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板干活，时间安排很紧张，基本上一天一张大画，吃过早点，汽车便来接，八点多开始画画。中午十二点准时来接，去张家楼吃饭，饭后一般回宾馆休息，两点稍过车子来接，二点半又开始画了。当然，并不是每天中午都休息，有好几个中午，张老板和手下抱来好多本很大的册页，大家轮着一人一幅往上画，基本画到下午上班前。
说是画画，在两米乘五米的大宣纸上挥动大笔操作，其实既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作。干了两天后，我便臂膀大腿全都疼痛难举，类似突然参加重体力劳动后的状况。一个星期后，逐渐习惯，不再痛了。
每画完一张，老板家里的一位小姐便来收了画幅，第二张纸随即又铺上了地毯。我们画第一张、第二张时，张老板并不放心，每天都来看。后来便来得少了，金林告诉我：“张总对你的画还满意。”
有一天，老板家里来了客人，说是北京一个媒体的记者，还有小姐陪着。张总让我们停止工作，一起去参观他私人修在山里的水电站。路很远，进山以后一直往深处走。车子先是到了发电厂的地方，后又上去到了一个截断山峡的水坝上。
一切都基本建好了，等下雨水坝里蓄满水后即可发电。言语间听得出，张总对他的这个工程不久便可大把地赚票子是很自信的。
可能西北缺雨吧，我总怀疑靠雨蓄水发电的可靠性；同时私人可以办电厂，也是头回听说。也算长了见识。
一个早晨吃过早点，老板和金林带我们去看修建之中的“金灿书画院”，主体工程已基本建好，两层，若干画室，供邀请来的画师创作；还有研讨会议室以及展厅。规模不是很大，却完善而紧凑。作为一个私人画院，虽然尚未完工，仍然让我这个西北佬开了眼界。
金林是打算长期为张总的画院做奉献的。他住在张家三楼上，跟他的家人相处很融洽，老板对他非常信任。
当然，老板对画家们也是尊重的，以姓氏下加老师称呼大家。但那种管理办法，感觉并非艺术创作，而实实在在是给老板打工。日子稍久，我便生了厌烦之心。
我待了半个月便提出要走，金林意欲挽留，让我多画些日子。他知道我是需要钱的。然而我确实感到了乏味。加之定在春节前的兰州个展还需要一些准备工作，便比张兴武先走了几天。
十几张大画，除去为我订机票的一千多元，交给我不足一万元。他们是按名气大小给报酬的，虽然低，但毕竟为我印第一本小册子酬集了大部分资金。其实那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几年后，在北京见到张君，方知张金林已不在那里干了，具体原因我并没问。我想，人世间的关系总是有个因缘的，缘分尽了也就算了。
后来，与杨正伟、张金林和彭国昌、曾先后在兰州会面，我还邀金林与一起来的国昌到白银玩了几天。
东阳半月，交了几位朋友，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7年6月21日
重逢与回顾
一九六一年是我人生的一次大转折。高中毕业后，艺术学院和统一高考的接连落榜，让我别无选择地率先进入社会，开始了平凡而艰难的人生之路。
和我一起报考美术专业的四位同学，最后都考上了大学，开始了他们新的学习生活，为他们踏上社会做进一步的铺垫和准备。
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五个人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中间，我也曾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地方与四位老同学都有过邂逅的惊喜和重逢的快乐，但五个人同时碰在一起的机会却是几十年难得一遇的。
一九九八年初冬的一天，在兰州新城的张兴武打来电话，说是从四川回兰探亲的陈洪坤跟他相约要一起来白银，这消息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他俩来的那天，三位老同学在我的寒舍里饮酒述怀，咀嚼着人生的甘苦，享受着久别重逢的快乐。分手时，相约在兰州搞一次五人聚会。
不久，当年兰州二中的五名美术爱好者，终于在三十八年后，一个不缺地相聚在西北民族学院的马学仁府上。多年远在四川的陈洪坤偕夫人一同出席。学仁夫妇在学院内部的一家穆斯林餐厅盛情款待，而后又一起在马府叙怀畅谈，笔会遣兴。
回想起来，这种相聚可算是人生最为难得的乐事了。其实，人生之有聚有散，自是机缘，要紧的是友谊长在。正如南怀瑾先生的《聚散》歌所唱的：
桌面圆圆人也团圆，也无聚散也无常若心常，相印何处不周旋但愿此情长久哪里分地北天南。
有了这次聚会，四位老同学在我记忆里的点点滴滴，便如影像般浮现出来，显得格外亲切和珍贵。这片断的记忆，更加深了我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鲁龚成瑾
龚成瑾是我们五人中的幸运儿。在艺术学院美术系招收六名本科生的考试中，他独占鳌头，是五位同学中唯一被录取的。
由于对文学和美术的相同爱好，龚成瑾是我高中时关系最好的同班同学。因了他，我才有机会和高尔太先生结了一段师生缘，受到了先生做人做艺精神的影响。
龚成瑾是临洮人。他平时和我们说兰州话，如遇庄重严肃的话题，便往往夹杂进临洮腔。他们家在西城壕附近的一个巷道里有一处院子。坐南向北的砖街门楼，院子里清一色的砖瓦房子。他父亲是商界人士，个子不高，长方大脸盘。现在的成瑾很像当年的老人。
成瑾在美术系学油画专业。我在山区小学时，他曾给我寄过几张他的课堂素描作业，成为我自学的范本。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记得一次去他家里，他让我看了他画的一批小小的油画风景写生。那时候，由苏联引进的这种画风，在国内美术学子中广为流行。画这种写生，用一种袖珍油画箱，是他们自制的。受其影响，我曾请农村的一位木匠朋友为我做过一个小小的国画写生箱。
一九七一年，我到省城参加了一次大型展览的筹备工作。见到了老同学龚成瑾。那是一次为了宣传“文革”所谓新成就的展览，全省各地州市集中人员在省博物馆筹备了一个多月。
定西地区是一个展区，担任总设计师的是师直和龚成瑾。师直当时在地区文工团搞舞美设计；龚成瑾大学毕业后分配定西地区工作。在定西美术界，他们一位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个是科班出身的专家。
我承担了一幅宣传画的创绘任务。完成后又参与了版面文字的书写工作。因为缺乏色彩训练，我的宣传画画得很吃力。成瑾抽时间帮助我修改形象、调整色彩，总算完成了任务。
自那次重逢后，好些年里我们彻底失去了联系。一九八四年底，我去北京参观全国六届美展时，见了张兴武，他告诉我龚成瑾巳调回兰州，在电影发行公司工作。
我俩一起返回兰州时，是一九八五年的元月七日。在我的片断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从兴武处得知成瑾在文化宫北边电影发行公司上班，不巧今天逢礼拜日，可能在家休息。下午不妨去那里打听一番，或许能会会面。想来已有十年没见了，人生真是匆匆过客，彼时此刻，弹指之感油然而生。
中午吃了点后，就去文化宫打听龚成瑾的住址，终于在武都路东头，兰州市电影发行公司家属楼六单元六楼找到了他的家。他十分发胖，也十分热情。从他口里得知高尔太老师已于一月前调往四川大学（应为四川师大）任教。宁里先生也还健在，据讲是在山东烟台市开着一家工艺美术公司，十分兴隆云云。
成瑾夫人面貌清秀，看上去带着病容。他们有一女一子。儿子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似乎跟涛儿相当的年岁。
一九八六年，我参加在五〇四厂举办的省神剑学会美术创作班的活动后，在兰州又见到了龚成瑾。他的行踪仍然是张兴武告诉我的，张兴武是那次创作活动的主持人。
我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对那次见面作了简略的记录：
才由对面东方红影院回来，老同学龚成瑾在那里任经理。下午五点五十前后见的面晚上七点又过去聊到现在。中间看了电视《阿信》，喝了啤酒。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时大时小。谈话内容以艺术为主。分别时相约加强联系。
当晚，我住在影院对面的和平饭店，准备第二天清晨坐火车返回靖远。
然而，我们还是失去了联系。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白银工作时，区文化馆的王毓春在兰州教育学院进修回来，告诉我他们在兰州市博物馆布置展览时，认识了龚馆长，说是我的老同学。我才知道了成瑾的新单位。
不久我去兰州出差时，便专门到市博物馆找龚成瑾，谁知他又调到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当馆长去了。当时正在扩街修路，酒泉路两侧的房子大都拆掉了，面目已非昔日，好不容易找到被保留下来的“八办”纪念馆的院子，门却锁着。院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有人，告诉我龚馆长出远差了。虽然没有见到老同学的面，总算知道了他的确切单位。
后来，我在兰州搞的几次画展，成瑾老兄都应邀到展厅捧场。我也多次专门去府上拜望。到底是老同学，每次见面总感到十分亲切。
成瑾因长期搞行政管理，早已不画油画了。上次去他家里时，见到他应约为人画的工笔菩萨像。毕竟是科班出身，造型和色彩庄严沉稳。我想，为菩萨造像，既是艺术，也是老同学晚年的一种功德。
上初中时，我们年级共五个班，我和陈洪坤都在四班。到了高中，同级六个班，我五班，洪坤六班。虽然不在一个班上，但由于初中关系好，加上又一同跟高尔太老师学画，我们依然来往频繁，关系密切。
陈洪坤有个哥哥叫陈洪业。初中时，兄弟二人同在一班，都是我的老同学。
陈洪业比陈洪坤个头高，脸型也长一些。有一段跟我玩得不错，他跟我说：“苏宰北，咱俩是好朋友。”当时他穿一件白衬衣，洗得很干净，装在裤子里面。腰上系着一条透明的赛璐珞裤带，给我印象很深。但后来我和陈洪业并没能成为好朋友，而和弟弟陈洪坤的关系却越来越好。到了初三时，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当时跟我们关系好的还有一位叫邰育秦的同学。
陈洪坤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上海。小学时，随父母来到兰州。他父亲是银行系统的老职工，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兰州。
跟许多南方人一样，陈洪坤很聪明。跟高尔太老师学习素描时，便显露出绘画才能，他的素描暗部画得很深，立体感强，受到高老师的好评。后来又喜欢上了木刻，高中时就在兰州报上发表过作品。他还给当时的《甘肃文艺》杂志投过木刻稿子，结识了版画家肖弟。
上大学时，他仍然爱好美术，曾利用假期，参加省文联组织的赴当时学大寨先进一一皋兰火烧沟的写生活动，创作了木刻《火烧沟五姑娘》，发表在《甘肃曰报》上。
陈洪坤是兰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文章也写得好，我在《甘肃日报》上曾读过他跟同学合写的电影《早春二月》的评论文章。
一九六四年，我在家乡小口小学代课时，曾请走乡串户的照相人拍过一张背着画夹的照片，在背面写了一首抒发自学绘画感想的古体诗寄给了他。洪坤在回信时也寄来一张照片，是在兰大校门口拍的，所作题照诗表达了他的胸襟和抱负：
莫笑瘦弱成夫子，
强作壮汉惋春时。
有心奋读显英姿，
无意进取道呆痴。
六年公式少盛趣，
五岁书笔多兴致。
一朝羽翼向生活，
飞舟能渡三万尺。
兰大中文系学制五年，五年级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陈洪坤无可避免地被卷进了派性斗争，他所在的“革联”最后被定性为“保守派”。大学毕业后，洪坤被分配到四川华蓥山下的工厂里，当了子弟中学的教师。刚去时，我们还通过信，后来失去了联系。
一九八四年初春，我去成都参加美术创作班时，和老同学张兴武不期而遇。他告诉我，听甘肃文联XX讲，在四川工作的陈洪坤已病故两年了。这消息先是让我震惊，接下来便是无限的伤感。我和兴武一起曾为他的早逝感到难过和遗憾。
两年后，一九八六年元月底，我正在办公室为春节专栏写稿子，同事小董带着一位客人来找。那人一进门便说：“还认得出来吗？”近视镜片后边闪着熠熠的光。我一看来人，惊异地睁大了眼睛：这不是陈洪坤吗？我和他几乎是同时呼唤着对方的名字，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想起了张兴武在成都告诉我的传言，开玩笑地跟他说：“你是从天外来的吗？”陈洪坤被我的话弄得莫名其妙。当我说明原委后，两人都禁不住笑出了声。可见人生天南地北，误传消息之事有矣。这种误传，据民间讲是在添福加寿。
近二十年不见了，比我只小一岁的陈洪坤显得那样年轻和神采奕奕。我的孩子对我说：陈叔看起来比你至少小十岁。
洪坤告诉我，是厂里给了他一个出差白银市的机会。办完事，他去靖远矿区看望两位大学同学，打听到我在靖远一中。便到县城来寻找，由一中又找到了二七九厂。
他仍在那个厂的子弟中学工作，不过已经当了校长。从他的口里我还知道了他哥哥陈洪业也在四川，是省药材公司的人事处长。看来洪业老同学的人生比其弟更要顺达一些。
洪坤告诉我，他曾专门去川师大看望过高尔太老师。他说高老师夫人已去世，有个女儿在身边。对我们三人跟他学画的那一段往事，高先生还记得。
老友久别重逢，竟日长谈，晚上留宿寒舍。翌日临行前，洪坤赠我古风一首，诗曰：
人生坎坷备辛艰，
坦途无运机遇蹇。
可贵风骨凛然气，
廿年重逢愈加显。
书画联谊旷久情，
知交真诗存心间。
我画了一幅雄鹰送给老同学留念。也为这次难得的相见写了首古风：
三合别时尚弱冠，
乌兰重逢不惑年；
杏奋音讯已廿秋，
悠悠情谊总相连。
洪坤上兰大时，曾于一九六五年到靖远三合公社搞过“社教”，当时我在山区当代课教师，专程赶到三合看望他。此后，整整二十年没有再见过面。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洪坤所在的工厂搬到成都附近的郫县，洪坤曾担任厂长助理，为工厂的生存和复兴尽过力。然而，国企的改革十分艰难，他们厂也每况愈下。一九九八年五位老同学聚会兰州时，厂子已经非常困难了。
现在，洪坤和我一样也退休在家。除了照看孙女外，他还参加了成都老年书画院的活动，重新拿起了他所喜爱的画笔，既是老有所为，也寄托着他的人生乐趣。
參马学仁
五位老同学中，陈洪坤最小，我和龚成瑾同岁，张兴武最年长，而马学仁则介于兴武和我之间。青年的学仁身材颀长，几十年过去了，站在一起他仍然是五人中的高峰。
马学仁是回族，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家原来在酒泉路。我们去五泉山写生时，曾路过他们家。只记得他家屋子的墙上挂有书法作品和山水画。学仁一直喜欢山水画，我总觉得一定和他的家庭以及周围环境是有着关系的。
学仁初中就在二中，初中高中都跟我不在一个班。但早在一起画画之前，他就给我有过较深的印象，他能吹好几种口哨，声音都特别响。其中将一只手的拇指食指捏在一起，或两只手的食指中指合拢相抵，放进嘴里卷压舌尖的吹法，我都学会了。唯有不用手指，口舌自控变化吹出响亮哨音的技巧，我始终未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