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又去了粮食局，因为给面粉厂干活的关系，跟粮食部门的几个人认识了。加之践中说好要去联系写字的工作。我万般无聊，便去了那里，却没碰上践中。我和几个熟人聊了些闲话，仍然急躁不安，便回了家。
到家后，去北房看睡在炕上的妈妈。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屋，唯恐吵醒睡着的母亲。
其实，母亲是醒着的，她睁开眼睛瞅了我一下，不高兴地说：“不是歇工了吗！咋大半天都看不见你？”
母亲的神情让我大吃一惊。
我赶紧问：“妈，你有啥事吗？”
母亲不无埋怨地说：“我让你买个碎瓷壶喝水，你都买不回来！”
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妈妈确实和我说过买瓷壶的事。一忙着干活，咋就给忘了呢！
我立刻上街去生资公司选了一个素色的小瓷壶。买回家后，用开水冲洗干净，找了半截线绳绳，把盖盖系在壶把上。然后盛了一壶开水，给母亲放在枕边。
那瓷壶小，母亲一只手端着，侧过身子，在壶嘴儿上吮吸了几口开水，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就好了，我躺着喝水就方便了。”她对我说。
听了她的话，看着妈妈脸上的满足表情，我心里一阵惭愧。病弱的母亲这么
一点要求，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没有及时办好，让妈妈失望和伤心了。
我在炕沿上坐着，心情平静多了。母亲有点困了，她说：“你有事就去吧，我睡一会儿。”我这才离开了北房。
第二天早晨，因为不去干活，我还睡着。妻子照例去北房给母亲穿衣服。
多少有点迷糊中，好像听见雅芬在叫，我并没有在意。突然，侄子彦安跑到东房来叫我：“小爸，我小妈叫你赶快过去呢，我奶奶叫不言喘了！”
我一惊便完全清醒了。
急忙穿上衣裤，跑到北房，只见妻子扶着妈妈半靠在她身上，带着哭声喊妈。
母亲闭着双眼，口角有点黏液，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响声。
“妈妈一妈呵”我大声呼唤着，母亲却既不睁眼也不答应。
这时候，三嫂承兰和侄女彦欣、侄儿彦庆、彦安都围在了身边。我让他们去学校叫二哥和三哥，我跑着去医院请医生。
医生看过后，摇了摇头。我坚持让他打了一针抢救，我不相信妈妈连一句话都没说就会离开我们。除了身体虚弱外，她并没有生病吃药，昨天下午还好好地用瓷壶喝水呢。
然而，母亲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她确确实实永远离开了我们。
前一天的不安和烦躁难道是妈妈即将离世的先兆？我怎么就没有在北房里多陪妈妈一会儿呢！
我无声地流着泪，伤心极了。
那天晚上，夜很深了。我回到东房，突然一阵发冷，浑身上下颤抖不止。妻见状吓坏了，她紧紧抱住我，哽咽着说：“你咋啦？你咋啦？”看到她惊恐的表情和满脸泪水，我的心里突然一热，慢慢地才停住了发抖。
结婚后，我们把母亲接到了城里。
那一年秋天开学，二嫂由附小调到了三合小学。三合离城十五里路，二嫂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城，星期日下午又去三合。北房里盘了两个炕，我在家时，母亲和孙子彦庆、彦安住北房外间大炕，孙女儿彦欣睡里间。二嫂回来时，彦欣也在外间跟奶奶一起睡。
我不在家时，母亲便和雅芬住东房。
母亲自从春天病了一场后，身体一直很虚弱。是我和雅芬用架子车接妈妈回城的。不知怎么传错的，亲戚中竟然有我结婚后，把妈妈从糜子滩背进城的说法。
实际上是用岳父家的架子车，上面铺上母亲的褥子，被子垫在身后，让妈妈靠着半躺在车子上。到陈家摆时，在岳父家缓了一会儿，吃了一顿饭，然后过河进城的。
妈妈的棉衣棉裤时间太长，没有一点火气了。雅芬将一件比较新的夹布袄改成棉袄，用两条单布裤子合成了一件棉裤，祆裤都装上了从娘家拿来的新棉花。天冷了，妈妈穿在身上，跟我们说不但暖和也绵软多了。
妈妈的被褥太破旧了，被子和褥子都有许多补丁。
我和雅芬商量，把我们结婚的红缎面新被子拿给妈妈盖。开始她还推辞，我们坚持硬让她留下了。结婚时没缝褥子，我们计划这一工活领了钱，就给妈妈做个新褥子，多装些棉花，她那瘦弱得几乎只有骨头的身体睡在缀满粗布补丁的褥子上，一定硌得不舒服。然而刚刚领到工钱，褥子还没有做，妈妈就走了，这让我特别伤心。
妈妈的牙齿不好，我们吃一锅子面时，妻总是给她单独拉几条软面，饨薄一点多煮一会儿。
二哥好几次在我们吃饭时，来到东房里。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过门不久的小弟媳能尽心伺候母亲倍感满意和欣慰。
也正是由于那短短的三个月，便让二哥十分看重雅芬和她们一家人。二哥认为能遇上这个妻子是我的福气。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你一定要好好待承陈雅芬，可千万不能把福用脚踢啊！”
是的，雅芬确实能不厌其烦地关照伺候婆婆。老人体子特别弱，除了每天早晚帮妈妈穿脱衣服外，上厕解手也需要人搀扶，有时甚至需要帮她解系裤带。我在外面打工，这一切都是由新婚的妻子做的。
三个月里，我感觉她是真心实意地待老人，没有看出她有过一丝厌烦。
或许正是由于这样，母亲的猝然离世，让我难以接受，也极度伤心。
作为儿女，哥嫂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都以不同方式孝敬着老人。而我这个小儿子却一直依偎着妈妈，过多地承受着无微不至的母爱。
我长大了，回到了母亲身边，好几年过去了，却依然没有能力去帮助病弱的妈妈。
现在，有幸遇上了一个贤惠的妻子，我和妻子可以在妈妈膝下尽一份侍奉之责，尽一份儿女对于母亲的爱心了。可仅仅短短的三个月，连一个春节都没有过，母亲就离我们而去了。而且是如此突然又如此平静地走了，连一句话也没留下。她是看着小儿子有了一个好媳妇而放心地走了呢，还是因为病弱而不愿给儿女们再添麻烦而匆忙地离去呢？我无法知道妈妈辞世前的心思。但我明白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浸透着母亲对子女的爱。一想到这些，我便感到无限悲切和万分遗憾。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在兰州的父亲来了一封信，是写给二哥、三哥和我三人的。除了对母亲的哀悼外，信里特别提到我结婚后的几个月里，由于他已自报减薪而无力给母亲再寄生活费回来。并说我没有工作，希望哥哥们多关照我。
两位哥哥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不让我负担母亲的丧葬费用。
母亲的老衣是早就做好的。材枋也在一九六〇年病重时，二哥通过姐姐夫妇购得木材早就做好的，这次只是请人刷了油漆。而母亲的身份和当时的环境，更使得丧葬期间的开销十分节俭。
我婉谢了兄长的关照，提出那几天里谁花了的就算谁的，至于谁多谁少，不必再算账了。都是儿女，就让各人最后给妈妈都尽点心吧。并说明了我当时在油漆组不错的收人情况，让哥哥们不要为我操心。
母亲静静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静静地为母亲送行。
一辆拉着灵柩的架子车，几位帮忙的街坊邻居和朋友。除了母亲的亲生子女夕卜，送葬的还有堂兄宰宣和宰文。亲戚有舅舅家的李振林表兄，还有我的老岳父一母亲的亲家公陈范。
没有墓碑，也没有平坦的墓地。那是一处只容得下两棺坟的小小山角，母亲头枕着乌兰山脉的东侧背，长眠在了地下。
十二年后，我与侄子彦正由武都迁护父亲遗骸回到故乡，又从城南山侧面的校场沟里迁出母亲棺柩，将父母合葬于糜子滩祖父母的茔地。
人生如梦。
母亲离开我们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现在我明白了，三十曰之所以难忘，是因了母亲辞世的先兆，第二天便是与母亲撕心裂肺的离别。而倏忽之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如今我也是退休在家的华发老翁了，忆及与母亲离别的那一刻，依然心酸难禁。
2005年6月30日写完7月1日改定
“红色海洋”
“文革”初期，从一九六六年底开始，很快便掀起了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在墙壁上书写毛主席语录的高潮。
开始还在白墙上写红字，后来发展到把墙用红漆涂过，在红底子上用黄漆和白漆写。这种在全国各地迅速出现的语录墙，被喻为“红色海洋”。
我被县文教科叫去给县委大院写毛主席语录。不知何故，只写了一条便把我打发了。那一条语录，可以看做是“红色海洋”在靖远的先声。
一九六七年开始，全县各个机关企业都动了起来。一时间会写美术字的成了紧缺人才。
孙践中和我包揽了粮食局和面粉厂语录墙的书写任务。县上又找我给大院里写，因没时间而推掉了。
一些单位因找不到会写美术字的人而着急，怕被扣上不革命的帽子。
记得后来当了多年城建局长的张康仁，当时是自来水站的站长。他找我给自来水房墙上写语录，我说正在给面粉厂写，完了再给他们写。他听了连连摆手说，上级有任务有时间，这事不敢拖。
于是很多根本没写过美术字的人，胆子大一点也都干了起来。水房墙上也有人写了，虽然字写得难看，但按时完成任务就行。
其实，我过去也没写过多少美术字。为给县政府写那条语录，专门翻看了家里几本关于美术字技法的书，那还是三哥从部队上带回来，因为我爱好美术而送给我的。
虽然有些绘画基础，又研习了一番美术字写法，但在实际书写过程中，一些字的结构常常还是摆不好看。
当时，孙践中不光书法写得不错，他的美术字也是很棒的。
践中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学生字典一样大的书让我看，书名叫《汉字正音小字汇》。里面的字印得大而清晰，是标准的宋体，结构非常好。
书店里正有，我立即买了一本。干活时随身携带，若遇到犯难之字，随时査看一下，对结构便会心中有数了。
先是我俩一起被叫去给镇政府写。我们是镇油漆组的人，自然首先要完成镇上的，而且是义务性质。
面粉厂的任务很大，厂院里油漆了不少红墙面，由东城门外到面粉厂大门口，沿途七里路上大一些的墙都用白灰抹成了语录牌，也是分给面粉厂的任务。
践中写粮食局和面粉厂院里的，我承担了沿途大道旁的语录墙。
农历腊月里，寒风凛冽。我穿着那件由父亲旧皮衣改成的蓝布大衣，早巳没有了火气。每天清晨去路边写语录，风湿挖瘩的旧病又复发了。出发前服一次百喘朋，那药十分见效，喝下去不久，身上便不再发痒，风湿块也隐去了，即便刮风也不怕。只是头木木的，脑子有些发直。
因为路远，中午不便回家吃饭。出发时带上干粮，写到十二点前后肚子饿时，去墙壁的主人家要点开水，吃些馍接着再干。百喘朋是带在身上的，若需要中午再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