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我国是历史悠久、历史典籍极为丰富的国家。不但每个朝代都有官修的“正史”，而且还有大量的“野史”、笔记。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为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优秀的历史著作，擅长战争描写，善于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处理得井井有条，结构绵密，善于通过行动和细节去描写人物的性格等，这些特色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宋元时代，“说话”艺术勃兴。在“说话”四家中，最为发达的是“小说”和“讲史”两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时有专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专说五代史的专家尹常卖等。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仅南宋临安有名的“讲史”艺人就有乔万卷、许贡士等二十三人。可见当时“讲史”的兴盛和分工的细密。
“讲史”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吸收民间传说，讲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它的特点：一是取材于历史，以朝代为主体，不以英雄人物为主体；二是讲述历代兴废之事，侧重政治、军事斗争；三是基本上采取“正史”的书面语言，也吸收了民间口语，形成半文半白的文体；四是篇幅较长，分节叙述。
目前流传下来的“讲史”话本有：
一、《新编五代史平话》，无作者姓名，宋刊本。它是说“五代史”的底本，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其中梁史、汉史的下卷已佚。全书主要依据史实，历叙五代兴替始末。“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骗，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11在它的基础上，经文人艺术加工，在元末或明初产生了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二、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均不署作者姓名。
《武王伐纣平话》，别题《吕望兴周》，分上中下三卷。从纣王行香、苏妲己被魅开场，次叙云中子进剑除妖，再叙纣王荒淫暴虐，囚西伯于羑里，再次叙西伯回国，聘姜尚助周，文王死，武王、姜尚起兵伐纣，直至纣子殷郊斧斩纣王。《封神演义）就是以它为蓝本创作而成的。
《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又名《乐教图齐》，亦分上中下三卷。本书以孙膑、乐毅为主要人物，描述燕齐两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它的《前集》已失传，但从《后集）的“人话”可以推出，《前集》必为“孙庞斗智”，明吴门晡客编的《孙庞演义》可能就是根据《前集》改编的，《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亦分上中下三卷。从秦并六国，始皇统一天下，一直写到始皇病死沙丘，赵高拥立二世，天下大乱，秦帝国覆亡，又牵人刘邦战胜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基本与史实相同。
《前汉书平话》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亦分上中下三卷。主要写刘邦做皇帝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残杀。刘邦对韩信存戒心，又恨楚臣季布、钟离末未获，韩信杀钟离末献汉王，反被夺了军权，改封淮阴侯。番兵入寇，陈豨奉命御敌，与韩信密约，到边地即举反旗。刘邦恐慌，必要亲征，并嘱吕后用计诱斩韩信。刘邦死后，诸吕作乱，群臣不服，最后樊哙之子樊元亲率诸军攻入宫中，杀诸吕，包括其母吕胥，迎薄姬所生的北大王人宫即位，就是汉文帝。此话本大体于史有据。明甄伟《西汉演义》八十四节至一〇一节是依据此书上卷、中卷内容进行改写的。
《三国志平话》亦分上中下三卷，这是《全相平话五种》中最重要的一种，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
从现存的“讲史”话本可以看到，历史演义小说是以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讲史”话本，分节叙述，每节有题目，这种形式后发展成章回小说，成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
在宋元“讲史”繁荣的同时，我国戏曲也发展成熟了。在元代戏曲舞台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历史剧和历史故事剧。这些戏曲作品与“讲史”互相吸收，互相促进，从更加深广的角度开掘历史题材，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注入生机勃勃的民间艺术的生命，提供了更多可借鉴的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元末明初，《三国志通俗演义》创作成功，这种“言不甚深，文不甚俗”的历史演义，既不像历史著作那样深奧难懂，又不像“讲史”平话那样“言辞鄙谬”；既能使读者了解历史，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得到艺术享受，“雅俗共赏”，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普遍欢迎。因而从明代中叶起，文人们竞相创作，书贾大量印行，造成了历史演义创作出版的热潮。以汉末三国的历史为中心，向两头扩展，上自盘古开天地，下迄清宫演义。每个朝代都有演义，有的一个朝代有几部演义，到了清中叶，就出现了四、五十部之多。正如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所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
究竟什么是历史演义？它与历史的关系如何？是否允许艺术虚构？虚构到何种程度？这是我国小说美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见解：
一是正史派。他们认为历史演义小说应忠实于史实，只是把历史通俗化。庸愚子（即明弘治间人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演义要“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只是语言要雅俗共赏，做到“言不甚深，文不甚俗”。修髯子（即明嘉靖时人张尚德）提出要“羽翼信史而不违”（《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到了清代的蔡元放则更为彻底，他谈到《新列国志》改编时说：“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实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要忠实于历史，那么，历史演义与历史有何区别？为什么还要创作历史演义呢？他们认为历史演义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丨）把历史通俗化。陈继儒给历史演义下的定义是：“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唐书演义序》）“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陈继儒《叙列国传》）。就是正史叙述比较概括简要，通俗演义使之更详细、更丰富，对正史起演绎补充作用。把历史条理化。因为史书记载的史实比较分散、杂乱，历史演义则“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余象斗《题列国序》）。（句在忠实史实的基础上，可以在文字上增添润色，增加它的生动性、可读性。
这一派的主张，基本上是混淆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区别，把历史演义看作正史的普及本，忽视了小说作为形象思维的艺术产品的审美特征，必然给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不良的影响。
另一派是创作派。他们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待历史演义小说，反对照搬历史，允许艺术虚构，强调历史小说的审美特性。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家熊大木指出：“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以备参考。”氕明酉阳野史也认为历史演义“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气肯定了史书与历史演义小说性质不同的特点，不能互相替代。
明万历间著名文学家谢肇淛进一步肯定小说的艺术虚构，提出“虚实相半”的重要论点。“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谢肇淛肯定了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着眼艺术的审美意象，只要“情景造极”，达到审美要求就可以了，“不必问其有无”。这是对正史派的一针见血的批评，划清了文学作品与历史的区别，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谢肇淛所举的作品，如《飞燕外传》、《天宝遗事》，以至《琵琶》、《西厢》之类的戏曲作品来看，他在这里是泛论文学作品与史传的区别，而不是专指历史演义小说，混淆了历史演义小说与其他文学品种的区别，因而也不够全面，不够有说服力。
明崇祯年间的文学家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说：“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奇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袁于令这段话，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明确地区分了历史著作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区别：“正史”是“传信”要“贵真”；而历史演义是“传奇”，要“贵幻”。这里的“幻”，包括了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夸张、想像等。他还指出，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主要不是依据史实，“什之七皆史所未备”，主要是“凭己”，凭借作者的艺术创造。袁于令在他的论述中指出艺术虚构对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但没有涉及一个问题，即历史小说的艺术虚构是否有限度？如何区别历史小说与其他小说？所以，他的论述还不能有力地说明历史演义小说特有的艺术特征。清康熙年间，金丰对历史演义小说的论述更为精辟：“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他针对“贵实”与“贵幻”的两种相反见解，提出“不宜尽出于虚”，“亦不必尽出于实”。因为“尽出于虚”，则抹杀了历史演义作为历史小说的特征，与一般文学作品没有区别，使人感到缺乏历史的真实，“无以服考古之心”；“尽出于实”，则排斥了艺术虚构，失去了历史演义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与历史著作没有区别，缺乏艺术魅力，“无以动一时之听”。金丰进一步探讨历史演义小说“虚实”之间的界限应如何掌握的问题。他认为主要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性格应“实”，故事情节则可以“虚”。“如宋徽宗朝有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其事固实而详焉”，其他情节则可以允许虚构。虚实相生，就会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
吸收前人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有益见解，我们认为对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历史著作与历史演义小说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科学要求高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而艺术则应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包括艺术虚构、人物典型化原则等等。（2）历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之间的关系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历史演义小说因为它取材于历史，所以叫历史小说，以区别于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人情小说，取材神话传说的神怪小说等等。（3）历史演义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在于，历史演义小说的主要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面貌要符合历史真实，应该“七实三虚”，虚构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就不是历史演义小说，而是一般小说。（斗）在主要故事内容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不拘泥史实，作家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大胆进行艺术虚构。正如黑格尔所说：“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大体上的正确，但是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
总之，我们把敷演史传、偏重叙述朝代兴废争战之事，而又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小说称为历史演义小说。
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说：“通俗小说中讲史一派，流品至杂。”本章所述历史演义小说，包括以下三种类型：基本上是演绎史书的历史演义小说，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⑶基本符合史实，但有较多艺术虚构，所谓“七实三虚”的作品，如《三国演义》等。（3〕取材于当时邸报、朝野传闻，反映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事小说，如《樵史通俗演义》等。至于，虽然取材于历史，但主要是写神仙妖魔、灵怪变幻故事的，如《封神演义》、《女仙外史》等则归入神魔小说一章；虽然有些历史的影子，但主要采自民间传说，以叙述英雄人物故事为主体的，则归人英雄传奇一章，如《水浒传》、《杨家将》等。当然，同一题材小说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的则发展为按史演义的历史演义小说；有的则博采民间传说，成为英雄传奇小说，如隋唐系统的小说就有这种情况。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同一题材的小说集中在一起，在叙述其演变过程时，加以分析与区别。
（第二节）《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在长期群众创作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而成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性作品。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三国故事早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唐代已喧腾众口。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或塘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资证明。到宋代，民间说书中已有专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苏轼《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明当时说三国故事不仅艺术效果好，而且“拥刘反曹”的倾向已很鲜明。
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的金院本中有《赤壁鏖兵》等剧目。据《录鬼薄》、《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可知元杂剧中大约有六十种三国戏，现存有《关大王单刀会》等二十一种。
三国故事的讲史话本，目前保留下来的有两种。一种是人们熟知的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全书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全书开端叙司马仲相断刘邦、吕后屈斩韩信、英布、彭越一案，命他们投生为刘备、曹操、孙权三人，三分汉室天下以报宿仇。接叙黄巾起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后的故事轮廓与《三国演义》大体相同。第二种是近年在日本天理图书馆发现的《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它在扉页上又标明“甲午新刊”，当为元世祖前至元三十一年0294年）。它与《三国志平话》内容大致相同，但更简略粗糙，不过，它比《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时间提早了约三十年，因而值得重视。
元代末年，伟大作家罗贯中以《三国志平话》为框架，充分利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提供的史料，广泛吸收民间传说中生动的故事情节，《三分事略》的刊刻年代有不同说法。此据刘世德同志《谈三分亊略》一文，见《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汰民间故事中荒诞不经之处，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
罗贯中的生平材料很少。元末明初贾仲明（1342—1423？）所著《续录鬼簿》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贾仲明至正甲辰（糾）与罗贯中见面时是22岁，而且是忘年交，因而把罗贯中的生卒年定为1315—1385年之间。近来发现四明丛刊本《赵宝峰先生文集‘附录》载有《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有署罗本者，罗本即罗贯中气目前学术界对此虽有不同看法，但从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等书记载，以及明嘉靖本等几种明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题署来看，认为罗本即罗贯中是有根据的。赵宝峰是元代浙东理学家，卒于元至正二十六年从祭文所列门人名单提供的线索，也为我们对罗贯中生卒年的推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王圻《稗史汇编》云：“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徐渭仁《徐铟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等，都说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有交往。罗贯中是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作家，今署罗贯中写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平妖传》。他还写过戏曲，现存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