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权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马文魁、王润德这帮人偃旗息鼓。马文魁知道这件事情不能继续再闹了，马啸兄弟俩是祸害耕牛的罪魁祸首，闹起来，他们两个首先要吃亏。
郭云和宋富操弄的年轻人们也个个没有了脾气，他们虽然没能抬掉队长们的“宝座”，心中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
“怪我们没经验。对付这帮老狐狸，非得抓住人家的尾巴不可，没有真凭实据，只靠热情，那是成不了事情的。”郭云给前来他家的小伙子们散发了香烟，大家品尝着郭云给散发的香烟，听郭云分析总结这次斗争失败的原因，“先叫他们蹦跶着，总有办法制住他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信纸里能包得住火！从今往后，大家都多长个心眼儿，操心收集他们的证据。如果能够拿出铁的证据来，不怕他们不认账！宋刘庄的天，总不能让它这样黑下去！”
郭云一边分析失败的原因，一边给青年们加油打气。他的话很起作用，大家听见了这些话，烦闷的心绪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贾富仓沉声说道：“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迟早得叫他们滚下台来！这一回，算他们走运！”
不管怎么说，喧嚣了一个多月的“夺权”风波，总算慢慢平静下来，社员们将自己的烦乱的心情稍事打理之后，便重新开始了忙碌的生产和生活。
经过了这样一场风波，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对队里的事情再也不那么关心了，对于队里安排的事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专心卖力地去做了。郭云和宋富带领的青年突击队情绪明显低落下来，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虎虎生威的劳动积极性。宋刘庄的这个青年突击队，这是全公社有名的突击队，放在过去，这二十来个男女青年，干起活来，简直就像隆隆作响的机器一样，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倒他们。如今，这些青年个个都像遭受了严霜的茄子，蔫蔫地打不起精神来，干起活来没有一点儿劲头，消极怠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队长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队里的各类工作定了量，按量分配劳力。有了这样的办法，情况总算好了一些。
日子还像过去那样过着，期间，陈西滩的知青辛磊一伙前来宋刘庄找过李学军和朱德宝一伙，但是最终闹成了什么模样，社员们也不得而知。据说经过双方商量，在金沙湾里进行了一场“决斗”，但是这场决斗却没有分出胜负，最后辛磊放下话说，谁敢再打任静的主意，就放谁的血。不过，这也好像只是一个传说，因为社员们发现，李学军仍旧和任静缠缠绵绵，队里的知青们也还像过去一样生活劳动着，再没有看见过哪一个最近“负了伤”。
一切还像过去一样，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但一切似乎又都悄悄变了。队长还是宋仁，但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关心知青们的生活起居了，在这场风波当中，他看清了知青们的真实面目，他评价说，这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一旦得了势，他们就要反过来吃人。知青们帮助郭云一伙整他们的事情，这让他怎么也想不通，也让他很伤心。他真的想不通呢，他那样尽心尽力地养护着这些人，这些人在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却为什么对他没有一点同情心？他没有必要再为他们操劳了，也不想再帮助他们了。
没有队长们的帮助，知青们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想吃得饱，住得好，就必须得像社员们一样劳动，凭苦力挣工分，凭工分分粮分钱。知青们的所有的特殊待遇都被取消了，取暖做饭用的柴火也由他们自己去打理。痛苦的事情远不止这些，马啸当上了记工员，在他那里，知青们占不到一点儿工分上的便宜，生活状况越来越差。知青们都是些学生，吃不了太大的苦，因此，挣到的工分自然很少，相应的，分到的钱粮也就少，知青们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好在知青们跟队里的人都已经很熟悉了，有些太难的事情，多少也能得到一些社员的帮助。尤其是郭云一伙，他们主动承担了照顾知青们的事情，在郭云他们的帮助下，知青们的生活，总算勉强过得下去。
查完了账，人们突然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郭长喜母子俩突然闹起了矛盾。好事的人一打听，弄清了事情的内幕，却说是郭长喜的妈妈要改嫁。
出事的那些天，中卫那边来了个男人，那男人来到宋刘庄，在郭长喜家待了几天，就要带郭长喜母子俩进中卫，说让他们母子俩到那边去享福。直到这男人说出这些话来，郭长喜才知道母亲在中卫那里找好了主儿，要改嫁到中卫去。
郭长喜一听到这件事，马上便跳起来，说什么也不同意母亲改嫁，说他现在已经是十五六岁的人了，完全有能力养活这个家，多少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却要在这个时候改嫁，他觉得这样做，实在太让他丢人。但是，母亲执意要改嫁。她说，宋刘庄不是人蹲的地方，她实在在这里待不下去了，中卫是个好地方，不仅气候好，生活条件也不错。还说她细心了解了要与她结婚的这个人，虽然孤身一人，但家境殷实，跟他过日子，一点也没有问题，就说与其在这里死熬着受罪，还不如挣扎着往前挪挪，或许就能摆脱了这样苦累的生活。但是郭长喜却认为这是丢人的事情，死活不同意。
郭长喜不同意妈妈改嫁，他的妈妈只好找人给郭长喜做工作。首先要找的人当然是刘万忠，因为要跟她结婚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刘涛的干爹。
郭长喜的妈妈要改嫁，她新找的丈夫就是刘涛的干爹，刘万忠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也很生气，觉得这女人心计太多，背着他做出了丢人的事情。当初他只是带她到中卫找光阴，没想到她却在中卫找了对象，一个不小心，就将他卷到了是非窝中，让他在宋刘庄里不能做人，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却又高兴起来。他想：“也是好事情，这个女人多不容易呢，三十几岁上守寡，上下没有依靠，孤儿寡母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也应该是时来运转，也许这样嫁过去，从此就熬出了头。那是个多好的地方呢，米面成山，吃穿不愁，这个女人能嫁到那地方去，也真是她的造化。这样的好事，应该给成全成全。”就决定好好劝说劝说郭长喜，让他母子俩高高兴兴地到那里去落户，从此离开这个苦瘠的地方。
刘万忠这么想着，就前去给郭长喜说话。
自然是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郭长喜知道了母亲的不易，最后同意母亲改嫁，而他却不愿随母亲一同前去中卫，要继续留在宋刘庄生活。
郭长喜不到中卫去，那个男人没有办法，只好决定先在宋刘庄给郭长喜修建几间房子，等将来郭长喜愿意过去的时候，再搬迁过去。
郭长喜的妈虽然实现了改嫁中卫的夙愿，但不能把郭长喜一同带走，心中还是觉得很有些遗憾。
“夺权风波”后，因为大家怀疑刘会计在记工的事情上徇私舞弊，便推选敢跟队长们作对的马啸当上了记工员，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监督队长们通过乱记工分账做手脚。
马啸当上了记工员，倒是把队长们给监督住了，但是，他同时也成了社员们的监督员。过去那些爱占点小便宜的“大头社员”，现在在马啸的手里也同样捞不到一点儿好处了，不但捞不到好处，弄得不好，有时还因为投机取巧的事被马啸发现，导致应得的好处，也大受了损失。
马啸的“坏气”大家是知道的，尽管他们对马啸的做法有意见，但是谁也不敢招惹这个“二杆子”，一时间，马啸反倒成了一种气候——他凭借着到手的这些权力，到处跟人过不去，成了宋刘庄队的一个“大害”。
每天中午和傍晚记工分，社员们的手里都有一本工分手册，有些人在地头上就顺便记了，多数人是回到家里等吃过饭了才去记工分。马啸在自家的院子里摆上一张桌子，男女社员便围住这张桌子嚷嚷闹闹地让马啸给记工分盖章。生产队的工分账上记小写的数字，盖社员的名章，社员的工分手册上记大写，盖马啸的名章，年终决算的时候，生产队算生产队的账，社员算社员的账，两下一对账，一切都明明白白。
知青们也记工分，也有工分册，也按所挣的工分在队里分钱分粮。不过知青们有点与社员们不同——他们可以享受每月十个工日、五元钱的特殊补贴——这是宋刘庄给知青们定的特殊“政策”。
不管在什么时候记工分，都采取现来现记，现记现走的办法。这时候是马啸最忙的时候。很多时候，社员们一起聚来，马啸就有点忙不过来了。这时候，大家便在马啸家的院子里说闲话、逗乐玩耍，一时间，院里院外竟也现出欢乐祥和的喜气来。
马啸在自家的屋里记了一段时间的工分，老婆受不了这一日数次的搅扰，在他面前闹出了许多怨言。他听不得老婆的唠叨，尽可能到地头上去记工分，实在记不了的，就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去记。
日子就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淡生活中行进着，宋刘庄的这挂大车，也在这样的折腾中，一路摇响它的车铃，在叮叮当当的鸣响中向前行走着。大车固然还在前走，只是这挂车到底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路长鞭脆响高歌猛进地行进，人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数，尤其是知青们，他们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已经明显写在脸上了，他们满脸狐疑的神色，正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在这个风雨飘零的岁月里，人们的路走得越来越窄，生活过得越来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