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解遇到一件为难事，他的外甥借舅的名声强梁霸道，一次与人喝酒时，对方不能喝了，他抓住人家往嘴里硬罐，那人恼怒，拔刀杀了他，亡命天涯。郭解的姐姐怒气冲天，说：以我弟弟的声名权势，竟然有人敢杀我的儿子，而且，还让凶手逃走了？这女人的办法很绝，她将儿子的尸体不予安葬，而是扔在大路边，目的在于，让大伙都看看，你们心目中的大侠，我的亲弟弟，多大的能耐！郭解见状，自己不出面，让人侦察到了凶手的下落。凶手吓坏了，急忙向郭解投案自首，说明了事情的真相。郭解说，你杀得没错，错在我外甥。他放走了凶手，将已经死了的外甥数落了一通，然后安葬。人们看见他恩怨分明的行事方式，更加崇拜他了。
声名显赫的郭解，每逢他出入，人都回避一旁。但有一人不把他放在眼里，看见他来了，神情倨傲，不答理他。郭解派人去问那人姓甚名谁，他手下的人要杀了那人，郭解说，生活在一个城市，不受尊敬，说明是我的德行有问题，不怨别人。他暗中给政府官员说，这个人，是我铁哥们，该他服的劳役，你给免了。几次轮到那人服劳役时，却没人派遣他。那人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原委，顿时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光着膀子，向郭解登门谢罪。年轻人听到，通过这件事情，对郭解更崇拜了。
又有一件事情颇为棘手。洛阳地方某人有一仇家，积怨一直不能化解，地方德高望重者数十人纷纷出面解劝，还是无济于事。有人请郭解出面，郭解趁夜登门造访那个仇家，仇家虽然心中十分不愿意，还是给了郭解面子，答应释怨合好。郭解对仇家说，你在洛阳地面生活，我听说那么多有身份地位的人做过你的工作，你一概不听，承蒙你听了我的话，但这将置地方贤达于何地？于是，他悄悄离开仇家，又让地方人士出面，把化解矛盾的功劳归于地方人士。虽然，郭解有如此大的权威，却仍然谦抑自守，不事张扬。他的影响已越出本地，外郡县有人求他办事，能办，他才出面，不能办，说明情况，对当事人善加安抚。时间一长，各界人士更加敬重他，争相为他效力。郭解的家中藏匿了许多犯法避仇的亡命之人，本城及外地很多崇拜郭解的人，故意在夜间赶车从他家门前经过，借以帮他疏散这些人，经常一夜间，从门前过往的多达十余车次。
郭解有如此大的势力，可他家却并不富裕，家产满打满算还不到三百万钱，在当时，属于穷人。朝廷有令，必须将各地富豪迁往长安近郊的茂陵一带定居，以便控制。郭解也在被迁之列。可他的家产实际上达不到迁居要求，负责这件事的地方官吏非常害怕，既怕朝廷开罪，又怕郭解报复。大将军卫青听说这件事后，对汉武帝说，郭解是穷人，达不到迁居要求。汉武帝说，一介平民，连你这大将军都替他说话，他还算穷人吗？郭解搬家时，当地有钱人给他赠送的路费多达一千多万钱。负责迁送郭解一家的是时任本县县掾的杨季主的儿子，郭解的侄子一刀将这位迁送官的头砍了。从此，郭杨两家结了死仇。
到了关中，当地贤豪无论先前与郭解认识与否，都闻名而来，争相结交。郭解个头小，不喝酒，出入也不骑马。过了几天，杨季主又被人杀了。杨家人向朝廷告状，告状者却被人杀死在朝堂外。汉武帝大怒，下令逮捕郭解。郭解闻讯而逃，将他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躲在临晋。临晋的籍少公不知道郭解的底细，就放他出关，逃往太原，凡经过之地都亮明身份。朝廷官员跟踪追到籍少公那里，少公自杀，线索断了。过了很久，郭解还是被抓住了。可经过审查，郭解所犯罪行都在朝廷大赦前，无法给他定罪。他的家乡有一位儒生陪同朝廷使者时，有一个宾客赞美郭解，儒生反驳说，这种人专门以作奸犯科为能事，哪能算得上好人？郭解手下听说后，立即将该儒生干掉，并割了舌头。官府以这件事追究郭解的罪责，可郭解确实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凶手也息踪灭迹，成了一桩悬案。查办此事的官员只好上奏，要求判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却上奏说，郭解身为布衣，任侠行权，以小事屡屡杀人夺命，有些事他虽然并不知情，可这罪行比他亲手杀人还严重呀，应该以大逆不道罪论处。郭解于是被满门抄斩。
在司马迁眼里，郭解之后，虽自称侠客者众多，可真正的侠却不多了。
把郭解的行状作为从头到尾展示出来，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在秦以前，诸侯割据，华夏大地被分割为一个个利益集团，每个集团中，又政出多门，大山并峙，大山中又小山头、攒集，侠，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和异己的力量，穿梭于各集团之间，为知己者用，为出资者用，为民间无助者用。这个阶层，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也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可秦汉以降，天下复归一统，以皇权为核心的国家公权，便成为天下唯一的、不容置疑和挑战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民间权利诉求的侠，便成为代表国家权利的皇权之死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皇权凭借着强大的国家公权，以国家的名义、以法律和秩序相号召，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一齐向散落于民间的侠碾压过来。侠的生存空间的日益萎缩，乃至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民众的利益诉求，只剩下以维护皇权为根本目标的公权之一途，从此，当民众利益被无限剥夺，民众生存不下去时，只能借助暴力抗衡，而在日常生活中，民众在得到任何公权所应该给予的待遇时，都是皇家的恩赐。这恩，是要记在皇上头上的。有恩，就得报恩，报恩的形式是没有底线的，或者无偿奉献物力，或者，甘愿付出生命。
四、侠客与刺客的边界
侠客是代表个人行权的，他们干预社会的动机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一个侠客，就是带有自足色彩的组织和行动单位，侠的山头字号，既是组织的名称，也是行动的纲领。他只为自己负责，自己的名声，便是对自己最大的约束力量。儒家文化鼓吹个人可以通过克己，通过修身，通过养气，而实现个人道德的完善，但，实践下来，往往变成了一种美丽的说法，一句带有蛊惑企图的标语口号，一片遮羞布，越是大奸元恶，越善于把辉煌的措辞搬来，作为自己的行动掩体。
侠不是这样。侠是行动者，说得少，做得多，如何说的，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做的，才是关键。而侠所做的，往往是具体的事情，也往往与个人有关，做了，还是没做，做得好还是坏，是可以量化考察的。这与儒者构成了区别。儒者开展人生行动，是要把自己融入群体中，更多的是融到政体中，如此一来，个人首先得化人群体或政体中，以丧失个人的自由为代价，换取行动的权利和自由。但，当行动的权利和自由到手时，原来的人生理想大抵也损失殆尽了，甚或会走向反面：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为自己和他人主张利益，而当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则会毫不犹豫地主张自己的利益。
刺客的行动过程是自由的，即以什么手段实现行动的目标是自由的，这与侠可以等量齐观。可是，刺客行动的动机却是他者授予的，行动的目标也是他者指定的，刺客事实上是以雇员的身份开展行动的。如果说，侠实施行动是为了惩恶扬善——至少出自自己的善恶观——的话，那么，刺客的行动便带有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无理性。行动时，善恶观念，道义律条，这些在侠看来无比重要的，对行动有质的规定性的概念是缺席的，剩下的，只是行动。也就是说，行动的主体是被架空了的，行动者并非行动者自身，他者是行动的主体，行动者沦落为行动的工具，他们只是失去个人主张的行动者。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在行动之初，他们对他们的行动目标是陌生的，与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无关的。当他者处心积虑，让他们与他们的行动目标建立联系后，当他们开始行动后，他们的身上才逐渐展露出了可敬的品质，主要是：为兑现承诺不计生死荣辱一往无前的精神。司马迁说得好：、“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然而，我们不可忽视刺客的多面性，当他与善结盟时，他有可能成为善的助推器；当他与恶联袂时，受伤的一定是善；当刺客为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时，受伤的一定不是某个单纯的对象，而是一种社会运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