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沬：体制内的将军，体制外的刺客
《史记》将曹沫列为刺客第一人，而明朝的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则将其视为后世侠客之祖，可见，侠客与刺客在本质上是有共通之处的。前者的记述很简略，曹沫劫盟的动机、过程、结果，三言两语，一位大侠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亦如大侠行事，雷霆而来，电闪而去，每一个动作都是永恒，每一句话都是经典。而后者是与史实结合十分紧密的演义小说，在场面、过程的描写中，则博采各家撰述，充分发挥演义之功能，极尽渲染，大加铺排，事从史出，人从洱出，以人带景，以景托人。将历史人物当小说人物看，则人添生动，史添真实；将小说人物当历史人物看，则人有来历，事有出处。两本书，两个人物，事虽不同，人亦有别，一者为史，一者重文，但都堪称大家手笔，而记叙与描写之别，也是史与文之一大分野。
曹沫乃鲁国现役将军，其参与两国会盟，也是将军身份，其言行实属体制内范畴，又是如何成为体制外的侠客之祖呢？
让我们置身于事件的过程中去认识吧。
齐与鲁接壤，齐在管仲的苦心经营下，一时雄霸天下，而鲁则沦为弱国。春秋无义战，此前齐鲁三战，鲁皆败北，丧师失地，备受强邻污辱，而鲁国三战三北的统兵将领便是曹沫。齐桓公乃春秋五霸最先一霸，曾九合诸侯，风光占尽。初霸时，他邀集诸侯参加北杏会盟，想正式确立霸主地位，可只来了四个小国应景，如同一场精心策划的体育盛会，却无多少队伍前来捧场。四国中，宋国稍强，还在中途逃盟了，齐的邻国鲁国干脆不来，弄得齐桓公和管仲很没面子。可霸主的旗号打出了，就得行霸主之事，礼请不动，便加刀兵，以强力征服。经过一番策划，齐人一举灭掉鲁的附庸遂国，先给鲁人一点颜色，然后大兵压境，声讨鲁国拒盟之罪，并约两国君主会谈。鲁君臣经过一番计议，决定屈服，去参加齐鲁会盟。齐鲁是甥舅之国，此时，在国家利益面前，亲情早已变成一片遮羞布。鲁庄公接到齐桓公类似战书的邀请书，忙不迭答应会盟，但条件是，齐军退回齐境，否则鲁国有签订城下之盟的嫌疑，太没面子了。齐桓公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征服鲁国，给诸侯施压，然后成为天下霸主。于是，退兵于齐境柯城。
鲁庄公起程前，征询大臣谁愿意陪他去，曹沫挺身愿往。鲁庄公问，你三次被齐人打败，你不怕他们笑话你吗？曹沫说，正是三败之辱，我才要一举雪三耻。鲁庄公想这次不是打仗，谈何雪耻，便问，你如何雪耻，曹沫说，君当其君，臣当其臣。鲁庄公说，我今天不得已答应会盟，与再吃一次败仗没有区别，你既然可以雪耻，那就一起走吧。
请注意：曹沫此时从内心已脱离了鲁国将军的身份，游离于体制之外，决定以非常手段来达到体制内无法实现的目标，所谓：君当其君，臣当其臣。言下之意，你做你在体制内应当做的事，我做我的在体制内无法做的事。进一步再说，我的事情做成了，功归国家，失败了，罪在自身，与鲁国无关。
齐桓公事先筑起七层会盟坛，旌旗耀日，钟鼓喧天，壮士夹道，气势非凡。他只允许鲁国一君一臣登坛，而七层台阶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齐国勇士。与其说是两国元首会谈，实无异于强迫对方签订投降书。弱国无外交，自古如此。曹沫身穿铠甲，手提利剑，陪鲁庄公登坛。鲁庄公早已吓得面无人色，一步三颤，曹沫则面不改色。齐国一个近臣以两国会盟为由，要求曹沫把剑放下，曹沫不说话，眼睛只一瞪，那人便被吓得倒退几步。会盟开始了，双方君主要举行歃血仪式，这时，曹沫却突然冲上前去，左手扯住齐桓公衣袖，右手按住剑柄。管仲吓坏了，急忙扑上去，用身体挡在齐桓公前，问曹沫：你想干什么？曹沫说，鲁国屡遭战争侵害，国家快要亡了，你既以济弱扶贫号召诸侯，为什么不替鲁国想想？管仲说，你说说你的要求。曹沫说，你们齐国恃强凌弱，夺我汶阳之地，现在只要还给我们，我们君主才会与你们歃血为盟。管仲回头对齐桓公说，答应他吧。齐桓公虽不可一世，可当下在曹沫手中，忙说，曹将军松手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听了这话，曹沫丢了剑，亲手端着装血的器皿，两国君主歃讫，他又对管仲说，你是齐国的实际主政者，我还要与你歃血为盟。桓公说，用不着管仲，我亲自与你盟誓。他蘸上血，向天指日说，我要是不归还所占鲁国土地，有如此日！
在战场上，曹沫一败涂地，在谈判桌上，他采用非体制手段，赢来了体制化的大胜。按礼仪规则，君主只可与君主，大臣只可与大臣对等盟誓，而此时，齐桓公在曹沫的利剑下，方寸已乱，以大国君主之尊，主动要与弱国大臣盟誓，可见非常手段往往可取非常之功。
精彩的还在后面。齐桓公当场遭曹沫之辱，君辱臣死，齐国大臣不答应了。刚才是自家君主在人手中，不便发作，现在群情激奋，要求桓公允许他们劫持鲁庄公，以雪曹沫之辱。桓公安慰大家说，我已答应人家了，匹夫说话都得算数，尚且不失信于人，何况大国之君？
这是《东周列国志》的说法，而《史记》的记载却相反：“桓公怒，欲倍其约。”还是管仲深明大义，他对桓公说：“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
从史学的可信度而言，当然，管仲有此胸怀，方可佐桓公成就霸业，而从演义小说来说，将管仲的话移花接木于齐桓公，更符合人物行动的分配逻辑：鲁国一方，突出臣，弱化君，齐国一方，强化君，淡化臣。而事件的结果都是一致的，齐国如约，鲁国收回了三次败仗丢失的全部国土。
在这里，曹沫的行为显然是违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规则的，但，这只是微观视域的道义。齐国弱肉强食，侵占魯国从周天子那里分封而来的世袭国土，则从根本上摧毁了时代秩序，曹沫以违反小义的手段获得了维护大义的结果。他的行为，千古以来，非但没有受到指责，却得到了广泛追捧，而齐国君臣履行承诺，也被历代赞美。说明什么呢？体制内部是需要非体制的力量来平衡的，在单一的体制下，如果只允许一种力量存在，要不，铁板一块，表面的繁荣稳定，隐含着僵死的危机，要不，轰然倒塌，造成社会的全面动荡；而在文化价值体系内，更需要价值指向的多元化，单一的评判标准，并不能涵盖纷繁的社会生活，评判标准的单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精神资源的趋向枯竭。先秦社会之所以活力四射，其魅力超越百代，仍为现代人所仰望，因素固多，但其自由的文化精神，多元的价值标准，则是人类从来的不懈的追求。
二、逃难路上：遍地侠义
伍子胥选择了逃亡。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他与哥哥一起回去，非但救不了父亲，只能落得一个满门冤魂的结局。也因为他一个人的存在，使得楚阔君臣惶惶不可终日，使得吴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也使得那一段的中国历史玄机四伏，气象万千。《史记》记叙了伍子胥的逃难过程，《东周列国志》描写了这一过程，描写再一次使得记叙波澜横生，更富于民间色彩和底层意识，也使得普通人与英雄有了同享侠义精神的理由，而且，正是由于普通人侠义精神的无私襄助，才使得英雄有了成为英雄的可能。普罗叙事理论中的“助者”，在中国文本中得到了模范的回应。
第一个“助者”：伍子胥之妻贾氏。
著名小人费无极是非要灭了伍氏全家才甘心的，尤其那个勇可拔山扛鼎，智足经文纬武的伍家老二伍子胥。老大伍尚应召回来救父了，老二伍员没回来。费无极知道，只要伍员不死，他的小人也就快要当到头了，他建议那位在他一手策划下，把儿媳据为己有，从而引发楚国大灾难的楚平王，火速逮捕伍员，勿使逃脱。大夫武城黑领命，率二百名悍卒，直扑家在棠邑的伍员。伍员打听到消息，他的判断得到了证实：父兄果然死于非命。他大哭一场，对妻子贾氏说：“吾欲逃奔他国，借兵以报父兄之仇，不能顾汝，奈何？”贾氏见丈夫在如此紧急关头舍她不下，睁大眼睛怒斥道：“大丈夫含父兄之怨，如割肺腑，何遐为妇人计耶？”说完，她转身回到内室，自缢而死。绝了牵挂的伍子胥，伏在妻子尸体上大哭一场，草草掩埋，立即收拾包裹，身穿素袍，贯弓佩剑而去。
父兄不得已而死，妻子主动而死，失了牵挂的伍子胥成为一个彻底的无助者，从而也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人。自由人是有力量的，其力量来源于可以全神贯注，针对一个单一的目标。
因此，贾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使得主要行动者伍子胥的行动目标由至少两个简化为一个：报仇。她本来可以成为他报仇行动的助者，但，现实条件却使她成为一个阻碍性因素，她用生命克服了由她带来的阻碍。
于是，她成为整个行动的第一个助者。
第二个“助者”：申包胥。
伍子胥一心想逃往吴国，可路途遥远，一时难达，突然想起了被父亲夺了未婚妻逃奔宋国避难的太子建。楚与宋接壤，伍子胥一路奔宋。前面忽然出现一队车马，他担心是楚兵截路，伏在林中观察，却是八拜之交申包胥，因出使他国要返回楚国。伍子胥跃出林外，老朋友见面，百感交集。他把自己的遭遇哭诉了一遍，朋友为之恻然动容，问他如今何往，他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奔往他国借兵伐楚，生嚼楚王之肉，车裂无极之尸，方泄此恨。朋友劝他说，楚王虽无道，可他是君，你家几代人食君禄，君臣之分已定，哪有臣子给君王记仇的？伍子胥反驳说，夏桀商纣都是君，都丧于臣子之手，因为他们无道。如今楚王劫夺儿媳，抛弃王位合法继承人，听信谗佞，屠戮忠良，我请兵回来，就是要为国扫荡污秽，何况还有骨肉深仇？我若不灭楚国，决心不在天地间做人！申包胥说，我要鼓动你报仇，则是对国不忠，要阻止你报仇，又会陷你于不孝。你努力吧，作为朋友，你的行踪我绝对不会泄露于任何人。不过，作为朋友，我同样要告诉你：你能灭亡楚国，我必然能挽救楚国；你能给楚国造成危险，我必然给楚国能带来安全。
申包胥的“助者”功能似乎不明显，若伍子胥深藏不见，便不存在泄密问题。但，他仍是助者。这不仅仅在于，他回国后确实没有泄露伍子胥的行踪。他是行动者在孤独的逃亡路上遇到的倾诉对象，伍子胥通过这次倾诉，明确了，也坚定了对行动的信心。如果说，逃亡之初，更多的是感性的冲动，那么，现在，理性已经主导了他的行动，使得这个行动持久不懈，指向目标。而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的申包胥，在朋友信义面前，他率先选择了信义，隐瞒了事实真相，而当国家危机时，他在秦庭大哭七天七夜，搬来救兵，挽救了国家。而“存楚”、“安楚”行动，是他对朋友的事先声明，一方“覆”、“危”，一方“存”、“安”，双方的行动目标都实现了，从而，完成了另一个层面的信义。
一念存心，坚忍不拔，覆人之国，危人之国，伍子胥乃侠之大者；存朋友之义，解国家危难，赤胆诚心，忠义两全，申包胥同样侠之大者。
第三个“助者”：东皋公。
伍子胥逃到郑国，找到了太子建，可客居他国的太子建居然阴谋发动叛乱，夺取郑国，事泄被杀。伍子胥只好领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再次逃窜，目标是吴国。陈国居于郑吴之间，乃小国，不足与楚抗衡。出陈通吴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险要的关口为昭关。楚派右司马率大军驻扎于此，专门负责缉拿伍子胥。伍子胥在离昭关还有六十里地的历阳山，藏身密林，伺机出关。正在无计可施，突然，一老者携杖入林，径到面前，张口就问：莫非你就是伍员？伍子胥吓坏了，说：你问这干什么？老者说，我是扁鹊的弟子东皋公，自小周游列国行医，如今年老，隐居于此。前几日，守关将军患病，请我出诊，我看关前悬着的画像，与你相似。你不必隐瞒，寒舍离这里不远，我有话对你说。伍子胥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安顿东皋公说，我有父兄切骨之仇，誓欲图报，幸勿泄露。东皋公说，我是医生，只有济人之术，没有杀人之心。你到这儿住一年半载，也无人知觉，只是你要出关就难了，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东皋公每日酒食款待，一连过去七天，却不提过关之事。伍子胥说，我有大仇在心，以刻为岁，迁延于此，宛如死人，先生乃深明大义之人，你就可怜可怜我吧。东皋公说，我已有计在心，只是要等一个人来。伍子胥狐疑满腹，是夜，寝不能寐，想辞别东皋公独行，怕过不了关，反惹其祸，想这样等下去，又不知要等到几时，等的又是何人。辗转寻思，反侧不安，身心如在芒剌之中。睡下，起来，起来，睡下，在房间来回折腾一夜。天明，东皋公叩门而入，见了伍子胥大吃一惊：你的头发怎么白了？伍子胥不信，揽镜一照，已是苍髯老者矣。他一下百感交集，痛彻肺腑，投镜大哭道：一事无成，双鬓已斑，天乎！天乎！东皋公说：你不必悲伤，这正是好事。头发变白，人们一时难辨，只是你状貌雄伟，太过显眼，我等的人也正好到了，咱们依计而行。来人叫皇甫讷，身长九尺，眉广八寸，身高面貌与伍子胥相似。皇甫讷与伍子胥互换衣服，皇甫讷走在前面，伍子胥跟在身后，扮成仆从，到关前，军士果然将假当真，假的故意装作惊慌失措状，趁混乱，真的已越关而去。然后，东皋公又去救出皇甫讷。
在这个情节单元里，“助者”并非东皋公一人，明显的还有皇甫讷。除此，尚有暗含的幕后助者：天。人道感动天道，让伍子胥一夜愁白少年头。还有一个暗含的幕后助者，却是负责捉拿伍子胥的楚国司马。因医患关系东皋公针对他设置计谋，得逞后，再拆解计谋，保证不让协助他的皇甫讷受无妄之祸。
阻碍者变成了事实上的助者。
这是以东皋公为核心组成的一个助者群。
第四个“助者”：左诚。
混出昭关，伍子胥心中暗喜，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放开脚步，向吴国方向奔去。走出数里，碰到一人，名叫左诚，职司昭关击柝吏。他是城父人，曾跟伍家父子打过猎，认识伍子胥。一见面，左诚大惊道，朝廷正在追捕你，你是怎样出关的？伍子胥撒谎说，楚王知道我有一颗夜明珠，问我索取，可此珠已落人手，我去讨回来，刚给守关将军说了，是他放我出关的。左诚不信，他说，楚王有令，谁把你放了，全家处斩。你跟我回去，问明了主将，方可放行。伍子胥说，见了主将，我就说美珠已找到，交给了你，你如何分辨？替你着想，不如作个人情放了我，将来也好见面。左诚知道伍子胥英勇难敌，便让开大路，任他逃去。他回到关上，也没向人说起这件事。
左诚无法以己之力阻碍伍子胥的行动，他以保守秘密的方式成为行动者的助者。
第五个“助者”：渔丈人。
伍子胥摆脱了左诚，赶到鄂渚，遥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涛无际，无舟可渡，前有大水，后虑追兵，当下之急，急过此前任何时候。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忽见一渔翁驾舟从上流飘忽而下，舟小浪激，如风中枯叶。伍子胥大喜道：天不绝我命也！放开嗓门大呼：渔父救我！渔父速速渡我！那渔父是个乖觉人，正欲拢船靠岸，忽见不远还有别人，乃放声唱道：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逃难途中的伍子胥格外警觉，闻歌会意，领着公子胜沿江朝下游奔去，见到芦洲，却不露面，隐身其中，静待事态。少顷，渔翁将船拢岸，却不见来人。又放声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