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见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刻的。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序”，嘉靖壬午关中修髯子“引”。继嘉靖本出现之后，新刊本大量涌现，至明末不下二十种，它们大多以嘉靖本为底本，只做些插图、音释、考证、评点和文字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工作。但其中万历刊本《三国志传》，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等值得我们重视。它与其他版本不同之处，主要是有关羽之子关索一生的故事。《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中有《花关索传》四集，包括花关索出身传，认父传，下四川传，贬云南传，完整叙述关索的生平际遇。万历本《三国志传》以词话《花关索传》为蓝本。在《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里诸葛亮南征时，只有“关索诈败”—句，没有完整的故事。而在嘉靖本里也没有关索故事，在毛宗岗评改本中，有一段没头没尾的关索事迹。这些迹象表明，万历本《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不是同一底本，其底本有可能早于嘉靖本气清康熙年间，毛宗岗与其父毛纶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修改和评点。他辨证史事，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并把书名定为《三国演义》气从此，毛氏父子的评改本成为最流行的本子。毛宗岗的修改加工，是精雕细琢，粗看无大变化，细看却有不同’，艺术描写有较大提高，封建正统思想大为加强，尤其对曹操，删削赞赏性评价，增加诋毁文字，使全书贬曹倾向加重。
毛宗岗仿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的手法，对《三国演义》作了评点。他的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乱世英雄的颂歌
生活在大动乱年代的罗贯中，选择了汉末三国这个大动乱的时代作为自己历史小说创作的题材，他面对三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大动乱、大分裂？什么人才能图王称霸，统一天下？这是罗贯中反思的中心点。他通过《三国演义》的创作，探索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表现在汉末三国各个政治集团的角逐中，究竟什么样的人物，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在群雄逐鹿的时代里取得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一曲乱世英雄的颂歌。它通过图王称霸者的失败与成功、悲剧与喜剧，探索着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客观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美好愿望。
作者认为皇帝昏庸、奸臣作乱是导致汉末大动乱的原因，人心、人才、战略是谁能成为霸主的决定因素。作者正是围绕着这几个基本点，利用史料和民间传说，进行巨大的艺术创造，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三国时代的政治风云的彩色画卷，塑造了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描写了汉灵帝中平元年（“七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口））共九十七年的历史。二百四十则，可分为三大部分。头一部分，主要写汉末的动乱和各个政治集团的争夺，曹操集团的崛起与壮大；第二部分，写刘备集团的崛起与壮大，三国鼎立，互相争雄的局面；第三部分，写三国的衰落，统治者的昏庸懦弱，最终为司马氏所统一。
作者在第一部分里，深刻揭示了汉献帝的昏庸和十常侍作乱，造成了汉朝的衰亡和人民的灾难，形象地描写了各个军阀集团的失败与灭亡。凭借武力而篡夺了大权的董卓，暴戾凶残，人心丧尽，虽然建了郿坞，盖了宫殿，囤积了足够吃二十年的粮食，自以为长治久安。可是“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巳灭亡”。作者还写了袁术与孙坚争夺传国玉玺的闹剧。孙坚以为窃得传国玉玺就可以得天下，结果死于刀箭之下；袁术以为夺得传国玉玺，就应了天意，竟不顾一切地做起皇帝来。“强暴枉夸传国玺”，“骄奢妄说应天祥”，结果都身败名裂。作者塑造了一个有着非凡武艺，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吕布形象，但他武艺虽好，却没有政治远见，只是自恃勇力，一味杀伐，见利忘义，反复无常，最终在白门楼殒命，成为有勇无谋、见利忘义的典型人物，受到历史的惩罚。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出身高贵、实力雄厚的军阀袁绍，也因为优柔寡断，不善用人而惨败，使自己的事业付诸流水，说明虚有其表的贵族世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作者还写了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无用的“好人”，如老实无用的陶谦，缺乏大志的刘表，懦弱无能的刘璋，他们也都逐步被吞并、被消灭。
作者写凶残暴虐者，胸无大志者，好谋无断者，见利忘义者，昏庸懦弱者都不能举大事；那些坚固的堡垒，高超的武艺，“四世三公”的名贵出身，帝王的符瑞都不足倚仗，都无济于事；只有具有雄才大略，有着争人心、惜人才的品格和正确的战略的人，才能成为中原的霸主。
作者的着眼点在于人心、人才、战略，凡是这三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历史人物，作者就充分利用史料加以开掘和渲染，而不管他是“仁义之君”，还是“奸雄”的霸主，是人中俊杰还是有严重过失的人物。相反，谁违背了争取人心、珍惜人才的原则，不能实行正确的战略，作者就加以批评，也不管他是英雄豪杰还是凡夫俗子。这就是我们历史学家以历史为鉴戒，所谓“秉笔直书”的态度。正像刘知几在《史通丨惑经》里所说的：“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綴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斯为实录。”“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罗贯中正是以这样严肃的态度来写三国的历史！
刘备新野惨败，带着十万百姓一起向江陵转移，日行十余里，眼看曹操追兵就要赶上。诸葛亮劝他“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但刘备说：“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
对曹操，作者也写他重视人心、爱惜百姓的事迹。曹操入冀州后，有父老数人，须发尽白，皆拜于地，谴责袁绍“重敛于民，民皆生怨”，而歌颂曹操“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使百姓“可望太平矣”。曹操听了很高兴，并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于是，军民震服，深得人心。
作者还写到曹操为争取人心，虽然知道刘备胸怀大志，久必为患。但是，他认为“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是不可取的，还是热情地接纳刘备。关羽挂印封金，曹操认为“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作者引用裴松之的话赞扬曹操：“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事？斯实曹氏之休美。”又引一诗赞曰：“不追关将令归主，便有中原霸主心。”嘉靖本小字注还说：“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曹操的宽大仁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这些文字，在《三国演义》里都被毛宗岗砍掉了。曹操在官渡之战胜利后，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部下与袁绍勾结的书信。荀攸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可是曹操却焚书不问。作者引用“史官”的诗歌颂曹操：“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贏得山河付子孙。”嘉靖本小字注云：“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心，因此得天下也。”
作者十分注意人才问题。认为珍惜人才、鉴别人才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是图王霸业的基本条件。作者满腔热情地写出曹、刘、孙三个集团在这方面许多令人赞叹的事迹，也写到其中的挫折和教训。
作者把史书中简单的几句话，发展成精彩的“刘备三顾茅庐”，表现刘备思贤若渴、珍惜人才的英雄风度。同时，诸葛亮出山，给刘备事业带来转机，开创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也证明了人才的重要。对曹操重用人才，也给予颂扬。官渡之战时，一方面是袁绍好谋无断，不能重用人才。在决定是否进行这次战略决战时，不听田丰的意见，贸然发动战争；在决定作战方针时，沮授建议坚守不出，待曹军粮尽自退，袁绍又不采纳；在作战时，不听审配、许攸的意见，调走审配，逼走许攸；用人不当，用醉鬼淳于琼守乌巢，以致粮草被烧；在危急之时，又不听张郃的意见，迫使张郃、高览两员虎将投降。
（1）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究为何人所作，有争论。我们认为不是罗贯中本人的手笔，但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三国演义》最早的评注。曹操，这就导致了袁绍的惨败。“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初焉不丧家邦！”而曹操在战略决策时，虚心听取荀攸、荀或的意见；听说许攸来降，“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对许攸烧乌巢的建议深信不疑，亲自率军奇袭乌巢；张郃、高览来降，立即用为先锋，追击袁军，取得胜利。整个官渡之战，围绕人才问题来写，写出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在于人才的得失。官渡之战结束了，作者还加了极为精彩的一笔：一边是袁绍杀了坚持正确意见的田丰，摧残人才；一边是曹操焚书不问，宽大为怀。
鉴别人才也极为重要。“青梅煮酒论英雄”，除表现刘备的机智外，还表现曹操慧眼识英雄。另外，作者还写了鉴别人才的困难。如料事如神的诸葛亮，把“言过其实”的马谡当作人才加以重用，导致街亭失守；精明的曹操也因张松其貌不扬而怠慢他，使他把四川地图献给了刘备；思贤若渴的孙权，因庞统的傲慢而不肯重用，却被刘备聘去做了军师等等。
要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在这方面，作者也写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温酒斩华雄”，说明不应以出身贵贱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火烧连营八百里”，老谋深算的刘备被“黄口孺子”陆逊打败，说明“但当论其才与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毛批张辽、许攸、庞德等人被重用，说明不以个人恩怨作衡量人才的标准。总之，一城一地的得失，决定不了事业的成败，而人才的得失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蒯越，字异度”“奸雄”曹操又一次道出千古不破的真理！
《三国演义》里出色的战争描写是人们交口赞誉的。那些层出不穷的奇谋胜算，吸引了多少读者！但是，作者最可贵之处，还不在于写出战役中的各种计谋，而在于着重写战略决策，从宏观角度写战争，把政治决策与战略决策结合起来，因为这是关乎全局、决定成败的。曹操的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高举统一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曹操始终坚持这个战略，就是到了力量十分强大时，孙权劝他即帝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他正确估量形势，以天子名义进行讨伐战争，吞并各个军阀集团，统一了北中国。刘备实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执行这个战略方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违背这个方针，关羽失荆州；刘备给关、张报仇，感情用事，伐吴抗曹，“两个拳头打人”，结果一败涂地。
《三国演义》卓越的史识，认真的反思，深刻的哲理，使它远远高出同类历史演义小说，具有巨大而永久的思想价值。
三、震撼人心的道德悲剧
如果说《三国演义》对封建政治哲学的探索给后代读者以极大的教益，是它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那么，它所表现的道德悲剧，就是它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另一重要原因。
罗贯中在艺术地表现三国的历史的时候，他不仅有政治、历史的标准，而且还有着伦理道德的标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就是作者的政治伦理思想。他面对浩瀚的史料，按照自己的伦理标准作出了选择和判断。
从历史记载看，刘备与曹操虽然都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但刘备比较仁厚，曹操比较奸诈。刘备有意识地高举“仁义”的旗帜与曹操抗衡，他对庞统说：“今与吾为水火者，普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从《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来看，的确刘备的劣迹不多，而且还留下了携民渡江、三顾草庐等历史佳话；而相反，曹操却有不少恶行，如“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自白；“割发代首”，“借头压军心”，“梦中杀人”等诡计，正如许劭所评定的，是“乱世之奸雄”。《三国演义》里拥刘反曹，主要不是作者的正统思想作怪。作者把刘备集团作为仁义之师，寄托自己的“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把曹操集团作为恶德的渊薮，加以鞭挞。这是罗贯中充分研究史料和民间传说之后，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和审美观所作的选择和判断。
作者常常在事业与道德之间发生矛盾时，展开道德悲剧的描写。关羽在华容道截击曹操，一方面为了刘备集团的事业，应该杀掉曹操，另一方面关羽又想报曹操的恩义，不忍杀他。激烈的内心冲突，使关羽处在两难的境地。最终还是“义重如山”，宁可自己违背军令，甘受军法惩处，“义释曹操”，道德的原则胜利了。刘备在关羽、张飞被杀后，要起兵伐吴为兄弟报仇，诸葛亮、赵云都从蜀汉的事业出发，劝他适可而止，不要因此而破坏了联吴抗曹的战略。刘备说：“不为兄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不顾一切地起兵伐吴，遭到惨败，葬送了蜀汉的事业。作者一方面清醒地批评刘备的严重失策，另一方面又热情地歌颂为兄弟之情而不顾事业成败的义。正是在图王称霸的雄心与实现“仁义”的道德理想的矛盾中展示了刘备的悲剧性格。
作者还写到命运与道德原则的矛盾而造成的悲剧。毛宗岗云：“孔明既云曹操不可与争锋，而又曰中原可图，其故何哉？盖汉贼不两立，虽知天时，必尽人事，所以明大义于天下耳。”诸葛亮出山之前已知天命不可违，但为了申明大义于天下，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还是毅然出山，为蜀汉的事业，殚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当他将要离开人世时，“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凉。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曰：‘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我其极！’”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悲剧场面！读了之后，我们不禁想起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事业和崇高的道德原则，与命运抗争，虽然失败了，却体现出雄健刚劲的阳刚之美，是古代“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那种史诗式英雄精神的延续与发展！
作者还在展示人物品质缺陷中，表现人物的道德悲剧。关羽是作者全力颂扬的英雄人物，作者在歌颂他蔑视敌人、气吞山河的气概的同时，也写他骄傲自大，刚愎自用，轻视甚至侮辱自己的战友等个人英雄主义的缺点。这种品德缺陷，导致了悲剧的下场。但是正因为这种品德上的缺点，造成“缺陷美”，反而引起人们对悲剧人物的同情与崇敬，反而比赵云、马超这样一些完美人物更具有追魂摄魄的艺术力量。
作者塑造了曹操这个“奸雄”的典型。一方面，有雄才大略，另一方面，又阴险、狡诈。作者把他作为恶德的化身，作为与刘备、诸葛亮对立的人格系统予以严厉的谴责，表现出作者的道德原则。
有着美好品格而又有雄才大略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失败了，而虽有雄才大略却充满恶德的曹操却胜利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何在？作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归之于天命，发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