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的记忆
我们老家叫糜子滩，又称糜滩，位于黄河北岸，与县城隔河相望。我们家在糜子滩金家庄子有一院房子，我出生时尚未盖成。当时，母亲和三哥四哥还有姐姐都借住在金家姨家。所以确切地讲，我是出生在糜子滩金家庄子的金家院里。时间是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五日，农历壬午年八月二十六。
金家姨父排行老六，我们叫六姨父，是位勤劳苦行、过家精细的庄稼人。表兄金生琰先是在糜滩小学教书，父亲创办县中学时，他被聘去总务处工作。父亲当时就发现了他理财的才能。果然，后来他在县供销社工作时，曾主管财务多年。表兄和二哥宰瀛是挚友。我们兄弟都和他相熟。
我生在金家院里，开始自己并不清楚。是从城里搬家回糜子滩后，才慢慢听说了的。
一九四九年夏天，赋闲在家的父亲患了风湿性心脏病，人秋，病情更加沉重。当时时局动荡，县城里人心浮动，社会混乱。为了让父亲有个比较安静的治病环境，我们家便搬回了糜子滩。城里只留下在女子小学教书的二嫂和她的孩子。
那次搬家的许多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但我跟母亲坐着马车过河的印象却一直没有忘记。
记得那是辆胶皮轱辘大马车，是舅舅家的车。赶车人是谁已经不记得了，印象里套着三匹大牲口。车上装了许多行李，我们坐在背包上，四周捆绑着一些箱箱柜柜之类的家具。
马车经过东街，出了东城门，然后沿着大路向东北方向走。那时候，县城的街道全是土路；出了城，乡村道路更是坑坑窝窝的，十分颠簸。赶车人坐在前面左辕条基部的车沿上，两条腿吊在辕条旁。他右手举着长长的赶马鞭子，随着手臂的挥动，拴在红柳鞭杆上的皮鞭绳在空中摆动，鞭鞘儿不时从拉梢子的两匹牲口头顶上盘旋飘过，但并不轻易落下来。牲口们在车夫的吆喝声中，或左或右，或紧或慢地拉着车前进。
一路上经过许多村舍和田野，还过了一个沙河。沙河是一个大沟壕，下坡时，车上坐的人都下来步行。
车夫早已跳下了车，他一边用手紧紧拽住（刮木（闸）绳），一边“噢！噢！”地吆喝着停止前进的口令。那驾辕的马便蹬住四蹄，身体向后坐靠着，伴着刮木跟车轴摩擦发出的“吱吱”声，一下一下地换着蹄子，让车慢慢向坡下溜；两个套捎子的牲口也放慢步子，套绳松松地，随着车往下走。
过了沙河，该上大坡了，下坡后上车的几个人又跳了下去跟着走。唯我和母亲没有下车，只是按照车夫的吩咐，往车前面挪了挪，说是上坡车头要重些。
“嗷嗷，吁吁！”
“喟！嗎！喟俅！”
赶车人大声吆喝，长鞭鞘疾速飞旋，牲口们便拼力牵拉。若有哪匹稍有松懈，随着“啪”的一声，那畜生的耳朵早已挨了一鞭，再也不敢怠慢。拉上坡时，牲口们全都打着响鼻、喘着粗气。车停到平处，等大伙爬上车后，车夫便也跨上他的位置，鞭子一挥，马车又向渡口进发了。
过河的渡口地名叫乩〔方言读匕幻肚子。有一条很大的双桨木船泊在岸边，好多人等在那里。先是卸下牲口，大家将马车连拉带推地弄上船中间的船板上，接着便把牲口吆进船舱。其中的一匹驴骡子有点怯水，前边牵着，后边赶打着，好半天才鼓足勇气跳下了舱。
过了黄河，便是糜子滩的三道湾。有大路直通金家庄子。
搬家的前几年，金家庄子的房子就羞好了。是我十爸照看施工的。苏家是糜子滩老户，苏家滩是我们的老庄子。我始终不清楚父亲不把房子盖到苏家滩，却在金家庄子安家的原因。不过我想，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
住到金家庄子后，一天听母亲和金家六姨说起生我时的情况，才知道了我是出生在金家院里的。
过了我家门前园子地，便是金家的院墙。金生琰表兄的两个女儿跟大侄子彦锦、侄女彦淑兄妹年龄相仿，金家表嫂和大嫂又是表姊妹。金家的俩姐妹便常常来我们家玩，我和侄子、侄女有时也去金家院里耍。
原本出生在金家庄子的我，搬回糜子滩后，虽然只住了一年，却让我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糜子滩娃。在我的童年经历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即便是过眼烟云，回味起来，依然是美好的。
那次搬家乘坐过的马车、木船，途中的村舍、田野、树木，还有渡口河滩里的各色卵石、面面的细沙子，也都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2004年8月29日
“老疙瘩”
我有四个哥哥。常娟姐姐是郭家姨的女儿。郭家姨是母亲的妹妹，生下常娟姐姐不久就去世了。常娟姐便自小由母亲拉养，母亲将她视作自己亲生女儿一
母亲生我时四十三岁了，虽然有了常娟姐，但母亲仍然盼望我这个老生胎能是个女儿。母亲想，自己老了，儿子虽好，毕竟粗枝大叶，难如有个小女儿在身边知疼知热的贴心。母亲的想法乃人之常情。
我是后半夜出生的。听四哥讲，晚上他们睡时家里并没啥动静，天亮醒来看见母亲住的屋子门帘上挂了一条红布绺绺，不时有婴儿啼哭声，是我来到了人世间。
母亲想个女儿，却生了个小儿子。依照我们家乡的习俗，对年龄大的女人生的最后一胎子女，亲戚朋友便昵称“老疙瘩”。
我是母亲的“老疙瘩”。虽然不是母亲企盼的女儿，但仍然是母亲的心头肉，是她的“宝贝疙瘩”。
母亲身体弱，年纪又大了，奶水本来就少，但我长到三四岁，还常常吊在母亲怀里咂空奶头。哥哥们，还有常来家的亲戚便用手指头划着脸蛋羞我，慢慢地我便不再要奶头吃了。
母亲信佛，虽然没有上过学，却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好几种佛经。她有着慈悲为怀的佛心。在我的眼里，母亲是最善良最富爱心的人。母亲疼爱我们兄弟姊妹，更疼爱我这个“老疙瘩”。但在是非面前，她却从不无原则地溺爱子女。即便是我这个“老疙瘩”，如果做错了事，母亲也要责备的；真生气了，甚至也用巴掌打我屁股。但我从来也没有怕过母亲，因为这所有的一切从母亲那里出来，便都充满了爱。
小时候，我是母亲的“尾巴”。母亲无论走亲访友，还是去庙里拜佛，总是领着我。
在糜子滩的那一年中，母亲带我去得最多的是舅舅家。
舅舅家在糜子滩宋家庄子。由金家庄子出发，经过大堡子继续往上走，是马家庄子。马家庄子东边水渠上有一个石板桥，我们从桥上过去向东南斜着走去，田里开阔时，便能看到宋家庄子和舅舅家上房的后墙，还有院宅周边的树。
舅舅家有个两坡水土砖结构的街门洞，一走进大门洞，耳房连着的北上房里便传出了大舅的咳喘声。母亲便急忙走进上房，到左边的木格间里去问候大舅。大舅比大姨和母亲都大，母亲管大舅叫哥哥，大舅有慢性气管炎，咳起来很怕人。有时候脸挣得通红，气都上不来，母亲便急忙爬上炕扶着大舅，用手在背上轻轻地拍揉，好不容易咳出些痰来，便能稍稍缓解一会儿。喉咙里依然有轻微的咝咝声。
我很小的时候，外爷和姥姥巳经不在世了。后来我得到姥姥晚年的一张照片，形象很模糊，可能是翻拍不太清楚的小照片再放大的效果。仔细看去，母亲还是有些像姥姥。父母都不在了，母亲姊妹（方言用法：包括兄弟姐妹）们是很连心的。
二舅住在东房里，走路身板挺得直直的，话不太多。二妗子快人快语，嗓门也高。她热情爽朗，最爱开玩笑。有时也跟母亲说些你们城里人如何的话，母亲总是淡淡地笑着。
碎舅和碎妗子住在西房里，屋内陈设简单，家境比较贫寒。碎舅脸型圆圆的，跟母亲很像，只是老了后脸上皱纹特别多。
舅舅家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街门前边的场院。那些草垛周围，是我和年龄相仿的几个表兄妹，还有表侄、表侄女们玩耍的地方。
每次去舅舅家，不论住几天，母亲总要带我去看望臼外爷。（臼：方言，小的意思。）臼外爷家在李家摆上，会看病，人称栋老爷，是母亲的小叔父。有时候，母亲也带我去四姥姥和五姥姥家，她们是母亲的娘家堂婶子。
无论走到哪一家，大家都对母亲很尊重和关心，对我这个母亲的“老疙瘩”疼爱备至，总要找些好吃好玩的塞到我手里。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带我去的亲戚家有穷有富，其中有住在东城墙旱台上一个破窑洞里的孤老婆子，我也叫她姨。母亲曾多次带我去过那里。
母亲还常常将一些旧衣物分送给家道艰难的亲友。母亲不势利、不嫌穷爱富的广博胸怀，从小便给我们兄弟做着潜移默化的无言教育。
或许是“老疙瘩”的缘故吧，我从小便依恋母亲。曾经有两次人生的变动机会，由于舍不得远离母亲而被我放弃了。这无疑也属于一种遗憾。
记得是小学五年级的寒假里，我第一次去省城兰州看望父亲，在父亲的机关里住了些日子。父亲打算将我留在身边，转到他们机关隔壁的山字石小学读书。由于想念母亲，春节前我还是执意回到了靖远。
还有一次是初中毕业时，西安美院附中在兰州设招生考点，我和同班同学王正信相约一起报考。后来兰州的考点改到了宝鸡，王正信约我去宝鸡时，我因舍不得远离母亲而没有去考。
母亲是一九五九年夏秋之际回到家乡的。我是一九六二年五月从兰州七里河房管所辞职回乡的。除了这三年外，从我出生到母亲去世，可以说我再也没有长期离开过母亲。我这个“老疙瘩”，在母亲的怀抱和膝下幸福地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饿了有母亲，冷了有母亲，生病了也有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母亲给了我太多太多，可当我长大成人后，面对年迈病弱的母亲，却无力给她更多的快乐和帮助。每念及此，便欷戯不已，徒自感叹人生的尴尬与无奈。
母爱是伟大而无私的，母爱的天高地厚是子女无论如何也难以报答的。
2004年7月31日
狗娃、碎狗娃、鸽子
狗娃是我在金家庄子一年里最要好的小伙伴之一。碎狗娃是他弟弟。（碎：方言，小的意思。）
狗娃家很穷。狗娃经常穿着破旧的裤褂。碎狗娃小，天热的时候，常常只穿一件短褂，精屁股跟在我们后边耍。
从我们家园子地旁边的水渠过去，正好是村道的拐弯处，向东可达贯通糜子滩的南北大路；向南出村后有一条通往大堡子村的田间小路。狗娃家就在村道拐弯处的北边。他们家没有院墙，北面和东面有房子，是简陋的土坯房。房基比周围的田地高出许多，光光的土院子，和周边人家有一定距离。我的记忆里，房子四周的树木也不多。无论狗娃大和他碎爸铡草喂驴，还是狗娃妈挡鸡喂猪，老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狗娃和他碎爸在院里放鸽子。
狗娃家养了一群鸽子。每天太阳一冒花，鸽子便开始放飞，它们一圈又一圈地在村庄的上空盘旋飞翔，鸽哨的声音忽远忽近、时紧时慢地回响着。飞累了，便落回他们家房顶上歇息。
鸽子里有黑头、花花，纯白的叫串子，淡青色的叫瓦灰，头上有一撮长羽毛的叫凤头，腿脚被羽毛覆盖的叫毛爪儿。凤头毛爪儿最是好看。
我跟母亲说：“咱们也养一对鸽子吧！”母亲对我讲：若要穷，按毛虫。那些东西是耍不得的。父亲便告诫我从小要学着走正道，不能玩物丧志。
最初，我和大侄子还有邻居金家的一个伙伴一起去叫狗娃出来耍。正赶上狗娃在院里帮他妈干活。我们便在他们家屋后面不太远的一块草地里玩耍，跟他们家隔着一大块庄稼地。草丛中随时可以捕捉到蚂蚱和绿蚱猛。我们管绿蚱蜢叫青草骡子。到渠沿上抓一些泥糊住它的眼睛，放回地上，它便不住地绕圈子走，活像麦场上打碾时的骡子。玩了半天，还不见狗娃出来，我们便大声喊他。狗娃从山墙侧面出来朝我们一边绕手一边应声。只听他妈说：“咋！活还没完就想非分（方言，指玩、闹）去了！”嗓门很高。狗娃便乖乖地回了院子。
狗娃妈既勤快又手巧，是村里出了名的扎花能手。我们三个人爬到一个高地埂后边，对着狗娃家的院子齐声喊唱起来：
“狗娃妈哎会扎花，扎个葫芦抱金爪。
狗娃妈哎会扎花，扎的牡丹俊又大。
“你们再唱我妈，我不和你们耍了！”狗娃突然跑到山墙边大声喊。我们便不再唱了。
后来，我和狗娃耍熟了，成了好朋友，便常常去他们家看鸽子。狗娃妈也让狗娃、碎狗娃跟我和侄子云霞结伴去放驴。有时她还从炕洞里掏出刚烧熟的热洋芋给我们分着吃。狗娃家姓石，狗娃的学名叫石中兴。
困难时期，母亲回到家乡，先在城里三哥家住，后来又去糜子滩大哥家住。那个暑期我由兰州回家看望母亲。听侄子们讲石中兴是生产队长。
“文革”中，三哥和我的家属都被下放农村。先是三哥家回到金家庄子落了户。后来我也曾去金家庄子联系过。当时石中兴是大队主任，二侄子明霞把他请到家里和我见了面，他很热情，表示欢迎我的家属回来。听明霞讲，他当队干部，对我们家一直比较关照。
去年大侄子来白银看我。说起石中兴，云霞告诉我他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听后有点愕然。算起来他比我大两岁，刚刚过了花甲之年，就早早走了。不由得想到了“人生苦短”的说法。也勾起了我对儿时跟狗娃兄弟玩耍的记忆，想起了他们家的鸽子，还有鸽子飞翔时的鸽哨声。
2004年7月17日
井沿
糜子滩的庄稼地浇灌的是黄河水。有一条贯通全滩的大水渠，渠口开在上游独石村外的山旁边，流经碾子湾，钻过山嘴子石峡，便到了糜子滩的樊家摆。然后沿陈家摆、李家摆、王家摆流向下滩，一路分出支渠灌溉滩里的各处田地。村前庄后到处有水渠经过。
黄河水大时，泥沙俱下，浑浊的渠水要澄清后方可饮用。每天清晨，家家都要用水桶把缸担满，放进砸末的苦杏核或白矾，用长擀面杖把一缸的水搅得旋起来，不大一会儿，那浑黄色的水便渐渐地澄清了。水快用完时，必须把缸底的泥沙冲倒干净，方可再放新水。
渠水流经村舍时，常常看到妇女们在渠旁淘菜洗衣。盛夏天热时，娃娃们光着身子在渠里扑腾着耍水。到了下午，渠水不干净，厨房里实在没了水，便去井沿上打水，没人再图渠水近便了。
冬天，河水小了，渠口进不了水，渠就干涸了。人畜饮用便全靠井水，糜子滩村村都有水井。靠着大河，地下水位高，水井一般都比较浅，最深的也不过六七尺。不用安辘轳，都是手抓着绳用羊皮兜子往上吊水。
金家庄子有两口水井，井口四周是用大青石砌的井台，被水冲洗得干净光溜。我们习惯把井台叫井沿，把水井周围叫井沿上。村东口井沿附近住着任三爷，他家是铁匠，院外有个铁匠铺，人们便叫井沿上铁匠铺。南村口属于上村，井沿四周大多是金姓，二表姐夫家也在那里，我们便叫上井沿上金家二姐夫。
两个井沿离我们家远近差不多，我们抬水，有时去村东井沿，有时去村南井沿。到了井沿上，我总爱弯下腰向井里看，青石砌的井壁方中带圆，水溜光滑的。井底的水清亮清亮的，像一面水银镜子，能照出人的影子来。哥哥把羊皮兜子放下去时，那镜子和里边的影子便被击得破碎，溅起碎银似的水花。
冬天，兜子里溢出的水在井沿上结成了冰，若不及时清理，很容易滑倒人。我去抬水时哥哥姐姐是不让我上井台的。他们跟我抬水时，我个子低，力气小，总走在前边。他们把抬水杠子的一大半让在水桶前边，我便能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