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赵炅，在大唐帝制继承制度紊乱之后，在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与寇准协议定立太子，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顺利交接做出了基础性安排，最后在大臣吕端的决断之下，保证了这个安排的顺利施行。于是，大宋没有乱，没有回到乱唐，更没有回到五代。
向契丹“请和”
契丹问题，让太宗与臣辅头痛。大宋满朝精英已经知道：契丹，也即大辽，是一个有力量的存在。它的力量不比大宋弱。“岐沟关之战”后，大宋停止了对契丹的战略进攻。公元989年，端拱二年以后，大宋更没有主动向契丹发起过攻击。契丹也渐渐有了收敛。淳化年间五个年头没有大的战事。想起太祖时代与契丹的和约，太宗认为，如果可能，就与契丹再次签订和约，而后，修德，未来的事，交给神。
于是，淳化五年九月，大宋开始主动请和。史上明白记录：
帝再遣使如辽约和，弗许。
太宗再一次派遣使者到契丹去请求恢复太祖时的和约，契丹不答应。
太宗当初“惟有战耳”“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这样的狠话放出，已经成为契丹的“民族创伤”，契丹不能忘。“乘胜取幽蓟”也是一句狠话，在占领敌方土地的战事中，“克”是指费力拿下；“取”是指不费力拿下。传统“春秋笔法”有此一说。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就特别注意此类“笔法”。当大宋放出话来，要“取”幽蓟，几乎等于是对契丹的一场羞辱。所以，终太宗一世，契丹没有原谅他。
南宋史论家吕中有一段话，说大宋与契丹的和战，颇有见地：
和非中国得已之计也。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与契丹和好，是中原不得已的办法。但即使如此，如果和好的要求出于契丹方面，则和约可以巩固；出于我这一方，则和约难成而败。太祖时，正当南征北战之际，而契丹与河东的北汉互相有军事同盟，即使以汉高帝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也会有被匈奴在平城包围的忧虑；唐太宗处此，也会有不得不借助突厥的举动。只有太祖专任边将，契丹来，就抗拒之；契丹走，就防御之。而且不派遣一个骑兵出境骚扰契丹，也不派遣一个使臣与契丹通和。一直到契丹的边臣有了向大宋求和的书信，而后命令边臣回答他们；必要等待契丹来使行聘礼，而后派遣使者到契丹去回报。这种做法，很得中原大国之体。真宗景德年间的和约之所以长久，而徽宗宣和年间的和约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景德之和，是契丹提出来的；而宣和之和，是大宋提出来的。
太祖时，契丹涿州的刺史耶律琮曾经致书大宋雄州知州孙全兴，认为二国可以不必打仗，长久为邻国。孙全兴请示太祖，太祖命孙全兴给耶律琮写信，认为可以。于是，与契丹有了“修好”的来往。太祖一朝，除了石岭关一战，何继筠打退契丹来援一战外，和约之后，没有战事。
契丹来“求和”事在大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但《续资治通鉴》又记录说，早在此前半年，也即开宝七年三月，太祖曾经“遣使如辽，辽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来聘，议和”。这样，似乎是大宋首先与契丹议和，而不是契丹首先与大宋议和。
此事不确。因为如果这一条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十一月间耶律琮与孙全兴的书信来往就没有了着落，而且以此为契机，后面的一系列展开，也都没有了着落。所以，宋人吕中的议论有根据，而“太祖于开宝七年三月‘遣使如辽’”说，是一种传闻异词，不足凭信。
御戎三策
且说太宗，见契丹没有和意，就再一次动了战争的念头，“于是募人泛海，赂女真及乌实等部叛之，二部不从”，招募精干人士，从海上到契丹后方，贿赂女真部落及乌实部落，让他们背叛契丹。但是这两个部落也不听从。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与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贡”。他们朝贡的路线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黄海到山东登州上岸。但契丹对此很不爽，于是在距离海岸四百里处下寨，增设军事堡垒三处，每一处有三千兵守卫，隔绝女真与中原的联系。于是女真再次艰难渡海，与大宋研究军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处堡垒铲除，女真愿意集合全国三十首领来做这一场战事。如果大宋确定日期，女真将首先集合兵众在北部等待。
这是一个机会，但大宋经历了“岐沟关之战”，已经没有必胜信念。史称“帝但降诏抚谕，不为出师”，太宗只降下诏书，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师。从此以后，女真只好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此时，再去约会契丹起兵，为时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994）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请和四个月前，高丽也曾无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试图与大宋恢复和好，要求大宋出师，与高丽夹击契丹，太宗也没有允许。从此以后，高丽也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契丹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可以全力对付大宋，而大宋还要对付西夏，此际，川蜀也乱起来。
在如此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太宗一朝，赵普、宋琪、张洎、田锡、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张齐贤等大臣无人认为可以“取幽蓟”，更不做“犁庭扫穴”之想。以张洎的说法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
下策是：“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训练士卒，拣选将帅，长驱直入，带上各种武器快意一战，与契丹决胜负于一场战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谦卑言辞，准备厚礼，以和亲政策与其通好，输送国货与其结好，虽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却可以停息边境战争之劳。
上策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整制修缮沿边城堡，依靠凭借天然险阻，训练武备，广积粮草，分兵屯聚边塞，契丹来就防御，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纪的中国精英，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上策”。太宗赵炅也选择了“上策”。
于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成为大宋帝国淳化年间之后的基本战略防御政策。
但契丹在大宋主动求和之后，另外就部署了三场局部战争，侵扰大宋。
第一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大宋胜。
第二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雄州之战”，大宋胜。
第三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永安军之战”，大宋胜。
三场战事，都发生在至道元年（995），而且都在边境发生，而且有两场都在府州也即折御卿镇守的陕北北部发生，而且大宋都取得了胜利。这样，太宗在群臣推演下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奏效：只要不主动攻取契丹守地，契丹奈何不了大宋。虽然想起“燕云十六州”来，就心痛心酸，但力量达不到，这个事实是必须在屈辱中承认的。
太宗晚年已经知道：必须“屈己”，“黩武”不是时机。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太宗最后一个年号是“至道”，自正月改元，到“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只有两年三个月时间。这也意味着，在太宗晚年，赢得了三场抗击契丹的保卫战胜利，但攻取契丹，已经不做梦想。
就在淳化五年九月，当月与契丹主动请和不成，太宗立赵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是册立太子的节奏。太宗对寿王说了一番话，特别能见出他苍凉的心境，但也是成熟的心思：
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推是而行，虽虎兕亦当驯狎，况于人乎！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信哉斯言也，尔宜戒之！
政治教化之设计，核心是得人心而不是扰人心。得人心最好的做法是诚信；不扰人心最好的做法是以“清静”而镇守内心。将这个法则推演开去，即使是凶恶的猛兽也会驯良，何况人呢！《尚书》有言：抚育我就是我的领袖，虐待我就是我的寇仇。这话说得很是精允。你要时刻警戒自己啊！
也在这个月，太宗为巴蜀之乱下了《罪己诏》。
到了十月，又将青州的“平卢军”改为“镇海军”，而杭州的“镇海军”则改为“宁海军”。由“平定”之义改为“镇守”之义，由“镇守”之义改为“宁静”之义，都在一步步收敛杀气。
十一月，太宗到国子监，看到大儒孙奭，就让他讲《尚书·说命》。
《说命》总三篇，也是“梅赜伪书”，但也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之久，至少，太宗时期相信它的真实性。这一篇《尚书》文献，讲述了殷商第二十二代君王武丁时的大臣傅说（二字读音“副越”，不是“传说”）的思想。太宗天性中似乎存有愿意效法古人的倾向，更对殷商历代明君有向往。《说命》中有言：
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这是傅说的名言，大意是：做事不效法古典经验，而能够长久立世，还没有听说过。
儒者孙奭讲《尚书》，就重点讲述了这句话。
赵炅听后，甚为激赏，赞叹道：
“此至言也！羡慕殷商的君王武丁能得到这么优秀的贤相！”说罢，叹赏了好久。还有一种记录说：太宗有意要激励臣辅，于是对跟从他的辅臣们说：“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得邪！”上天以优秀的宰辅佐治殷商，朕怎么就独独得不到这样的人呢！
效法古人，在政治论域内，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说法就是“法先王”。这是传统中国政制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先王”，狭义指尧舜，广义指尧舜以来的所有圣王，包括本朝逝去的圣王。在后世看来，殷商的汤王就是三代时期的圣王之一。赵炅曾经祈雨，甚至“欲自焚”，就是一种自觉的“法先王”行为。
“法先王”，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保守主义理念相近，都是承认人类政治经验具有积累的价值，值得回顾。在中国，这类经验曾长久地得到朝野肯认，直到近代以来流行种种激进思潮，才对“法先王”说法有了敌意十足的痛贬。
太宗在国子监，听孙奭讲解武丁和傅说的故实，意味深长，具有“大宋家法”的性质，所以真宗要仿效，仁宗要仿效，后代帝王纷纷仿效，都要听取“师傅”的儒学义理讲述，于是形成了制度化的“经筵”。
但不止于此。细细阅读这一段记录，也可以约略考见太宗当下心境的苍凉，他也意识到大宋此际，不仅没有可以辅佐他“达致三代之治”的人才，似乎也没有可以辅佐他“恢复汉唐疆域”的人才。他对大臣们有点失望……
求才
就在这个月，天降大雪，似有瑞雪丰年之兆，近臣开始向太宗称贺。但他似乎一点也不高兴。他想的还是人才。他说：“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转运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这么多士大夫在朝廷，朕想求一个胜任转运使、三司判官的人才，居然都得不到！于是，下诏，要宰辅吕蒙正以下直到知制诰，都要举荐可以任事的人才，每人要举荐一个人。
太宗晚年，求才若渴。
吕蒙正上奏说：“臣备位宰相，以进退百官；今独举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广也。”臣，作为宰相，主要是在百官中建议推荐和建议罢免，现在只推举一二人，恐怕在向天下显示宰辅之量不够广大。
吕蒙正的意思是：举荐一二人，这活不是宰相干的。
吕相一生做事，此事最无格局。略通逻辑，即可明了他这种塞责之语，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可能。春秋责备贤者，吕蒙正此际大约昏了头，往日的明断一丝不见，仿佛说此话的几乎就不是那个随身带着“夹袋”，准备推荐人才的吕蒙正。史上这类记录，往往令人慨叹：人的复杂性远不是标签可以界定的。
太宗很温和地说：“前代亦合有宰相举官故事，可令史馆检讨之。”前代各朝，也应该有宰相推举官员的案例，可让史馆官员到史册中去找一找。
于是史馆将历代宰相推举官员的案例拿来给太宗。
太宗再次召吕蒙正等人说：“虞丘子举孙叔敖，崔祐甫举吏八百，狄仁杰自举其子光嗣，何谓无也？”昔日楚国宰臣虞丘子推举了孙叔敖，大唐宰臣崔祐甫推举了各级官吏近八百人，另一个宰辅狄仁杰还推举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等等，很多宰辅推举人才的故实，怎么能说没有呢？
然后，太宗还书写了一幅文字给吕蒙正等人。文字内容是当年楚国清官孙叔敖死后，儿子清贫，表扬艺术家优孟扮演孙叔敖，感动楚王，赏赐孙叔敖后人的故实。
于是吕蒙正等人开始各自举荐人才给朝廷。
举荐人才，在《宋史》中，凡有必书。这个故实也可以看出，不是人人都愿意，并有能力举荐人才的。这事一方面源于举荐者确实没有发现的眼光，另一方面，大宋有制度性规定：被举荐的人才如果一旦有罪，举荐者要有连带责任，有时处罚还很严重。这就使举荐者心怀畏惧，多一事实在不如少一事。大宋，以及历朝历代，持此姿态者，太多。
太宗晚年，对此有感觉。但如何解决，终大宋一朝，没有有效措施。不能，或不愿意举荐人才，是传统中至为沉闷、平庸之流弊。但惟其如此，对比中，更可以见出能够并愿意举荐人才，不计个人得失，敢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圣贤气象。
到了转年，至道元年（995）八月，太宗更以开封尹寿王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大赦天下。大宋如何对付契丹这个北方的强敌？使命已经开始向继任者真宗大帝转移。
文明竞赛
至道元年初，与契丹的三场战事之后，太宗一朝与契丹再无战事。相互之间好像已经不再比武力，而在比文明。
契丹的文明，与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时代比较，有了长足进步。现在的萧太后与耶律隆绪受中原文明浸染，很多地方与大宋比较，似并不逊色。将这两年大宋契丹的“文治”作一比较，似不难看出二者的“文化竞赛”意味。
至道元年八月，大宋册立太子，大赦天下。
契丹命人修山泽的祠宇、先哲的神庙，准备祭祀——这样，契丹国境内，诸州的孔子庙、黄帝祠、大舜祠，都得到修缮。契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承认黄帝谱系的，接受尧舜传统的。所以，以今日文化整合大系统考察，契丹，是“我国”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的北方政权，而不是“外国”政权。
这个月，大宋，以尚书右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要太子见二人如见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李至等上表恳让，太宗下诏不许。太宗对李至、李沆说：“太子仁孝贤明，正仰赖爱卿等以正道辅佐。太子如果做事有不当之处，你们一定要尽力给他指出，不要顺从他啊！”
到了九月，契丹认为南京也即燕京太学生员越来越多，特意赐给水硙庄一区，供太学生居住使用。契丹也是有太学的。
冬十月，契丹还下诏，令诸道要设置“义仓”，每年的秋天，按照各地收获多少，拿出一部分来充实“义仓”。有关部门要监察、检查。到了年岁不佳时，就用“义仓”放粮赈济灾民。契丹也是有“荒政”的，荒年救济灾民之政制，契丹显然是从大宋“常平仓”得到启发。
十二月，大宋群臣奉表要给太宗加上尊号曰“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连上五次，太宗不允许。这一年，大宋制作了铜金属的天文气象仪器：浑仪、候仪。制造者是秋官正韩显符。太宗下诏，在司天监建筑一个高台置放，以此展开天文气象观测活动。
此前，高丽连续多年向契丹朝贡，契丹派遣翰林学士张幹等人，册封高丽王治为高丽国王。王治派遣童子十人，到契丹留学，学习契丹语。契丹所属的铁骊部落，向契丹进贡猎鹰、战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