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一百回，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无欣欣子、东吴弄珠客序，却有谢颐序。属崇祯本系统。张竹坡（1670—1698）名道琛，字竹坡，徐州人。他的评论，特别是《读法》一百零八条，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是研究《金瓶梅》的重要材料，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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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金瓶梅》研究中意见最为分歧的问题。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欣欣子序称作者是“兰陵笑笑生”。由此围绕着“嘉靖间大名士”和“兰陵”这两点，几乎把嘉靖、万历间的文人和山东峄县或江苏武进县的名人都猜遍了。明代提出了“嘉靖间大名士”、“绍兴老儒”、“金吾戚里的门客”等说法，清人提出了李渔、李开先、王世贞、赵南星、薛应旗、卢栴、李贽、徐渭、冯惟敏等人，“五四”以后，进展不大。而近年人们又怀着强烈的兴趣，提出了几种说法，影响较大的有五种说法：一是重申王世贞说。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朱星的《金瓶梅考证》。二是李开先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吴晓铃、徐朔方等都力主此说。三是贾三近说。近年张远芬发表系列文章，反复论证，其文章均收人他的著作《金瓶梅新证》一书中。四是屠隆说。黄霖连续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1983年第3期）、《金瓶梅作者屠隆续考》0984年第5期作了具体论述。五是冯梦龙说。吴红、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等著作则持此观点。
比较这几种说法，我们认为屠隆说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的材料，作了精当扼要的考证，而且注意联系屠隆的思想、生活和文学创作观，论据比较充分，有说服力。当然，也还存在一些疑点，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市井社会的众生相
《金瓶梅》的故事是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节演化出来的。书中所写的故事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至南宋建炎元年共十六年。但是，它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假托往事、针对现实的作品，反映的完全是晚明社会的现实。
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缓慢发展，到了明中叶巳日薄西山，渐人衰境。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巳经逐渐丧失了统治的力量，维持不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另一方面，姗姗来迟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迅速生长。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金钱力量的冲击，使原来已经腐朽了的社会，更加奢侈腐化，“礼崩乐坏”。《金瓶梅》的作者极其敏锐地觉察了社会的微妙变化，他的视角转向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市井社会，以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写出晚明社会的众生相，描绘市井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彻底暴露了封建社会晚期的黑暗与腐朽，客观上表现了这个社会已经走向灭亡，已经无可挽救。《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商人和市井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具有开拓新路的历史意义。
西门庆是破落户出身，靠经商和交通官府起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商人很难通过正常的商业利润积累或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新兴的实业而发财致富的。必然要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来聚敛财富，“富贵必因奸巧生，功名全仗邓通成”，西门庆走的正是这样一条中国式商人的道路。西门庆虽然胸无点墨，但头脑灵活，随机应变。他把搜括钱财和奸娶妇女一事紧密结合在一起，带有浓厚的地痞恶霸的色彩。当他和潘金莲毒死武大后，准备把潘金莲娶回家中，这时媒人给他介绍了富有的寡妇孟玉楼，为了财产，他把俏丽的潘金莲搁在一边，把孟玉楼连同她的财产都“娶”了过来，人财两得。接着又勾引朋友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谋夺了花家的大部分财产。
女婿陈经济的父亲陈洪是杨戬的奸党，杨戬倒台，陈洪牵连在内，陈经济把家产转移到西门庆家里，西门庆又发了一笔横财。正因为杨戬倒台，西门庆也被列人“亲党”名单之内，但他依靠财富，买通关节，找到主事的宰相李邦彦，把“亲党”名单上的西门庆改为“贾庆”，得以免祸。接着西门庆给蔡京送上一份厚重的生辰担，换得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千户的官职，成了蔡京的干儿子。于是金钱与权力互相依靠，利用金钱取得政治权力，又利用政治权力来发家致富。他贪赃枉法，放走杀人犯苗青，收了一千两的贿赂；勾结蔡御史，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掣取三万盐引，牟取了暴利；倚仗权势，偷漏关税，“十车货便少了许多税钱”。这样他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临死时竟开了五六个店铺，不动产除外，资本达到十万两左右。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商人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们始终缺乏欧洲资产阶级早期那种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西门庆把他的财富，一部分用贿赂形式买通官府，谋取和巩固政治权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部分则大肆挥霍，用于荒淫无度的生活消费。他疯狂地追逐和占有女人，他的精神世界完全被兽欲淹没了，显示了极其丑恶和堕落的灵魂。
西门庆集商人、官僚和恶霸于一身，是个典型的封建市侩；同时，封建官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迅速市侩化。他们已不像传统的封建士大夫，自视清高，鄙视商人，而是与商贾称兄道弟，或靠商人的贿赂来维持奢华的生活，或靠与商人勾结，插手商业活动，以牟取高额利润。封建的门第、礼教在金钱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甚至出身贵族之家的王三官也拜西门庆为义父，其母林太太，在挂着“节义堂”匾额，挂着“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的对联的宅子里与西门庆通奸，贵族妇女竟也投向了市井流氓的怀抱，这是富有讽刺意义的。
《金瓶梅》的主角是西门庆，但它的书名却隐含着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性的名字。可见这三位女性在全书占有重要地位。作者通过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妻妾争风吃醋，恶棍的吃喝嫖赌，画出了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
潘金莲出生在一个裁缝家庭，九岁就被卖到王宣招府里。她聪明、美丽，既会描鸾刺绣，又会品竹弹丝，王宣招死后被卖给张大户。这个六十多岁的老色鬼，把她占有了。因家主婆吵闹，又被许配给外貌丑陋的武大为妻。潘金莲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她对不合理的婚姻的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用琵琶弹出了自己的不满与怨恨：“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地。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是，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怎比泥土基。”自尊、自傲、自信，把自己看得比金子还高贵，应该说是妇女人性的觉醒。但是，在那样摧残人性的社会里，在那样全钱物欲横流的世风里，她的人性发生异化。她知道自己和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相比，是最没有地位、没有财富的。想要在这样的封建市侩家庭中立足，一方面，只有得到西门庆的欢心，才能保持她的地位。她凭借诱人的美貌，尽力满足西门庆的兽欲，取得西门庆的宠爱。另一方面，除掉有可能夺取她受宠地位的绊脚石，所以，狠毒地害死了官哥儿，气死李瓶儿，逼死宋蕙莲。她的自我意识完全异化为自私自利；她的自尊变成了嫉妒；她的聪明伶俐，变成了工于心计；她的泼辣变成了狠毒；她对爱情的追求变成了纵淫和放荡；她所受的侮辱，化成了复仇心理，也要去侮辱和玩弄别人。她彻底地堕落成一个坏女人，当然必不可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也失去了人们对她悲剧产生的同情。作品多层次地展示了她人性被扭曲的过程，为中国小说史增添了这样一个被扭曲了的市民妇女的形象，反映了在寡廉鲜耻的社会里，市民阶层底层人物的堕落，反映了世风日下的悲哀。
李瓶儿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在梁山泊好汉攻打大名府时，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随养娘逃到东京，被花太监纳为侄儿媳妇。花子虚是个纨绔子弟，撒漫使钱，宿娼嫖妓，“整三五夜不归家”。李瓶儿感到精神的空虚和痛苦。正在这个时候，西门庆这个“风流男子”闯入她的生活。“朋友妻，不可欺”，这是古代人们的道德准则，而在世风沦丧的封建社会后期，在西门庆这样的暴发户心目中，早已一钱不值了。西门庆利用与花子虚的朋友关系，勾引李瓶儿。当花子虚因财产纠纷吃官司时，他便乘虚而人。李瓶儿一面可怜花子虚，央求西门庆“千万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寻一个儿，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另一面，她把人伦道德观念抛到九霄云外，与西门庆打得火热。作者极其真实地展示了李瓶儿性格的复杂性。花子虚被放出来后，因财产荡尽，不久就气病而死。西门庆正准备把李瓶儿娶过来时，又因杨戬倒台，他惶惶不可终日，无心顾及。李瓶儿忍耐不住，又嫁了蒋竹山。蒋竹山是个狠琐无能的人，无法填补李瓶儿空虚的灵魂。经过这次波折，李瓶儿更把西门庆看作理想的男子汉，死心塌地嫁给他。她痴情而幼稚，善良而软弱，对周围环境的险恶、人际关系的复杂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只是一味地满足西门庆的兽欲，希望西门庆对她也能痴情；只是一味地讨好西门庆的妻妾，希望能在西门庆家里安稳度日。但是西门庆这个市侩家庭，内部斗争有着原始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因此，李瓶儿虽然美貌温柔，虽然带来许多财产，而且还为西门庆生了个儿子，但是，这个温柔软弱的痴情女人，却被市井出身、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狠毒泼辣的潘金莲击败了，被这个野蛮的暴发户家庭吞噬了。李瓶儿的死写得极其动人，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没有这样淋漓尽致地描写一个无辜妇女被凌逼而死去的篇章。李瓶儿临死前，梦见花子虚带着官哥儿来找她，说明她内心的负疚，还是有罪孽感的；同时，又对西门庆一片痴情，牵肠挂肚，怕花子虚报仇伤害西门庆；又要西门庆“还往衙门去，休要误了你公事要紧”；又交代她死后不要花太多钱买棺材，“你往后还要过日子”。这个温柔善良而又因情欲而堕落的女人，在临死前灵魂受着煎熬，她的悲剧催人泪下。当然，作者并不认为这是社会造成的悲剧，却把它归罪于情欲。
庞春梅是潘金莲的贴身丫头，曾为西门庆所“收用”，深得西门庆的宠爱。她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通奸，西门庆死后被卖给周守备作妾，因生了儿子，成了守备夫人。后又继续与陈经济通奸，陈经济死后，又与守备老家人的儿子周义通奸，纵欲身亡。
庞春梅生性高傲，正如张竹坡所说于春梅纯作傲笔。”“于同作丫鬟时，必用几遍笔墨描写春梅心高志大，气象不同。”她虽然地位低贱，却“心高气大”。应该承认这里面包含着自尊、自信的合理因素。有一次吴神仙相面说她有贵相。吴月娘不相信春梅将来有做夫人的福分，认为“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也轮不到她头上。”可是，春梅却很自信：“那道士平白说戴珠冠，教大娘说有珠冠也怕轮不到他头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如果庞春梅性格中的合理因素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就会爆发出反抗压迫的火花，成为像晴雯那样“身居下贱，心比天高”的人，她的生命就会闪耀出动人的光彩。可是，庞春梅的自尊、自信却被扭曲了，向着恶的方向发展。她倚仗西门庆、潘金莲的宠爱，大施淫威，侮辱卖唱的瞎女申二姐，残害同房的丫头秋菊。当她有了权势之后，对孙雪娥进行报复，凌辱拷打，以致把她卖人妓院，其凶残狠毒不亚于潘金莲。
庞春梅当了守备夫人之后以贵夫人的身份重游旧家池馆，看到西门庆家的花园台榭，都已墙倒楼斜，昔日的繁华已冰消瓦解。“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笔点睛处也。”作者让庞春梅作为西门庆家兴衰的见证人，发出人世变迁、兴衰浮沉的叹息。
《金瓶梅》描写了市井出身的泼妇潘金莲、有贵妇人气度的李瓶儿和生性骄傲的丫头庞春梅，三个女人性格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淫。作者以这三个淫妇的名字命名小说，他的创作意图是很明显的，即戒色欲。西门庆和三个淫妇都生活在情欲里，“走情欲驱策的路，最后都惨死在情欲之手”气导致了家业的衰败。作者向世人发出了劝诫和警告。
《金瓶梅》里的应伯爵写得活灵活现又很有深度，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画廊增添了帮闲这种新的典型形象。
应伯爵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的儿子，一份家财都嫖没了，只好投靠西门庆，充当帮闲的角色，混碗饭吃。他聪明机敏，有文化，见识广，但好吃懒做，既不肯“十年寒窗苦”，在科举路上挣扎；也不愿经商做生意，为赚钱而辛苦奔波；更不可能去做工种田，自食其力。他只想过着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寄生生活，从主子那里乞讨些残羹冷炙，聊以度日。
他洞悉西门庆这个暴发户的内心世界，是钻进他肚子里的“蛔虫”。他知道西门庆须要靠吹捧抬高身价，他就瞎吹，说西门庆官服上的腰带是什么水犀牛角做的，“夜间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灭”，“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他知道西门庆庸俗不堪，精神空虚，他就与妓女们插科打诨，为西门庆凑趣解闷，他跪在小妓女郑爱月面前讨酒喝，让妓女打他的耳光。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大为悲痛，甚至不肯吃饭，应伯爵知道这时西门庆既需要安慰，又需要搭个台阶，忘掉悲痛，去寻找新的刺激和欢乐。于是他就劝解一番，让西门庆既做到“有情有义”，又能心安理得地再去寻欢作乐。他还时常为别人当“说客”，向西门庆求情，为自己捞点好处。如帮妓女李桂姐修复与西门庆的关系，取得李桂姐的酬谢；帮商人黄四向西门庆借银子，也得了一笔“手续费”。
应伯爵早已不是中国古代的那些侠客义士，肯“士为知己者死”，为认定的目标去赴汤蹈火；也不是封建官僚幕府中的幕僚高参，在政治风浪中，与主人共命运，为事业出谋献策。他只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虽然与主人也称兄道弟，实际上只是金钱关系。他用奴颜媚骨，用那点可怜的机敏，为暴发户们装点门面，消愁解闷，填补精神的空虚。所以，西门庆死后，应伯爵又投靠了新的主子张二官，又为他出谋献计，帮他娶李娇儿到家中做了二房，又介绍潘金莲如何美貌多艺，怂恿把她娶到家里。
作者非常憎恶这种帮闲人物。他在书中用一大段文字批评他们“极是势利小人”。但是，作者又如实写出他们可悲的一面。应伯爵生个儿子，这本是个喜事，但衣食无着，不得不向西门庆借钱，在强颜欢笑中，隐含着辛酸。
应伯爵这个卑琐的小人，在金钱社会里，扮演着小丑的角色，走完了可卑又可悲的一生。
陈经济也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在前八十回里，作者只用几个特写镜头把他好色淫荡的性格勾勒出来，到了西门庆死后的二十回，他成了作品里的主角，有了较多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