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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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二七九厂(1)

一筹莫展时来了大老李

由于学校把我当语文教师使用,加之调回学校的老校长不像前任韩佩主任那样善待我,我便决心离开靖远一中。

几年前,为了照顾各自的家庭困难,曾和冯振国联系过对调,因为矿务局看不上我而作罢。虽然落在鸾沟的家此时依旧十分困难,但我不愿再往矿区那边去了。

我想到了县文化馆和师范。

先和文化馆的朋友提了去馆里的想法,想得到他的同情和帮助。朋友讲了几个例子,告诉我要进去很困难。

我又试着去找文教局长,请求调到师范或文化馆。理由是教语文有困难,调一下能更好地发挥美术特长。他听后,劝我先安心一中的工作,调动一事,以后有机会组织上会考虑的。明显是一种推辞。

本来想去找高祖忠,但他原本是准备调我去师范的,我自己讲了兄弟三人一起工作不方便的话,才安排到一中的。现在又要去师范,一则不好张口,同时,他曾帮过大忙,再去麻烦他,也是我所不愿取的。

看来想另外调个单位并非容易事。我几乎一筹莫展了,心里很苦闷。

一天下午,课外话动时间,二七九厂工会画画的李山亭来找我。他是骑着自行车进城买了些菜,顺路到学校找我聊天的。

李山亭是山东人,大个子,说话豪爽大气,大家呼他大老李。和我结交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工会曾利用晚上办了一次职工美术培训班,请我去上过课;厂里有几个干部的孩子转学到一中,也曾让他来找过我。

很久不见面了,我向他讲了为调动找人碰的钉子。他听后对我说:“干脆到我们厂来吧!”

他的话让我感到突然。二七九厂是核工业部所属的保密厂子。我想,连煤矿都嫌弃我,他们怎么会要呢?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是“右派”,你们厂不会要的。”我跟老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没事的,我们厂教育科的张科长,父亲是国民党一个不小的官,他在厂里还不是干得好好的。”老李认为进他们厂出身不是啥问题。

“你要是愿去,我去厂里给你办。”他说。

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往山东办调动,没人接手他这一摊子,厂里至今还不批他的请调报告。

听了老李的话,我便将自己家庭和本人的情况比较详细地告诉他,让他去问一问。我仍然认为厂里虽然需要人,但调我去保密厂可能性不太大。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李山亭便拿着二七九厂组干科的商调函来学校找我。

“我说吧,厂里非常欢迎你。”老李笑呵呵地说。他还告诉我,去年冬天我去厂里美术班第一次讲课时,有不少机关干部和中层领导都去听了,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

这么顺利地拿来了商调函,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让我陡然增添了不少信心。我请李山亭将商调函送到县文教局,然后我再去找局长请求放行。那时教师人事权由文教局掌管。

有人接收,请县上放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学校同意放行,主要是文教局。我分头去找局长马献图,副局长王之茂、张宏勇,对他们一一谈自己教语文的困难,有单位要我不容易,请他们同意我调走。

马局长和王局长是在局里找见的,不是一次,而是找过好几次。

张宏勇局长,曾去过家里。当时他住在西滩自己盖的一处院子。二十多年后,已经成了亲家的张宏勇患病,我坐侄子单位的车去探望时,脑子里出现的仍是西滩那个院子。实际上他们早就搬到东关一处新院子里了。

不断找局长和副局长,跑了整整半年,我的事情总算上了会,同意让我调走,并上报了定西专署文教局。

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见地区的动静。二七九厂等不来商调函,认为县上不放我。而已经调到兖州煤矿指挥部的大老李还在等着给我交手续呢。我怕二七九厂等不及了发生变化,心里着急起来。

这时候,有人告诉我,想办法请人给定西地区文教局管人事的任永德说一说,并说师范副校长孙孝先和任是知己亲戚。

春节期间,我去孙校长家拜年,请他帮我跟任科长说说。孙曾是我上附小时的实习老师,听我讲了情况后,满口答应帮忙。

一九八〇年春天,二七九厂组干科的翟科长告诉我,厂里接到地区文教局的商调函,已经发函调档了。

掐指一算,从二七九厂的商调函送到县文教局开始跑,已经整整过去了九个月。

那个春天,先是《甘肃日报》发表了我参加地区美展的木刻《蛇背小学》,接着工作调动也成了。这无疑让我感到了安慰和鼓励。

五月底,我离开工作了六年的靖远一中,到国营二七九厂报到上班。职务是工会宣教干事兼美工,补李山亭的缺。老李等不住我,已于一个月前交了手续去兖州报到了。

2006年7月21日

两位科长

我去二七九厂,首先接触到的中层干部是组干科副科长翟成,他在我的调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让人难忘的是他对我的看重和友好,让我在整个调动过程中,始终没有失去过自尊。

是李山亭介绍我认识的翟成,一见面就感到投缘。能说到一块儿,又很感激他,我便想着约他一起吃顿饭。当时,靖远这个小地方一般人还没有请人下馆子的风气。家又远在鸾沟,单身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冯振国知道我的想法后,和夫人李滋美商量在他家里招待。他们那时租住在西关头道南巷子口的几间铺子里,铺台高高的,厨房是个套间。

我从厂里约了李山亭和翟科长一起步行进城,这是翟成的主意。他说就几里路,散散步说说话也就到了。

翟成很乐意认识振国,他对搞艺术的人很友好。那天四个人聊得很开心。

到厂里报到后,翟成跟我说,我的工资依厂里的级别套,可以增加几块钱,让我到组干科去办理。我去时,他不在,主管的一位同志不但没办,态度还很不友好。当然最终我的工资还是按规定由四十八元套成了五十一元。

事后才知道,那个人到科里的时间比翟成长,对翟提拔成副科长心理不平衡。而我的调动是翟一手促成的,那天他正巧情绪不好,便有了那场不愉快。时间一长,互相熟了些,他对我也变得客气友好了。

翟成是位德才兼备的行政管理人才。我进厂后的几年里,他由副科长到科长,由厂党委副书记到书记,一路提拔起来,可谓官运亨通。

我的家属户口批准转回城里时,翟成已经是二七九厂的党委书记了。

那一年,厂里盖了一栋四层家属楼和十栋平房家属院。那平房有上下水,和楼房一样方便。一户一个院子,十分优雅。

路上碰见翟成,说起厂里盖的新房子,两人都对平房院子感兴趣。翟书记住房很窄小,这次也在调房之列。

厂里专门成立了分房小组,我们工会的张副主席也在其中。我住在单身楼里,现在家属来了,属于无房户。分一套新盖的房子按理不该有问题。

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却出乎意料,说分给我的是一套旧楼房。那房子是两年前盖的,也不算旧,我们工会放电影的曹师傅家住在二楼。这次给老曹换一套新房子,把他原来住的调给我。主要原因是老曹的父亲腿脚不方便,上下楼有困难。

像曹师傅这样有困难的家庭,厂里分房时给以调整是无可厚非的。

可我怎么就没资格分一套新房呢?这方面一向敏感的我认定是一种歧视。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时间大为恼火。

那天在工会办公室,里外两间套在一起,除了张主席不在外,办公室的其他人几乎都在。我站在工会主席田科长的桌前,越想越气。

“这不是在欺负人吗?给我不要分房子了,我给家属在城里租民房住。我马上联系单位调走。”我的声音很高。委屈和不平让激动起来的我浑身发抖。

办公室里谁也没有说话,我发泄完后,没等下文便回了宿舍。

过度生气让我的胃痛了多日。冷静下来时,内心依旧很难过,从分配房子中,我感觉到了人事关系的复杂性,似乎又回到了多年来的屈辱之中。到二七九厂后刚刚找回来的自尊又面临着丧失的危机。

而我那天的发脾气也是出乎大家预料的。我走后,田科长说:“这个老苏平时性格看起来不错,怎么发起脾气来这么厉害。”田资格很老,由于没有多少文化,当了多年的老科长。到工会当主席,大家还习惯叫他田科长。他是个很好的人,和张主席都对我不错。

最后,厂里给我分了新楼房东把头顶楼的一套房子。我已经很知足了。听刚由团委调任工会副主席的邢新成说,若不是我发那顿脾气,这套房子也是分不到的。

一天晚上学校开家长会,我和翟成作为家长碰巧坐在一起。他分了一套平房。听说我分了楼房,对我说:“你不是想要平房吗?”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告诉他这套把头顶楼不发脾气也分不到。

“你怎么不找我呢?”他对我说。

我确实没有想到找他。按我的思路,我是个没房户,一大家子人,岁数也不轻了,在厂里时间虽然短,但在别处也干了些年头了。盖了十栋平房一栋搂,给我分一套不存在问题。至于希望分上平房,也只是一种向往而已。只要能平等对待,我便知足了。

我知道,翟成对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要真去找,他虽然未参与分房工作,是会想法关照我的。

后来,四哥想回家乡工作。我听说厂里在筹办电大,便去找翟书记说了四哥的事。他听后当即表示非常欢迎。

在他的关心下,四哥四嫂的调动比较顺利。四哥进厂后,负责教育中心和电大工作。作为厂党委书记的翟成,和四哥的关系一直不错。

二十世纪末,我在秋田会馆搞个人画展,开幕那天,翟成一大早就来到展厅,他已经从厂里退下来,家就住在兰州。同来的还有早几年调到省矿冶局的李培栋。他们的到来让我十分高兴。

初到二七九厂,人生地不熟,许多具体事都是宣传科长田奉昌帮我办的。他的儿子毛毛在一中上学,算是我的学生家长。

田奉昌夫妇对人极为真诚。除了在家里热情招待我,还主动帮我办理了粮户关系,并出面为我要了一间单身楼房。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这些事若让我自己跑着办,不定还会遇到多少麻烦和阻力呢。

田奉昌对我说,什么事办不通了,就去找他。我也确实一有困难便去找田科长,每次他都是很热心地帮助我,从没有让我感到过丝毫冷落。

因为有了翟成和田奉昌的善待,让我从一开始便对二七九厂有了一种亲和感。

田奉昌是河北人,我到厂里时,他正往石家庄办调动,几个月后便举家离开了二七九厂。临别时再三叮嘱我,有机会了去石家庄玩。

我调到靖远师范的第二年,田奉昌回过一次二七九厂,专门来师范家属院看我。几年不见,他看上去黑瘦黑瘦的,但依然那样热情,眼睛里闪着亮晶晶的光泽。

他走后,我知道了他患有肝病,而且还不轻。几年后,当二七九厂的朋友告诉我田奉昌病逝的消息时,虽然没有感到太突然,却很难过。

我手边有一张照片,是欢送田奉昌同志的合影,照片上有我,还有二七九厂当时的领导和田奉昌的许多好友。

我十分珍惜这张黑白照片,每次看它都会让我想起初到二七九厂的那些曰子。

2006年大暑后一日

青工朋友

我在厂工会最主要的日常工作是四个专栏的设计和制作。其中两个是俱乐部门前的大幅电影海报栏,还有两个设在大街口的宣传栏。配合政治形势和中心任务,以及节日来临、新片放映等等需要,四个专栏不断更新,也够我忙乎的。

每个专栏都由五六块整五合板并在一起组成,由框架上卸、装一个人是玩不转的。工会领导安排放映室的几位给我帮忙。负责放映室的曹师傅,技术高、资格老,待人老到。看得出他在厂里是很牛气的。他手下的几个放映员在换电影海报栏时没有少帮忙。偶尔曹师傅正巧在时,也会过来搭把手的。若遇重大节日,工作量特大时,工会办公室的同仁们也会过来帮忙。

平常帮我洗版面,裱纸,打格子的主要是几个爱好书画的青工朋友。

初到工会的几年里,除了开会,我的工作室就在俱乐部里南侧面的一个长形房间里。放映员上班在二楼放映室,没事是互无干扰的。

经常光顾我工作室的,有董亚清、王玉和、邵立峰和张谦几个。他们中间,董亚清和张谦年纪接近,邵立峰和王玉和是更年轻的小青年。

董亚淸聪明有才气。后几年上了厂电大,毕业后转为干部,以后又调到工会,和我同事了一段。我在兰州和白银搞个展时,亚清都来参加了。白银那次,他已经是工会副主席了。

张谦是工会副主席张效义的儿子,性格憨直厚道。他曾经当了很长一段义务放映员,掌握了放电影的技术。效义主席为避嫌,始终没能把儿子由车间调出来。他虽然才能一般,但干活很踏实。我离开工厂时,他总算调进工会,接手了我的那摊子工作。

几个人中,邵立峰和他父亲邵长林一样,很义气。他的朋友不少,王玉和便是铁哥儿们之一。还有张义侠,参加工作晚一点。另外几个时间久了,已记不起姓名。

应该说,立峰和他的哥儿们那几年和我来往最多,无论是工作还是家里的许多事,多赖他们给我帮忙。他们年轻,始终对我很尊重,让我十分感动。

小邵在我跟前学习绘画,虽然有进步,应该说,我也是尽能力帮助他的。但因为自己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在素描和色彩的练习上没法给他更好的指导。他参加过一次艺术专业的高考也失利了。

我调到师范后,立峰一家调回了山东老家。已多年没有了联系。

和我往来的青工朋友大多是书画爱好者,只有一个爱好文学的,他叫王晓忠。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工作室看书,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年纪和董亚清相似。我招呼他坐下。他先是对我说了些类似仰慕之类的恭维话,显得俗气,让我有些不悦。接着讲起了他对文学的爱好。他说他正在创作一部中篇小说。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重新审视了坐在办公桌对面的这个青年人,他肤色微黑,细长的眼角稍稍向鬓间上挑。眼睛不大,却很有精神。我说:“我很喜欢看小说,有机会愿意拜读你的作品。”

这便是与王晓忠的第一次见面,知道了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是一个车间的电工。

后来,在路上碰见,他邀我去他宿舍坐坐。他就住在我们西边的另一栋单身楼里,二楼的一间房子。正巧同室的另几位不在,王晓忠取出他写的小说稿让我看。

翻了两页,我失望了。他的文章不但句子不通顺,而且错别字也不少,对于写作基本上还是个门外汉。我放下稿子,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说。他看我不说捨便放下了稿子,又告诉我他还写一些诗,说着把一个笔记本递给了我。

我耐着性子看了几首,可以说毫无诗意,语言干巴空洞,错别字也很多。唯有中间的一首有几句言之有物,有点诗味。但不经过认真修改也是没法看的。

可以说,我对王晓忠完全失望了。本打算敷衍几句了事的,可当我面对他那真诚的目光时,却改变了主意。

我没有客气地劝他先放弃正在写的中篇小说,练习写点短诗。表扬了写得好的那首诗里的句子,跟其他直白空洞的句子比较着讲了点诗的比兴、音韵等一般常识,甚至给那首短诗提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

我跟他讲,首先要多读书,并建议他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从提高文化素养上开始。

我的话很可能伤着他的自尊心。若果那样,他便不会再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