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父亲在家乡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协助下，创办了靖远中学。学校初创阶段十分艰难。父亲担任校长，向全县倡议“捐资办学，捐物助学，捐书兴学”，并面向社会招聘教师，在校内提倡“义务教学，劳动建校，并以身作则带领全体师生劳动建校长达六年之久”。（引自《苏振甲纪念文集》）
在这之前的近十年里，父亲利用几次回乡的机会，先后为家乡创办了初级师范学校、纺织学校和八所乡村小学校。老人在家乡威望很高。
我是一九四二年出生的，和靖远中学同龄。我开始懂事时，正是父亲率领靖中师生艰苦创业已见成效之时；也是父亲在家乡人民心目中最受爱戴、威望鼎盛之时。
应该说，我是在父亲为家乡教育事业鞠躬奉献，而得到家乡人民崇敬厚爱的一种环境氛围里渐知人事的。父亲在我幼小心灵里树立的是一个正直威严、有学问、受人尊敬的崇高形象。
父亲出出进进的很忙。他在家时，便常有客人来。父亲很少有时间跟家里人说笑谈天。我经常跟着母亲，母亲出外，我总是她的“尾巴”。父亲则很少带我出去。当然也有例外，在我的记忆里，有着两次父亲单独带我外出的印象。
一次是我四五岁时，父亲带着我去出席一个集会。我们坐在主席台上，集会开始后，几个人讲了话。父亲也被邀请演讲，他的讲话很受欢迎，不断被掌声打断。虽然我听不懂也不记得演讲的内容，但父亲的演讲备受欢迎，台下热烈的掌声让我印象很深。幼小的我也因了父亲而自豪。
还有一次是我上小学前的那个夏天，父亲带我去城外西滩杨绍周伯伯家。杨伯伯是父亲的挚友，担任县商会会长，是父亲办中学重要的支持者。
杨伯伯家的院子很大也很豁亮，一色的青砖瓦房。四明柱有廊台的大上房，圆月亮式的过道砖门洞，都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我们在杨家吃了晌午饭，还吃了又沙又甜的西瓜。
回来的时候，杨伯伯一直送我们到大路旁的沙地埂上，地里种着西瓜，看瓜的正是前边往家里送瓜的人。杨伯伯喊着要看瓜人摘几个熟好的西瓜随我们送进城去，父亲执意推辞，才算作罢。
大路比两边的地低很多，好像壕沟似的。走了很远，回过头看，杨伯伯还站在地埂上目送着我们。
过了几天，我和邻居家的伙伴在他家里耍，天气很热，他说要有个西瓜吃就好了。我想起了杨伯伯家的沙瓤西瓜，便说：
“我杨爸西滩沙地里有很多瓜。”
“你去了给不给？”
“当然给，杨爸可好了。”
“你敢去吗？”
“敢！”
说出了大话，便无法收回。从小很自尊的我，鼓着勇气和小伙伴一起来到了西滩。快到杨伯伯家瓜地时，我犹豫了。
“咱们回去吧！”我说。
“你不敢去要了？那我上去看看，要没有人，咱们自己摘一个吃。”同伴说着便爬上了埂子。
我见他进了地，跟着也爬上地埂。刚露了头，便听见远处有人喊了一声：“咳！谁家娃娃在地里？赶快出去！”说着向这边撵了过来。同伴吓得退到了地边，我也站在地埂上呆住了。那人到了跟前，正是那天见过的送瓜人。他也认出了我，表情变得和蔼了。“这不是苏家小少爷吗，你跑这么远有啥事吗？”
“我大叫我来看看我杨爸在家不？”情急之下编了慌，我脸上一阵发烧。他没有说啥，转身到地里摘了一个西瓜塞给我，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你杨爸在城里，没来西滩。你们赶快回去吧！天不早了，家里人要着急的。”
我们在路上的一个阴凉处，把瓜拌开吃了。瓜很甜，可我心里却有些怕。看瓜人虽然没有责备我，但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过了两天，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件事。
那一天，父亲一回到家里便大声喊我，脸色很吓人。他右手拎着皮带，左手将我按倒在地下，用皮带狠狠地抽我屁股，一边大声斥责：“谁教你编谎哄人的？是不是跑到瓜地里去偷瓜让人抓住的？啊一一”我拼命挣扎，哭喊着说我没有偷，是人家给的。
母亲和哥嫂们被父亲的阵势吓坏了，又怕打伤了我，全都上来劝父亲不要气坏了身体。父亲看着噙满泪花的母亲，总算住了手。他对母亲大声说：“都是让你惯的，这么小就学着说谎，将来能有啥出息！”
我的屁股被父亲打得又红又肿，疼了好几天。我这辈子始终没有学会说假话，我不知道是天性呢，还是父亲那一顿皮带抽打的结果？
父亲一生就打过我这一次，他很生气，手也下得重。我一点也没恨父亲。虽然只有六岁，但我巳能明白父亲要我们兄弟做正直的人。还没上学的小儿子竟然说了谎话，还有去人家瓜地里偷瓜的嫌疑，他能不生气吗？
因为是唯一一次挨父亲打，又是用皮带打的，所以父亲的皮带便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从没对老人有过丝毫的怨恨，而且一生都将父亲的正直当作自己做人的榜样。因为在父亲的严厉后面，我总能感觉到一种真正的父爱。但无论如何，我对父亲总有一种惧怕心理。在兰州上中学的六年中，一直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却很少敢跟父亲谈心。直到高中毕业后，才逐渐地或面对面或在信件里跟父亲直言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了。
我便想，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父亲对子女教育过于严厉的一种负面影响呢？
2004年7月27日
初上学堂
一九四八年秋季，我和大侄子一起上了靖远师范附属小学。我六周岁，上一年级。侄子四周岁，上预备班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
侄子年龄太小，他又软弱，常常被同学欺负。他便哭着来找我：“爸爸（方言，指小叔父），他打我！”侄子指着站在远处朝这边看的一位学生一比侄子稍大一点，也是他们预备班的。我狠狠地瞪一眼那个学生，他便把头转了过去。我让侄子擦干眼泪，不许再哭：“都是学生了，还哭鼻子，羞不羞！”侄子最听我的，最多再抽嘻几声，也就不哭了。有时候我也领着侄子撵过去，跟欺负侄子的学生讲道理，申斥他若再欺负苏云霞（侄子的学名），我便去禀他们老师。
禀老师就是向老师报告。我一生就禀过一次人，是我上学不久的事情。
我在一年级也算小的，那时的同一班学生年龄相差比较大，我们班最小的五周岁，只有个别同学，六周岁的一小部分，最多的是七周岁和八周岁的，还有九岁甚至十岁十几岁的大同学呢！虽然年龄小但很少有人欺负我。只有一次，一位张姓的同班大同学，下午大扫除的时候，他不好好扫院，走过来逗我玩，有欺负我的话语，我便跟他吵起来，他动手打了我一下，我气极了便禀了老师。老师当即把他喊进办公室，没问青红皂白，就狠狠地用脚踢张同学的腿和屁股，喝问道：“还欺负同学吗？”张同学用双手抱住腿在地上乱跳，他的裤子也被老师踢破了，连声说：“不敢了！不敢了！”我被吓坏了，没想到禀老师的结果这样可怕。
我一直对这件事有些后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张同学总有内疚感。
或许由于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的缘故吧，在以后几十年里，无论受了多大委屈，我也再没有向老师或领导说过别人的不是，甚至连这种念头也不再起过。
小学一年级时，我的功课经常考班上前三名。那时候兴出榜，每次考试后都要张榜公布，看着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前边，心里总是很自豪的。学校里的老师都很喜欢我。同学们在操场里上游戏课，胖胖的刘老师（名字记不得了）便领着大家唱：“我们邀请什么人？我们邀请苏宰北。”又唱：“苏宰北嘞在哪里？”用手指着我所在的位置接着唱：“苏宰北在那里！”这歌唱得我脸儿发红，也唱得我心里很自豪。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同学们也大都对我很友好。
我知道，这一方面是我的功课好、守纪律，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父亲的缘故。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路上，甚至一些集会场合里，人们经常这样说我：这是鼎三校长的小儿子。说话的和听话的人都流露出对父亲的无比尊敬。
人学不久，父亲去南京开会，回来时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皮球。我非常喜欢，每天上学都带着它。老师和同学们也都很喜欢我的大皮球。每到课间休息时，老师们总爱要去我的皮球，用他们的大手把皮球向地上砸下，那球便被硬硬的地面弹向空中，比教室房顶还要高。同学们一边喝彩一边抢着去接落下来的大皮球。第一个要没接着，那皮球落到地上又被弹了起来，有时候反倒被另一位站在后面的同学接住了。抢到球的同学喊着跑着很高兴。这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小时候，家乡的夏天热、冬天冷，春天暖得早，四季很分明。雨水也比现在多。那时候县城的大街小巷全是土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没什么雨鞋，小学生们大都高高卷起裤腿，光着脚踩着水和泥去上学，路很滑，要使劲用五个脚趾扣着地，小心翼翼地走。路上滑倒摔成“泥猴”的娃娃并不鲜见，就连大人搞不好，也有滑倒坐一屁股泥的。
我也有摔跤的时候，大都是放学回家的路上顾了跟同学玩，没小心的结果。回到家里，母亲照例边数落边让脱光身上的泥衣裤，光屁股钻进被窝里，等母亲拿出干净衣裤，换上后再出来活动。
下大雨的时候，教室廊檐滴水下面，院子里一些低凹处便积满了雨水。雨停下来后，课间或自习堂上，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便忙了起来。我们用毛笔蘸了写大楷的墨汁，拿上几张从大措本上撕下来的类似毛边纸的净散纸，用毛笔在水里随意搅一下，那墨汁便被搅动的水晕成各种美丽的花纹，等到自己满意时，将净散纸平放在水面上一吸，很快提起来，那纸上便印出极为好看的图案，而且每次的不一样，各人的也不一样，我常常能印出比其他同学更好看的图案来。那似云非云，并无具象的图案里，好像隐藏着很多奇特的活物，是那样有趣，令童年的我无限遐想。
长大了，我走上了一条并不平坦的绘画之路，根难道就埋在小时候玩耍而成的那一张张水印抽象画里？
2004年7月4日写于野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