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房与观音堂巷十五号
关于我们家东街烟房住宅的购置，西兄在怀念父亲的文章里写到兴办靖远一中时有如下记载：
在扩建教室、宿舍、办公室过程中木料缺空较大，父亲向北湾水利上的熟人王学敏求助，经当地留日生苏景山和刘子元、魏象山等支持，无偿支援白杨树近百棵；商界杨绍周热心帮忙，购得东街和盛生家烟房六七十间平房，每间不到十元，屋顶椽材甚多甚好，解决了急需。在满足学校需要之后，剩余二三十间平房及二百元的地皮难于出手，又是杨绍周大包大揽，同父亲商量各掏一半钱留作两家私用，父亲当即由文化服务社抽出股金三百元清账，防止了学校资金积压和浪费。引自《苏振甲纪念文集》
根据这段记叙，二三十间平房及地皮是属于父亲和杨伯伯共同筹款购置的。后来怎样分割，我是不知道的。
在我的记忆里，烟房很大。除了北边新盖的上房外，西边房基废墟上堆积着一些旧椽子，南边西头有一排旧平房，房前有一口水井，东头是烟房大门。门很大，打开黑色门扇，拿掉活动的木门槛，马车可以进出。
青砖铺的院落因年久失修而缺损严重。边角僻隅遍生枸杞白刺，院子里到处都长着一种细长白根可以嚼吃的辣辣草。
北边上房的修建，我仍从西兄的文章里找到了记载：
随着二哥工作和经商，家里生活逐渐宽裕起来。正好那时间在潘府铺面开办的县新华书店有了发展，需要把后边的院子全部占用，宰瀛兄找匠工在烟房里收拾住所。拆了西边危房，整修了南边四间旧房，又用旧木料在北边盖了三间上房和东耳房，因钱花光料用尽而西耳房未盖。（引自《苏振甲纪念文集》）
我和母亲从糜子滩回城后便住进了这个上房。但只有几个月，时间很短，所以印象不是很深。现在回想起来，能记起的有三点：一是房基用青石条砌得很高，房屋建在高台上，门台阶数多；二是东耳房好像与上房有门相通，仍然是个套间；三是砖房两坡水的屋顶上没溜瓦，如果没记错，好像铺着方砖，远处望去是光光的青屋顶。
上房后边距院墙有一个空间，长满了杂草。墙外便是东大街。院墙十分陈旧，有许多泥皮脱落、土坯破损的地方，墙头便比较低矮，我搬些砖头垒在墙根，站上去能看到大街上的景致。那时候，东大街远不如西大街繁华，越靠近东城门铺面开得越少，零零落落的，十分冷清。
对于尚不知世事的我来说，那衰败荒寒的大院落倒是每日玩耍的好所在。除了爬在墙头向外观景，还常常能在偏僻角落的瓦砾野草中发现蚂蚱或蝴蝶，于是便有了一番捕捉，更别提摘吃野枸杞果和嚼辣辣根了。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
在高台上房里住了不久，我们便全部搬进了南边的四间旧房。并且从北边和东边砌了两道墙，在南房西角南院墙上开了一个小门。于是我们家便成了一个只有南边四间旧房的小院落，跟烟房大院的其余部分完全隔离了。
我那时小小年纪，虽不明了很多事情，但已经知道我们家成分不好，北上房和其余院落、木料都被没收了。小院子便是留给我们的住处。
人口多，四间房住不开，宰瀛兄依照院形在西边盖了一间平房。那平房十分简朴，造型却很别致。房间前墙一门一窗，窗户在左边，屋内靠窗户盘了一个炕；从房门进去地下不宽，仅仅像个过道；后墙上有个小门，里边有半间宽的套房，向南边街门道里伸出了半截空间，南墙上开了个窗户，于是便豁亮了。
房间的外形不方整，呈拐角状，属于一种叫“钥匙头”类的房子。房顶是平的，也没有廊檐，只在正面和套间窗户那一面各安了两个伸出来的长长的滴水槽子。
小西房窗户前边不远处便是那口水井。井很深，有好几丈呢！爬在井口上看下边隐隐约约有些反光。井台上安有绞把辘轳，井绳很长。井水是苦涩的，只能洗衣洒院。
我们的小院门和隔壁的烟房大门同在一个巷道里，叫观音堂巷。我们家的门牌是十五号。在我小学毕业前的四年多里，便一直住在这里。
母亲和我住在新盖的小西房里；瀛兄、二嫂和侄女住南房当中的两间大屋；靠西边挨门道的一间是厨房；连着东边院墙的一间有炕也有书架，先是姐姐住，姐结婚后，西兄住在里边。南兄在部队上，难得探一次家，回来时跟西兄住一屋。若家里来了亲戚，便几个房间调整着住。
那几年，父亲成为人民政府的统战人士，工资收人较高，家庭生活有了保障。瀛兄先是被调到临洮县任教，一年后去兰大复读，完成未竟学业。西兄也考上高中继续读书，世英嫂在女子小学当老师，我在靖师附小上学。母亲在繁琐家务的辛劳之余，每日早晚都在套屋里念经礼佛，自得其乐。
观音堂巷一直向西通往附小大门，我每天穿过长长的巷道去上学。
冬天黑得早，打着纸灯笼上晚自习。一个人走在巷道里，心里怯怯的，总也走不到头似的。
乡政府设在观音堂的院子里，在巷道中端，前边有块空地，我们叫观音堂滩滩子。正月里耍社火，许多小学生被乡上叫去跑纸马滚灯子。我也骑过一次黑驴子，脸上涂着油彩，跟着社火队，穿街走巷地耍了一个元宵节。
如果说东街烟房的购置、盖北房、易主的一系列过程印记了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观音堂巷十五号则记录了我们家新中国成立后走上安居乐业的一段生活。
回想起来，那小院子既给过我温馨感和安全感，也曾让我经历了初度人生的一段懵懂迷失。当然，也有过向往和憧憬。
2004年8月14日
母亲的小佛堂
母亲从年轻时就开始信佛。母亲信佛，一方面是受祖母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与母亲自己的生活境遇分不开。
母亲和父亲同岁，都是出生于一九〇〇年的二十世纪同龄人。
母亲嫁到我们家时，父亲还在外面读书。那时候我们家很穷，听二哥讲，他小时候缺少衣裳，热月天经常光着屁股耍，穿新衣服的时候是很少的。
祖父三十九岁时，分家中被管家的堂兄欺骗而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十多亩典当水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变故，耿直而懦弱的祖父心理难以承受，以致精神失常，在绝望和不平中投河自尽。一时间，将年幼的子女抛给了祖母一人。
祖母中年丧夫，还挺着大肚子一最小的六叔父尚未出生。三个姑姑都已出嫁，大伯父只有十三岁，在董家湾私塾读书的父亲刚满十岁。面对如此困境，祖母不但坚强地活下来，而且能将众多子女拉扯长大，并使父亲学而有成，确实是个奇迹。
我没有见过祖母，但从小就感受着祖母慈祥而威严的目光一那是立在上房正面墙前的一幅一尺多大的相片。是祖母五十岁生日时拍照放大的，容颜端庄而福态，目光慈祥里透着睿智和严厉。虽然仅仅在一个家庭的变迁中施展了她的才能，但我认为她仍然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女性。
母亲到我们家后，经历了祖母率领儿子媳妇们艰苦奋斗的岁月。白天她和叔伯婶娘们一同下田劳作，回到屋里还得帮着做家务。祖母对母亲非常严厉，她说：“你男人在外边念书，你在家里要当了女人当男人。”母亲便常常干着两份活计。
大哥是祖母的长孙，一生下来便受到祖母的宠爱。但这并未能丝毫改变母亲在这个大家庭里的地位，她那瘦小的身躯依然承担着过于繁重的劳务。甚至怀了二哥时仍要常常下地干活。
母亲曾向我说起她年轻时所经历的艰难。在贫穷而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善良而正直的母亲不会讨好婆婆，只知道埋头干活。委屈藏在心里，等父亲回家时悄悄向丈夫倾诉一下。父亲非常孝敬祖母，便给母亲讲些孝顺忍让的道理。
其实母亲是最明白不过的人了，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读书需要家里供给，她多做是应该的。祖母让她做了女人做男人的说法也是给叔伯婶子们听的，这正是祖母治理大家庭的高明之处。然而对于个子小身板又单薄的母亲来说，实在是太难为她了。母亲晚年的许多疾病都是年轻时过度劳累而落下的根子。母亲在回忆往事时虽然感到委屈，也只是自叹命苦，却从未怨恨过祖母。
祖母信佛，是在家居士。或许正是这种宗教信仰支撑着她，在祖父撒手人寰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挽救了这个陷于绝望的家庭，终将子女们抚养成人。
母亲是受了祖母的影响而皈依佛教的。
丈夫在外求学、干事，在家守着年幼子女的母亲经受着艰辛和委屈，她也需要寻求一种精神寄托。有了婆婆的耳濡目染，母亲的信佛便显得自然而然了。而母亲所具有的宽容、忍让、善良、吃苦耐劳等天性又与佛教经义完全吻合，这便使母亲一旦皈依了佛，便至信至诚，终生不渝。
从西兄写的关于父亲的文章里得知，当初父亲是反对母亲信佛的。直到母亲四十岁生日时，父亲才开始理解了母亲的信仰，并从寄卖行里购回一套佛事铜器，还有一尊铜铸佛像。
记得在潘府西小院居住时，三哥和四哥经常帮母亲抄经。我上学后，好像也学着抄过。
母亲没有上过学，她的文化程度也只是会写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个的名字，面对《金刚经》却可以一字不差地诵读如流。你若将经文中的字词另外写下来拿给她，她便读不出了。母亲是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记忆力，跟着她的师父道友们背诵经文，而且不止一部。
在潘府西小院时，母亲念经拜佛很可能就在上房的香案前进行的，或在炕上打坐诵经，并没有佛堂的印象。搬到糜子滩的一年里，先是父亲有病，一家人为生计而奔波犯愁，母亲拜佛念经的印象是一点儿也没留下。
我所说母亲的小佛堂，是指观音堂巷十五号院内西房的里套间而言。
我想，摆在观音堂巷十五号西房套间大方桌上的一定是父亲买的那尊佛像和佛器。铜佛不大，却十分精致，另外便是铜香炉、铜烛台、铜香筒等。摆放佛像和佛器的方桌当时是比较新的，就是那个时期做的家具。我记得是独石头大姨父来我们家做的。
大姨父是中医，也会做木活。那一套家具除方桌外，还有两只圆形高脚晃和一条长板凳。方桌和圆凳子是沙枣木的，有花纹；长板凳是果木的，很沉。
这几件桌凳我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们连同一对木制靠背方躺椅，因在我和母亲的居室里而继承到我的手里。曾跟随我的家庭由县城到农村十多年，后又搬回城里，直到我要搬来白银市，才把尚能用的方桌送给了农村的亲戚。
套间里，母亲的礼佛供桌摆在北墙前，桌前有一个跪拜打坐的蒲团，上边有棉垫子。
南面窗前除了一张桌子、凳子外，顺着东墙还支了张单人床。
这个小小的套间便是二哥宰瀛为母亲安排的小佛堂。虽然小，却是母亲专门的礼佛所在。我可以断定，住在观音堂巷十五号的几年里，一定是母亲这一生精神状态最佳、最心安理得的几年了。因为母亲终生信佛，只有那几年才有过她自己的佛堂。
母亲每天很早便起床礼佛念经。待我们起床时，她已经在打扫屋子，做着她做了一辈子的家务活了。母亲念佛的声音很低，是我有几次天不亮被尿憋醒来后听到的。母亲并不是只念佛号“阿弥陀佛”，她是在诵读佛经。我听不出念什么，但如果连续诵念“南无阿弥陀佛”，我还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里间的白布门帘上映着烛光，我撒完尿，便摄手摄脚地走过去，掀开门帘向里看。见母亲盘坐在蒲团上，眯着双眼，手里拨着佛珠，嘴唇微微翕动，发出轻轻的诵经声。室内弥漫着檀香味。
“天还没亮，去睡吧！”母亲睁开眼对我说。
“嗯呀。”我打个长长的呵欠，回到被窝里又人了梦乡。再一次睁开眼睛时，照例母亲不是扫地便是用鸡毛掸子拂尘土。
母亲夜晚上香念经，是在我们全都睡了后才进行的。
母亲每天要做很多的家务活，常年吃素，晚上睡眠又少，她那瘦小的身体，何以能承受得住？而且还活得那样精神。那时的我不可能想到这些，现在我明白了其中道理：是信仰的力量。
那几年，家里也来母亲的道友。我记得的有住在大寺里的女张居士、由打拉池来的男张居士、西关佛堂里的马爷，还有陈家摆的二姑姑。二姑姑每次来，便会住多日的。马爷来的次数很少，因为母亲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去佛堂里上香。
母亲的佛事活动也带我去。记得最清楚是去地母庙，殿堂里香烟缭绕，母亲和我跪在蒲团上磕头。庄严神圣的神佛塑像，跪拜的善男信女，加上烛光闪烁，烟雾弥漫，敲击引磬、木鱼的金木之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感。
那一年大旱，在县城东南六十里外的崛吴山祈雨。县城内外的几十名善男信女步行上山参加祈祷活动，母亲也去了。来回一百多里，在山上寺庙里宿了一夜。母亲已经五十多岁，又不常走远道，虽不是“三寸金莲”，但小时候也是缠过足的。她没有掉队更不会叫苦，回到家里一边挑脚上的泡一边还向我们讲说沿途的见闻。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接母亲和我去兰州。走之前，母亲把她供奉多年的佛像和佛器恭恭敬敬地送到佛堂里。她明白，住在父亲的机关里，无论如何拜佛是不相宜的。
母亲终生真诚向佛，有条件时她便设堂礼拜，无条件时却也不执著于形式。她严律自己却善待他人，是真懂了佛教真请的人。
回忆母亲，让我想起了禅宗大德的一句偈语：“随顺世缘无挂碍。”母亲有个鲜为人知的名字一李金莲，我想，母亲是真正跟佛有缘的人。
2004年首场秋雨时改定
杂货铺和二哥
在母亲和我从糜子滩搬回城里之前，二哥已在钟鼓楼前面丁字街东南口开了爿杂货铺。回到城里后，我常常去铺子里耍。有时是四哥带我去，大多是自己跑去的。观音堂巷去鼓楼前面并不远。
坐在柜台后面的板凳上，从铺子里望出去，斜对面便是高高耸立的钟鼓楼。那时的钟鼓楼看上去十分破旧：二层和三层楼的窗户格子和木装板有很多缺损了，露出大大小小的黑窟窿，各处的砖瓦也有不少破烂的。楼顶破瓦片和高出的楼脊上落满了野鹤子，一会儿飞起来，一会儿又落下去，有的还从窗户缺损的大窟窿里飞出飞进。我想鸽子们一定是在里面筑了巢的。
我常常被这群自由自在的野鸽子吸引，看得人了神，甚至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几十年过去了，一提起二哥的铺子，首先从脑海里浮出的，便是破烂的钟鼓楼和起落翱翔的野鹤子。
二哥的铺子开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一年左右吧。父亲参加工作后，家里困难不太大了，二哥便关了铺子，只当教员了。
铺子里卖剩的货拿回家里用。记得有蜡烛、火柴等日用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蜡光纸和黑糖。
蜡光纸有大红、桃红、天蓝、翠绿、淡黄的，最多的是紫色和黑色的。那些纸光滑鲜亮，五光十色的，在家里放了多年，却没有派上啥用场，只是在春天做风风转时用红色、黄色还有绿色纸剪过石榴和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