部筹备委员会”。这便是父亲工作的机关，父亲是筹备委员之一，大家都称他苏委员。
我们家住在前院左侧一个很小的院子里，两间有隔墙的住室和一个小灶间。虽然不大，却也够用了。
民革机关设在后边院子里，有会议室、办公室和图书室。父亲自己有一个办公兼宿舍的房间，里面支了张宽宽的床，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办公室里。一九五三年寒假，我第一次到兰州时便睡在父亲的那张大床上。父亲晚上若开会，便把我一个留在房间里。院子里很静，一开始，还真有点怕，我钻进被窝里一直等父亲回来，心里老是发愧。慢慢地便习惯了，加上父亲从他们图书室借来了好多本《格林童话》，晚上我躺着看书，看着看着便同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一起进人梦乡。
图书室的管理员姓蒋，个儿不高，待人谦和，我叫他蒋伯伯。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有时跟他父亲来机关图书室看书，我们便相识了。我考上二中的同一年，他考上了师大附中。他聪明又肯用功，成绩特别优秀。我在蒋伯伯处见过他的学生手册，各门功课全是五分。如果幸运的话，应该是个人才。不知他这几十年过得可好！
民革机关大院的旁边紧连着山字石小学，是北街一号。学校西边是省政府的东围墙，很高很高，墙里正在盖楼房，晚上收工后，脚手架上一直亮着灯光。围墙下是一条窄窄的巷道，叫箭道巷，直通到大街上，是我上下学最近也最常走的路。
箭道巷西边靠里大部是省政府的高墙，快出巷口的一段有几家街门和不大的一些院落。东面有一条通山字石中街的巷道，还有街门，和不多几家小铺面。有卖大饼的，卖香烟杂货的；巷子中还有一家专卖酵面蒸馍，面发酵不太厉害，蒸时不放碱，吃起来带点酸味。母亲叫我专门去买过，说父亲喜欢吃。
箭道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晚自习后，由大街突然进人巷道，又窄又长，走不到头似的。晚上行人很少，我总是提心吊胆地走这段路。木电线杆上的路灯射出黄白色的光，在昏暗的夜色里闪烁着暖意。每过一个路灯，我便看着自己的影于在地面上逐渐拖长变淡；淡到没有了时，又会在身后出现，先是模糊的，长长的，逐渐清晰短促起来，直到完全和我重叠，便又到了另一盏路灯的下面。每走到街门道和小巷口，以及灯光照不到的黑暗处，我便心里发毛，唯恐有异物突然出现。若碰见远处过来行人，我还故意加重脚步给自己壮胆。当然，日子一久，便没有最初那样紧张了，也少了那种走不到头的漫长感觉。出了箭道巷，大街对面是黄家园北口。那里有好几家小餐馆，我和瀛兄曾在门口有高台阶的那家吃过清蒸鱼。巷口右边有一家卖酱牛肉的窗口，盘子里摆放着酱色的牛肉疙瘩，刀板上有一块切开的牛肉，露出黄亮亮的牛筋和酱红色的肉，看上去十分诱人。母亲让我给家里买时，卖肉人总是切成薄薄的酱牛肉片，用干净的纸包起来。态度非常和气周到。
从黄家园北口向东不远处，是兰园北口。跟兰园北口斜对着的便是山字石中街。街口左边是兰州市图书馆一两层楼房，一个小院子。进了街口，有一家辣子酱厂，还有一些店铺和菜摊子。有小巷道可通山字石北街，是离我们家最近的小市场。
从小市场过去不远，就到了我们二部制课外学习点的张同学家。从他们家门前的小巷道向北走一段再拐个弯，也可到我曾寄食二十多天的窦虎家。假期里，我喜欢去街口的市图书馆，坐在阅览室里看杂志。
有时放学回家，住在山字石的几个同学一起由武都路的兰园南口进去，穿过兰园，从北口出来到山字石中街再分手回家。兰园里有电影院、戏园子，还有耍把戏的、说评书的……是当年兰州市区最热闹的文化娱乐中心。我第一次看见抖风葫芦（空竹〕便是在兰园里。后来自己也买了一个学着抖了起来，越抖越上瘾，初二有一个阶段，每天吃过中午饭，便一路抖着风葫芦去学校。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了武都路。
算起来，在山字石北街住了还没有一年，随着省民革机关的搬迁，我们也离开了那儿。
鲁武都路一九〇号
我们搬家到武都路一九〇号，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具体的日子和搬家的细节已经完全没有了印象，只记得是随着民革机关一起搬迁的。省民革已经正式成立，父亲成了正式委员。
武都路一九〇号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是省政协所在地。民盟和民革也搬进里面的两个别院办公。
大院子北边有一个旧式大礼堂。东边先是一排小车库，接着便是几间办公室。大院西南角有个二道门，门框直接安在院墙上。进去另是一个院落，省民盟在里面。大礼堂东面没有房屋，院墙下有几个简易棚子，放着些旧木料和一些杂物；西边是一排平房，有办公室也有宿舍、灶房、开水房；西北角有个独立小院，有院墙也有院门，里边住着周秘书长。周秘书长四十岁上下年纪，精明强干，是部队上过来的。政协大院里所有的人都听他的，他是省政协日常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周府东面，礼堂后面正对着的是一个会议室。
民盟院落东北角房屋后墙与政协礼堂西边平房之间是一个过道，进去不多几步有一个砖砌的圆门洞，里面便是省民革。南北狭长的院子，中间被一个大厅堂隔成前后两个方形院子。厅堂里有会议室、图书室，中间厅子是阅览室。后院北房是一个三间大堂屋，中间是会客室，东边隔间里办公的是李翰园先生，他是省民革的一位住会副主委。个子不高，眼睛看上去有点斜，常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平日里很少有笑容。西边隔间是父亲的办公室。西北拐角一个小门里便是我们家，有带套间的住人房间，也有小灶房。我和母亲住在家里，父亲经常住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省民革的主任委员是省长邓宝珊先生。他坐一辆两头平的红色轿车，政协或民革有重要会议也来参加。好几次我们正在大院里玩，看见车停下后前车门里先下来一个中年人，打开后面车门，关照着省长下车。这人一头短发，花麻中白色见多，圆脸，体魄魁梧，很像邓省长。不是秘书就是警卫。我总觉得他是邓宝珊先生的胞弟。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到底是不是并没考证过。
搬到武都路的一段日子，父亲工作很忙，看上去心情也不错。民革开会时，休息中间，常有老朋友来家里跟母亲见面。父亲也有偶尔留客人在家吃便饭的时候，但不多。记得最清楚的是民革副主委王治歧来家里吃母亲焖炒的羊羔肉。母亲是佛教徒，年轻时就忌口吃了长斋，终生未变。可她仍然给父亲和我们兄弟做荤食，而且口味不差。记得那一次王治歧伯伯还赞扬母亲做的羊羔肉好吃呢。
母亲有时也打发我去街上买菜，若买猪肉，便嘱咐我用旧报纸盖住或包起来。因为父亲说过，政协机关有不少回族同志，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母亲非常敬重和理解父亲。她诚心向佛，却不执著于形式。她律己虽严，却能宽待他人。这些虽属生活细节，实是极不易做到的事。现在想起来，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却是真正悟了佛教真诗的人。
来过我们家的还有安立绥伯伯，安伯伯是父亲的老朋友。一九四〇年前后，我们家曾在盐场堡安家院里住过。我小时候，母亲常提到的除了万良才、王儒林，便是安立绥了。跟万良才一样，王儒林也是父亲共产党内的老朋友。记得那一段日子，母亲曾带我去过王儒林伯伯小沟头的家里做过客。
父亲喜欢菊花，他在民革院里养了很多盆九月菊。各种各样的花型，色彩以黄白居多。父亲一闲下来，就侍弄它们。不是浇水，便是松土或施肥。父亲还画过菊花，写了不少咏菊诗。
我们家小院屋后是赐福巷，同班的一位王同学住在那里。每天上学他走到我家墙后便大声喊我，我们便在政协大门口会齐，一同去学校。我俩都很贪玩，那一段，玩风葫芦上了瘾，吃过午饭，提前从家里走，正是街上行人不太多的时候。我们便在人行道上一路抖着风葫芦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