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人情小说是指以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中长篇小说。也有人把这类小说称之为“世情小说”。但我们以为称人情小说更为确切，突出了它是通过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来描写人情世态这个特点，不仅可以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公案侠义等类小说明显地区分开来，而且也与同样描写人情世态的讽刺小说区别开来，因为讽刺小说是以社会官场为讽刺中心，而人情小说则是以婚姻家庭为主要题材。
本章所介绍的人情小说，是专指明清两代的中长篇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中早有写人情的传统，在魏晋小说中，虽然主体是“记怪异”，但也有些故事“渐近于人性”，表现恋爱婚姻的理想，如《吴王小女》、《韩凭夫妇》、《庞阿》、《河间男女》等。到了基本上以“记人事”为主的唐传奇里，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氏传》等是其杰出的代表。在这些小说里，才子佳人的恋情，悲欢离合的结构，爱情与世态描写的融合，都说明这些作品具有人情小说的基本特征。但是，本书巳将志怪传奇小说另辟专章叙述，因此本章不把这类作品列入，只是把它们看作是明清人情小说的源头。基于同样的理由，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中的人情小说，因已在短篇白话小说一章中论及，这里也不再赘述。但它们对市民形象的塑造，对市井生活的长足描写、铺叙的描写手法，以至某些人物形象，如《计押番金鳗产祸》中的计庆奴对潘金莲形象的影响，则是应该予以充分重视的。明代初年兴起的长篇小说，尤其是英雄传奇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长篇小说的结构、市民阶层心态和生活的描摹等方面，为人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的故事，就具有人情小说的意味。明清人情小说正是在唐传奇，尤其是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的创作经验而发展起来的。
明清人情小说的繁荣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原因。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次大繁荣是宋元话本的出现，继之而来的明代初年，出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辉煌巨著，似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又一次高潮。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经过民间长期积累而完成的，它们的基本轮廓在元代已经具备了，实际上它们是宋元小说繁荣的产物。因此，确切地说，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个高潮是宋元时代，而不包括明初。明代初年，朱元璋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社会思想受到抑制和禁锢，商品经济受到摧残，这就使依靠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强大而繁荣的市民文学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因而在明初到明中叶的一百年间，小说和戏曲出现了秋风萧索、百花凋零的局面。到了明代中叶，天顺、成化以后，由于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经济趋于活跃，专制严酷的政治局面开始缓解，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而商品经济的冲击却使社会风气日趋败坏，奢华淫逸、颓废腐畋之风日盛。这些客观条件促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二次高潮的到来，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是这个高潮的标志。
商品经济的活跃，市民阶层的壮大，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明显的反映，兴起了一股启蒙思潮。以李贽、三袁、冯梦龙为代表的思想家、文学家怀疑程朱理学，要求尊重人的个性，肯定人情和人欲的合理性，要求在戏曲、小说和诗文里反对复古，反对模仿抄袭，要求表现“童心”，“独抒性灵”，歌颂真情，以描摹人情工拙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这就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在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中，“三言”等反映市民意识的白话短篇小说，《金瓶梅》等人情小说，歌颂“至情”的汤显祖的剧作同时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们都是这股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产物，它们都以人情、人性、人欲为内容，强烈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心态。
唐传奇、宋元话本和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长篇小说在描写人情世态方面的创作经验，为人情小说所吸收。在前人艺术积累的基础上，人情小说大发展、大繁荣，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创造出标志中国古代小说最高成就的作品。
人情小说是纵跨明清两代、具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流派，在它的内部拥有几种分明不同的风格。从《金瓶梅》到《青楼梦》，人情小说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着重描写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纷争，可以称为家庭小说。它们大多不涉及恋爱问题而是写家庭内部的问题，用以反映世态人情，暴露黑暗和丑恶是作品的主要倾向。作者多为北方人，文风粗矿有力。
2.以《玉娇梨》、《平山冷燕》、《定情人》、《金云翘传》等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这类作品中有的通过恋爱婚姻，反映社会动乱；有的则通过恋爱婚姻，歌颂爱情的美好理想。但它们大多以恋爱问题为题材，才子佳人不管经过多少磨难和波折，最终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姻美满。作品写到洞房花烛夜就戛然而止，至于他们婚后的家庭生活，作者就不去管它了。它们是恋爱小说而不是家庭小说，歌颂进步的爱情理想是其主要倾向。作者多是南方人，文字秀丽而典雅。
3.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小说，把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结合起来，把暴露丑恶和歌颂理想结合起来，是人情小说的最高典范。
4.以清末《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为代表的狭邪小说，它们既没有描写正常的恋爱婚姻，也没有揭示家庭内部的矛盾，而是写才子与娼妓、优伶的所谓“恋爱”，也就是写非正常的婚姻生活。正像鲁迅所说：“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它们多表现理想的幻灭，文笔空灵凄婉。
5.人情小说受英雄传奇、侠义小说的影响，出现融合的趋势，产生了儿女英雄小说。它们虽然仍以恋爱婚姻为题材，但其主人公已不全是闺阁小姐与文弱书生，而是具有侠义心肠和高超武艺的英雄儿女；他们恋爱的方式也不是花前月下、琴瑟传情，而是刀光剑影、马上缔盟。如《儿女英雄传》等小说。
从明末一直绵延到清末，以《肉蒲团》、《绣榻野史》、《灯草和尚》等为代表的狠亵小说，它们发展了《金瓶梅》中猥亵描写的一面，专写肉欲色情，失去了家庭小说批判社会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歌颂爱情理想的特色，成为人情小说中的逆流。因为这类小说无甚价值可言，读者又不易看到，本书不准备介绍了。
《金瓶梅》揭开了人情小说的帷幕，使人情小说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情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写历史转为写现实。《金瓶梅》以前的小说都从历史汲取题材，着重描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人情小说虽然大多是假托往事，但它主要还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着重描写现实的人生和社会，使小说增强了时代感和现实感，也缩短了与读者的距离。
第二，从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转为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官僚衙役、公子小姐、帮闲无赖以至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第三，从写英雄品格到写广阔的人性。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多写英雄豪气、非凡智慧、超人武艺、无边法术，对人的七情六欲却涉之甚少；而人情小说则描写凡夫俗子的人性，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欲望和追求。
第四，从写外部生活到写内心世界。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用惊心动魄的故事来刻画人物，而心理描写极少；人物多是道德的化身，带有类型化的倾向。人情小说通过日常生活描写人物，人物内心世界更丰富；所写的人物“美丑并举”，个性更为复杂，最终完成了古代小说人物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化的转变。
第五，从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多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结合的产物，有着“说话”艺术的明显痕迹；而人情小说大多是作家的独立创作，逐步摆脱了“说话”艺术的影响。
第六，从以男性为中心向以女性为中心转化。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里，主人公都是男性，女子只能作陪衬，甚至多是反面角色，是造成英雄悲剧的“祸水”；而人情小说里，女子多作为主人公出现，她们都美貌多才，其品格才华多在男子之上，作者常常发出“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的感叹。
第七，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进行猛烈抨击，揭露官府的腐败、讼狱的黑暗、政治迫害的深重等等。但较少触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封建的道德观、文化观多是肯定和赞扬的。而从人情小说开始，包括讽刺小说，除了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进行揭露外，逐渐触及封建的意识形态，对封建的道德观进行大胆的抨击，对封建文化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以上所说，可以概括《金瓶梅》前后中国古代小说的不同面貌和特色，当然这只是就其主流和主要代表作而言，并不等于《金瓶梅》以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这些特色。
明清人情小说总结了以往小说的艺术经验，推进了中国古代小说体制向近代小说转变，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近代小说和现代小说。它的写实精神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对当时和后代各种流派的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大多能更大胆地摆脱史实的束缚，更放手地进行艺术虚构；大多能更多地描写日常生活，更紧密结合人情世态的描写；着意在浴血的战斗中，穿插爱情婚姻故事。历史演义小说《祷杌闲评》、《隋唐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神魔小说《女仙外史》，侠义小说《绿牡丹》等，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人情小说的影响。人情小说对社会人情世态的描写，对讽刺手法的运用，直接影响了讽刺小说。到了近代的谴责小说，“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虽然接受了外来影响，但本民族的小说，特别是人情小说的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人情小说的艺术经验，哺育了“五四”以后的文学巨匠，如茅盾、巴金、老舍等等。
（第二节）《金瓶梅》
一、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近年来学术界歧见甚多，而对版本的看法却比较简单，意见较为一致。
1.成书年代：
要确定《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金瓶梅》究竟是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还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很多。早在四十多年前，冯沅君先生在《古剧说汇》中就举出十几处例证，说明这部书最早是有“词”有“话”的民间创作，“至少也是这种体例的遗迹”。五十年代有人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世代积累的长篇小说”的观点气这种观点近来影响很大，不少文章和著作对此作了深人的论证气但我们仍坚持《金瓶梅》是个人创作的观点，其成书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初年至万历二十年间。理由如下：首先，《金瓶梅》除了“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之外，在现存的宋元或明初的戏曲和话本中没能找到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金瓶梅》是经过“世代积累”的，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则有它们演化的确切证据。其次，所谓“世代积累”的说法，还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金瓶梅》是在《水浒传》之后写成的，是以《水浒传》为蓝本，不但在人物、情节方面多有因袭，而且还抄了《水浒传》的大量韵文气《水浒传》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百回繁本只有：刻于正德、嘉靖年间的《京本忠义传》残页，刻于嘉靖年间的郑振铎藏本《忠义水浒传》残本八回，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本的《忠义水浒传》。前两种因是残本，无法与《金瓶梅》对勘，而天都外臣本是完整的，经过对勘，可以看到《金瓶梅》有关部分完全是从天都外臣本《水浒传》抄来的。《金瓶梅》的万历本与崇祯本不同，所不同处就是万历本离《水浒传》近，而崇桢本离《水浒传》远。这正说明在《金瓶梅》本身版本演化中，有意识地摆脱《水浒传》而作的努力。
既然承认《金瓶梅》是从百回繁本的《水浒传》演化出来的，那么从百回繁本《水浒传》定型的嘉靖年间算起，到《金瓶梅》抄本出现，其间只有六、七十年，因此，《金瓶梅》没有“世代积累”的可能。第三，《金瓶梅》抄本出现在万历二十年前后。屠本峻《山林经济籍》云：“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
复从王徵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屠本峻见到抄本的时间，约在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一年气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给董思白的信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这两条材料，是《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最早记载。由此可见，到了万历二十年前后，《金瓶梅》抄本才开始流传。联系上面所说《金瓶梅》版本情况，《金瓶梅》大约成书于万历初年至万历二十年间。第四，《金瓶梅》情节虽有脱漏，语句亦有重复，但综观全书布局严密，文笔风格统一，是一个作家的手笔。至于书中存在的说唱文学的种种证据，都只能说明，这是中国长篇小说发展过程中，其体例尚未完全摆脱说唱文学的影响而留下的“遗迹”，还不足以说明它是“世代积累”型的作品。第五，早在五十多年前，吴晗先生就从《金瓶梅》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如盂玉楼说“借支太仆寺马价钱”等，推断《金瓶梅》写定于万历年间气第六，从《金瓶梅》版本看，万历“词话本”已经定型，“崇祯本”只是适当删节、修改，这种情况与《三国演义》的嘉靖本与毛批本相似，不能把从万历词话本到崇浈本作为“世代积累”的例证。
（1）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水浒争鸣》第一辑。王利器《（金瓶梅）的蓝本为（水浒传”，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徐朔方、刘辉：《金瓶梅版丰考》，见《金瓶梅论集》第22页。
（3）吴晗：《金瓶梅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1.版本：
《金瓶梅》的抄本，已亡佚。现在可以见到的刻本，有两个系统三种重要版本。
《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万历刻本，卷首有欣欣子序。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世俗，盖有谓也。”首次提出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卷首还有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
《新刻绣像金瓶梅》或《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一百回，崇祯刻本，卷首有弄珠客序，但无欣欣子序。
这两个系统版本的不同点是：第一，万历本从武松打虎写起，而崇祯本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万历本八十四回有吴月娘被王矮虎所虏、为宋江义释的情节，崇祯本无。第二，在体裁上，万历本称为“词话”，题目后有“诗曰”或“词曰”，有“且听下回分解”。崇祯本不称“词话”，不用“下回分解”，删去不少诗词。第三，崇祯本无欣欣子序。第四，万历本回目粗劣，不对仗，崇祯本回目对仗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