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几年里，杨俊杰调到西兄负责的厂职教中心工作。我见他写给西兄的字，成熟老练多了，早没有了我们上书校时的那种稚态。极为遗憾的是，比我还小的俊杰竟然于两年前因病突然离世。我是事后才知道的，让人感到很突然又十分难过。
函授学校后来又更名西安书法函授学院，提高班改为大专班。结业前，学院在西安美术家画廊举办了师生联展，我的一件习作人选展出并收人《优秀学员作品集》。收到毕业证后，我写了一首古风抒发对书校老师的感激之情：为结业寄书学院老师
临池起步学书法，面壁碑林再问禅。
几度春秋一弹指，一包信柬染汗斑。
师恩浩荡常沐浴，书道辛艰勇登攀。
异日能为不龟手，江头汫辟情意连。
（末句意出《宣和书谱》唐陆希声诗“寄言昔曰不龟手，应念江头汫辟人”。
后来，我托在西安交大上学的侄儿彦工给在交大任教的钟明善先生带去一封感谢信和两瓶酒，以表感激数年教诲之情。钟先生收到后，给我寄来一小幅草书留念。内容是于右任的诗：“锦绣家山万里同，寻诗处处待髯翁。今朝稳坐滩头石，且看云生大海中。”所谓文书倶佳，且充溢着师生之谊。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除了绘画，书法依然是我经常研习的课目。所不同的是，绘画几乎成了我的职业，而书法却只是一种爱好、一种修养。
我想，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2006年10月24日
四哥回乡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哥在给我的信里，提到准备调兰大工作的事。他说：“经联系，兰州大学同意接收，并愿意主动来函联系。我是很愿意回省的，就这么做出了调动决定。”
说真的，当初四哥离开陕西师大，到宝鸡教师进修学校教书，我是不赞成的。那是因了四嫂调不进西安不得巳而为之。我总以为由大学到中学，犹如水倒流一般，非顺畅之路。由宝鸡师院到兰州大学若能调成，显然是畅途，所以这个消息让我很为四哥高兴。二哥和三哥听了，都以为是可行的。
当时宝鸡师院不愿放行，加之四哥正在撰写《〈文心雕龙〉通解》一书，院领导也批了专用经费。他便想着干脆等出书后再催办调动的事，这样一拖便是一年多。学校在没告诉四哥的情况下，把兰大的商调函退了回去，致使调动搁浅。
当四哥再一次联系调往兰大时，便不太容易了。虽经过一些努力，仍未办通。
这时候，四哥给三哥和我写信，要调回县城工作。这种想法让我很吃惊，也无法接受。二哥三哥也不同意他的这个想法。
当时，陕西省高教局在考察宝鸡师院领导班子调整人选时，四哥受到重视，民意测定的票数也最多，领导谈话已挑明考虑提副院长的意见。四哥怕一旦提了院领导，调动就无法办了。我和三哥都认为既然在那边干得顺，调动就划不来了。
为此，四哥在给我的信里这样写道：“按照通常考虑，你和南兄的想法是对的，然我对那条路子是无有丝毫兴趣的。因之，不准备继续留这里，走是铁了心的。”
四哥提出或到中学、师范教书，或进国营厂子。来信托兄弟们和过去的老同学帮他联系落脚处。
说心里话，放弃大学回到中等学校教书，我是很不赞成的。到工厂里干啥呢？能有适合四哥的工作吗？
这时四哥又在信中说：“在去向问题上，尊重你世华嫂的意见，以进工厂为最好，而且在风雷、春光和你们厂中间有所选择，当然还得看人家需要不需要。”恰恰这个阶段，二七九厂将教育科改为职工教育中心，开始筹办电大教学点。我想与其到县上的中学或师范教书，还不如来厂里的电大工作。便跟党委书记翟成讲了四哥的事，他听后当即明确表态厂里非常欢迎，而且答应同时可将四嫂调进厂子弟中学。
二七九厂理工科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很多，但要办电大，文科人才比较缺。这一层我是清楚的。
虽然和厂里联系了，但我在给四哥的信里仍然写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您的调动一事，经与瀛、南二兄反复酌商，总以为到兰州较好，还是到大学工作较为合适。然而此种事从来都很难一帆风顺，还望我兄在具体落脚的单位及工作性质上以自己的专业能较好地发展为尺度，认真衡量才是。决不可因操之过急而造成今后的遗憾。人生虽然决定于自己主观的奋进，然而环境的不适确实毁灭了不少人才，是需要抉择的，转折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请我兄善自为之。”
无论如何，四哥还是回来了，和四嫂一起进了二七九厂。四嫂是一九八四年九月先到，四哥十月份才办好手续回到家乡。
四哥快回来时，翟成便告诉我，让四哥担任教育中心主任。当我给刚刚到家的四哥说起这事时，他却表示不再当官，做个电大教师就可以了。我说：“你在外面一直都是做负责人的，突然不管事了，让别人呼喊着去干活，心理会不平衡的。不像我一直跑腿打杂，被别人呼唤感到很自然。何况教育中心人不多，工作也单纯，就不要推了！”
四哥听我这样讲，便说：“那就顺其自然吧。”
就这样，四哥一家回到家乡，落脚到我所在的国营二七九厂。他担任了教育中心主任，四嫂在厂子弟中学教数学，侄子小群在县二中上学。当时大侄子彦群已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宁二机床厂工作。
四哥是个能干的人，放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在二七九厂的十多年里，他担任甘肃矿冶局电大工作站常务副站长、二七九厂副总教务长兼教育中心主任，先后被甘肃省和核工业部三次授予职工教育先进个人称号和先进工作者奖励。
那些年，核工业部每年高考中都会有不少内部委派招生指标，录取线比地方上低，厂里的考生充分解决后，总会有些剩余指标。他便同县上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了一些地方孩子升学难的问题。
当然，他也不是圣人，这中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还会照顾到一些亲戚朋友的孩子。我有个家在农村的内表侄女也曾因此而读了南京工校。
我的日记里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前天夜里睡得正熟时，被黑豹（狗）的狂吠声惊醒，是西兄的叫门声，急忙穿衣。正巧线路坏了电灯不亮，豆样的烛光在屋里摇曳着。
西兄带来了杨艳春有希望录取到南京工校的消息。让我一早去县招办要上孩子的档案，送到汽车站，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小罗带上去市里。西兄走时，墙上电子表的时针指在凌晨两点的地方。
清晨六点，在月光与晨色交织的朦胧之中，我骑车离开师范家属院，去罗家湾找到县招办王主任的家。我叫醒了尚在梦中的王主任，问明孩子的档案不在县上而在市招办。
我又骑车来到县一中门口，等了一个小时，西兄用自行车梢着小罗也由二七九厂下来了。听了我说的情况，西兄决定和小罗一起去市招办，三人急忙赶往汽车站。刚到大门口，去白银的班车便缓缓驶出了大门，他二人急忙上了车。看着向西驶去的班车，我的眼眶湿润了
是南京工校来招生的老师由酒泉打来电话，有一个部厂矿调剂招完后剩下的名额，他们同意由二七九厂招地方考生。但时间很紧，几天后他就要回学校了。西兄委托小罗带上材料赶往酒泉，总算办了这件决定一个农村孩子前途的大事。
回到家乡后，四哥星期天总要去城里看望二哥和三哥，对我这个小弟更是关心备至。兄弟们往来密切，尽享天伦之乐。他对二哥无意中谈的许多往事暗暗记录下来，二哥去世后，西兄怀着无限思念的感情写作了《父爱》一书，通过对二哥一生经历，以及他和子女兄弟之间亲情关系的叙述，揭示了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