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学校里要搞模型展览，我用马粪纸做了一个照相机。我们家套间里的电灯没灯罩，我用做照相机剩下的一块马粪纸做了个罩子。就在我踩着板凳卸下灯泡装纸灯罩的一刹那，突然触了电。当时感觉被人猛推一下，重重地摔在了床上，浑身一阵醉麻酸软，心里害怕极了。母亲见状也吓坏了。父亲听到后跑过来安慰我，同时告诫我不要随便摆弄电器。事后有人告诉我，过过电虽然杀死了些好细胞，但也同时灭了些有病的细胞，对身体有一定好处。这样一说，我倒是因祸得福了。但不管咋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玩电器。家里实在需要换个保险丝或接半截电线，甚至换个灯泡，我也总是先关了电源再弄。无疑是个胆小鬼朝被蛇咬，终生怕草绳了。
住在政协大院里的家属不多，小孩里我是最大的。周秘书长的儿子上小学中年级，比我小多了，其他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还有更小的都听他的，常跟在他的屁股转。他感到玩起来没劲，便来找我一起玩。他很调皮，也很聪明。我们一起用废罐头筒和打上蜡的线绳子做电话；给一大堆废电池灌上盐水，串联起来接上大号的手电灯泡，在大礼堂东边堆放杂物的棚子里开启我们自己的灯光……他把我当大哥哥和好朋友对待，玩起来听我的。我这个初中生实际上是政协大院里一伙小学生的娃娃头。一次他跟我说：“我爸爸是首长，你爸也是首长。”我说：
“你爸是首长，我爸不是。”他坚持说：“你爸是委员，委员也是首长嘛。”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小说上解放军里的政治委员。虽然我心里明白，对父亲他们这些民革成员，用首长是不合适的。但当时的我也是无法说得明白的。
无论如何，那时候的政协大院里，人与人之间的气氛非常和谐融洽。我和母亲也作为父亲的家属，出席过政协礼堂里举办的各民主党派新年文艺联欢晚会。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位回族政协委员登台即兴唱花儿，在“阿哥”“阿妹”的对唱中饱含了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赞扬。
元宵节期间，政协礼堂里举办了许多游艺活动，印象最深的是灯谜晚会。我在帮工作人员贴谜条时，便将自己会的一些谜语的位置记在心里。晚上活动开始时，我和几个小伙伴抢先进了礼堂，我将猜中的谜条撕下来让他们几个跑着兑奖。那天晚上我们得了不少奖，除了一般的糖果铅笔之类外，还有不少元宵条子。第二天，我们拿着条子，到指定的张掖路一家元宵店里美美地吃了一顿，吃不了的，要上生元宵提回了家。那是我在兰州过得最快乐的一个大年了。
过年时，四哥宰西由西安回到兰州，在父亲办公室的书架上翻书时，发现了一个没用过的新笔记本一一硬皮的，很精致。四哥非常喜欢，返校时父亲不在，他跟母亲说了声便带走了。
一九五七年春天，一个深夜里父亲突然发病，情况很不好。一大早就被派车送往省人民医院。确诊为急性胸膜炎，住进了高干病房，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住院期间我和母亲曾去医院探望过好几次。上级领导对父亲很关心，出院后，又安排他住进东郊的干部休养所，一边继续治疗，一边静心调养。
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政协大院以及民盟、民革的两个院子里的大、小字报，漫画、标语越贴越多，大院里曾经一度有过的和谐气氛，早已被大会小会的斥责质问和口号声涤荡得无影无踪了。
后来，父亲从干休所回来了，他带病参加了运动。有一天开完会回到家里，他问母亲和我：谁动过他的书架？我们都说没有。父亲说，那怎么少了个笔记本？母亲忽然想起四哥拿走一个新本子的事。
“拿东西怎么就不问我！”父亲显然很生气。
“宰西跟我说了，你正巧不在，一个笔记本他又需要，我也没在意。本打算给你说一声的，怎么就忘了呢。”母亲给父亲说明了原委。
“他们说少了的本子上记着反党纲领，真是无中生有！”父亲显得激愤，又十分无奈地说：“连书架上放过几个笔记本都记下了，看上去老老实实的通讯员怎么就这样呢！”
父亲最终被划成“右派”，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去了。
不久，我们家也从武都路一九〇号搬了出来。
參金塔巷深处的许家小院
金塔巷原名共和路，是和武都路平行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巷道。东面巷口和二中校门所在的曹家厅口子相对，出了校门，横穿酒泉路，就直接进了金塔巷。许家小院在巷子的最西端，一个坐北面南的小街门，门牌是一四六号。放学回家，差不多要穿过整个巷道。所以在我的感觉上，许家小院是金塔巷的最深处。其实，要从西端相接的永昌路来说，许家小院只是进巷子口的第二家。
女房东姓许，四十多岁，是靖远老乡。她在永昌路百货大楼当售货员，可能还负着些责任。当时这家百货大楼是兰州最大的，后来才陆续有了南关十字和民主西路的百货大楼。所以，她算得上是大商场的老商业人员了。
这家的男主人姓捨名谁，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印象里他个子不高，看上去比女主人年轻，见了人不多说话。对外出头主事的是女主人，所以我一直将这个院子看成了许家小院。现在想起来，依照中国人的习惯，院子应该从属男主人姓氏的。一时又难记得起来，只好将错就错，还是写成了许家小院。
说小院，是因了过去的住所都在机关的大院子里面，相比较而言的。其实从一般市民的独家院来说，不算很小，而且院里房间也不少。只不过除了上房是三间外，其余东西两面的都是些两间和一间的房子，一间的居多，且开间小，人身浅。这些房子大多出租给别人住的。
我们家先是租了北面上房东边的一个房子。小一间的门脸，屋里后墙上开了个小门，里面向西伸过去大半间套房，不大的窗户高高开在紧挨顶棚的地方，光线幽暗。前屋支了张双人床，放了简单的家具；套间里西头顶墙是个通间炕，东边安置了炉灶、案板和小碗柜。父亲由农场回来便住前屋，我和母亲睡在里间的坑上。
实在太窄小。过了些日子，住在西面靠街门两个房间里的人要搬走了，母亲便跟女房东提出一并租给我们，哥嫂亲戚们来也好有个去处。最后租给了我们最南边的一间，另一间租给了住在旁边两间屋里的一家人，那屋常在家的是一个姓苟的妇人，三十岁上下，岷县一带口音，带一个不大的孩子。听说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对母亲常有讥诮之语。她留给我的印象很坏个阎婆惜式的刁泼之妇。
经过协商，后来又将东边靠院墙的一间房子也租给了我们，是原先东家放点杂物的闲房。这样，我们家在金塔巷一四六号便有了可供使用的三足鼎立的兰个房间，虽然都不大，也足够用了。西南角一屋做了厨房；东面一间平时放杂物，来了亲戚兼客房；东北一间纯粹成了卧室。
姓许的女房东和我家的关系不冷不热，在增租房间和租金上跟母亲曾发生过不愉快，当时给我没留下好印象。现在想起来，在那个年月里，父亲戴着“右派”帽子，能租房子给我们落脚，已经很不容易了。是尽了乡亲之情的。
住在金塔巷时，很少有客人来。就我来说，只有班主任范老师因我生病在家，家访过外，另有一位让我倾心的女同学走到院门口颇有进人的意思，因没被我邀请，过门而去了。
这位女同学漂亮活泼，虽然肤色微黑，但仍很有魅力，吸引了不少男同学。我也在心底里喜欢她，但我在女生面前向来腼腆，所以从未跟她单独相处过。一次放晚学后，几个同学一起出了校门，她突然问我走哪条路，我说家在金塔巷，她说也从这条路上走。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没想到一路上她主动而热情，我们说了不少闲话，长长的巷道不觉到了头。我十分想邀她去家里坐坐，但一想到住处的窄小寒碜，自小便有的虚荣心突然占了上风，虽然她已经暗示了去我家里的意思’到了小院门口，我还是没有勇气往家里让她。看着她走出巷口，向双城门方向拐过去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亲从农场回来后，被安排到省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除了政治学习、劳动，就是撰写文史资料。父亲对这份工作很知足，心情也开朗多了。
住进许家小院后，母亲的身体比以前差了，经常有病吃药。兰州中医院就在金塔巷里，离许家小院很近。我多次陪母亲去那里看病抓药，每次都给一个过滤药渣的小丝罗。
自小一直在母亲护佑下长大的我，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脱下的脏衣服堆了几天也懒得动手。即便有病，母亲稍有精神便替我洗了。
那一段日子，我正热衷于写诗，被父亲看见了，便借此批评开导我说：“写作要有实践，生活里的许多事要亲自去做，才有体会，写出来才会有真情实感。连自己脏衣服都懒得洗的人，能写好这方面的内容和感情吗？”
我知道父亲一则心疼病弱的母亲，同时也在教育我如何做人。我便尽力克服自己的懒病，除了多帮助母亲做些体力活外，还跟母亲学着做糁饭，放碱蒸馍，慢慢也学会了擀面条。
虽然我非常爱母亲，但年青任性，也有言语顶撞母亲的时候。记得有一次三哥正在家里，不知为啥事我顶了母亲一句，三哥便厉声训斥我，我不服气，三哥过来要打我的架势。母亲喊了几声，才平息了因我不懂事而引起的兄弟冲突。
三哥宰南在师大中文系上学。母亲身体不好，他星期天没有事便回家帮助干点活。那时候供应杂粮比例很大，星期天，母亲总会蒸些放了米蒿子（可增加面粉軔性〕的包谷面条给我们吃。拌上清油、辣椒和醋醫，很好吃的。
一九五九年暑期，三哥回家乡结了婚。我在一块小小的三合板上刻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头像，印在信封上表示了对哥嫂的祝贺。
母亲的身体依然不是太好，经常害病吃药。暑假快满时，三哥带着三嫂来到兰州，住了几天，做了些准备，将母亲接回了靖远。
于是，我们告别了住了近两年的金塔巷一四六号。父亲住进政协机关，上了职工食堂。我上了二中学生大灶，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离开母亲的住校生活。
2004年11月23日
范训因老师
范训因老师是我高一、高二的班主任兼文学课老师。（那时的文学和汉语是分开上的）她是中学时期唯一看重过我的老师。却由于我的不懂事，无意中冷落了老师的关爱而伤了她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