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在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显得很神秘。您既写诗歌，又写报告文学，还写长篇小说。您的诗《周总理，你在哪里》《请允许……》都被谱写成歌曲，广为传唱；您的报告文学、长篇小说、电视剧连连获得大奖，反响强烈。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是怎样同时从事多种样式的写作的？您为什么在文学创作上做出这样的选择？
答：写作是很难的，想在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上取得成绩都是不容易的事。我为什么要从事多种样式的写作呢？我不知道别的作家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而我，我想，仍然是因为生活。
既然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我们的生活又是这样丰富多彩。中国，我的祖国，她是这样古老，又是这样年轻，有着最最崇高的美，也有令人十分愤怒和不能容忍的丑恶事物。生活中有这样多的是非、美丑需要明辨。它们常常这样猛烈地撞击我的心灵，使我忍不住地要哭、要笑、要歌、要唱、要呼唤、要呐喊，使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这时，我发现，单单使用一种文学样式写作就远远不够了。单单使用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写作，都会让许许多多生活素材和感情积累白白浪费掉。
生活多样化，反映生活的手段也应该多样化。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各种研究方法和手段正在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在文艺创作中，是否也应如此呢？我想是的。而文学的各种样式都有它的特点和长处，我尝试着从各种样式中吸取长处，让它们互相作用、产生变化。这是非常有趣的工作。比如：我试着把诗引进歌，引进小说和戏剧；又把戏剧引进诗和报告文学……这样，我就可以在各种变化中表现自己的特点，努力做到既不重复别人 ，也不重复自己 。我的作品也许还不成熟，但它决不会和任何人的作品混同或类似。这种劳动也许是复杂的和艰难的，但越是复杂和艰难的劳动，却越能吸引人，不是吗？
问：您的报告文学《船长》，是不少青年喜欢的作品。他们说，读了之后使人仿佛沉浸在一种温馨、崇高的气氛里。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怎样采访主人公并写出这样一部杰出的作品的？
答：贝汉廷是个有名的船长，熟悉他的人很多。我首先找了他上下左右的各方人士，找了他船上的政委、大副、二副及文中所写段落的许多有关者、参与者，请他们根据自己的记忆广泛地谈了事件，谈对贝汉廷的了解、认识、看法以及听到的有关他的一切传说……至于对贝汉廷本人，我则毫不留情地“折磨”他，让他反反复复地谈他自己，谈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的爱好、他的欢乐、他的苦恼、他的向往、他的梦境……总之，一切。
当然，这“折磨”是我的夸张说法。事实上，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不断地寻求他感兴趣的话题，根据他的性格、特点，千方百计地加浓他的谈兴……一次、两次；两天、三天，常常是谈得大家聚精会神，兴致勃勃，笑声不断。只要他一耸起肩膀说：“不是谈过了么？”或“我有材料，我拿给你们看吧！”这时我就立即把话题引到另外的方面，尽力不使他厌倦，而让他沉浸在回忆的乐趣之中……就这样，我随着人物及事件的感情起伏，同样沉浸在人物的欢乐和痛苦之中。在访问过程中努力加深对人物的了解、感情和尊重，并以此反复印证和提炼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这样，在采访结束之后，人物已经像老朋友一样清晰地活动在我的视野之中了。
《船长》一文所写的各个段落都是事实，但所有的事实又都经过我自己思想感情的过滤、提炼和概括。我写这篇东西时，在反复琢磨如何刻画主人公时，心里同时想着我的许多年轻的朋友和整个青年一代，希望我对待生活的看法能多少对他们有些影响。希望他们和我一样，能从令人敬重和喜爱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使主人公成为吸引他们并为他们愿意效法的榜样。因此，构思、选材、手法……都是根据这一目的取舍安排的。
问：您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发表后，特别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之后，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改编成电视剧后，在整个社会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我们想知道，您是怎样选择这样一个重大题材的呢？您是怎样熟悉那种生活的？您还打算继续写吗？
答：青少年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每一次战争和大的社会动乱之后，青少年犯罪的数字必然会激增，成为较长时期内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
但可惜，不是每个人都认识这一客观规律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几年，还有着不少数量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个事实，使得许多人困惑、悲观、失望，有的甚至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怀疑。我为这些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青少年犯罪既然是个世界性问题，又是牵涉到社会治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所以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早年，苏联的马卡连柯在解决战后流浪儿及其再教育问题上对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也仍在竞相研究。我们中国是怎样解决“十年动乱”后的这一问题的呢？举世为之瞩目。应该说我们中国在对付犯罪的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长期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教育改造的方针下，又创造了工读学校这种独特的样式。它既不同于苏联马卡连柯的工学团，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感化院及某些特殊学校，它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
这是中国人民对这一世界性问题的回答，也是中国公、检、法机关及中国的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在这一世界性问题上作出的独特贡献。
那么，我，作为一个作家，又恰恰接触过这方面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真切感受，就自然而然地想把这方面的生活再现出来，作为对这一世界性问题及这一段时日的历史回音，奉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我是怎么熟悉那段生活的呢？那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年，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作人员，我参加了北京市全面取缔妓女、消灭卖淫制度的工作，在一位老文艺工作者的带领下，和公安局的同志一道，进驻了妇女生产教养院。这段时日不但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新旧社会的对比，加深了对党的感情和理解，同时也引起我对社会问题包括犯罪问题的深刻兴趣。我曾不止一次地到监狱、劳改场所，各种类型的教养院、孤儿院、少管所……去调查访问，深入生活。年，当北京成立第一所工读学校时，我便以“一个青年教师”的身份深入到工读学校生活了近两年，直接参加工作。
这期间，我曾耳闻目睹了多少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是无从想象的人和事啊！
生活中的美与丑、崇高与卑鄙是这样强烈地对比着。那些丑恶与卑鄙的人和事，常常令我愤怒得窒息，使我懂得生活的复杂性和革命的艰巨性；而那些崇高与美好的事物，特别是那些体现这崇高与美好事物的先进人物，又是这样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感到生活之愉悦，对革命与未来充满了理想和信心。正是这种对生活的感受与信心，支撑着我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坎坷。我常常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无数优秀的同志不但在教我怎样作文，而且在教我怎样做人。
那时我曾是那个集体中的一员，每天上课、出操、劳动、开会、建队、建团……以致学生始终不知道我是来搞创作的。当我因工作需要已返回原单位几个月以后，在街上遇见学生，他们还亲热地拉着我的手问：“老师，这回您进城的时间怎么这么长啊，上外地出差了吧？”那时我也曾苦思冥想，多次结构，却始终未能成书。客观原因是有的，重要的还是主观条件不成熟。虽然当时我也是这条战线上血肉不可分割的一个小小细胞，但对这方面生活的认识却很肤浅。如果那时硬写，也许将只是一些教育故事的堆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坎坷，各样的悲欢离合……当被“四人帮”砸烂的工读学校重新恢复后，我再次去深入生活，那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那一段新旧杂陈、徘徊与奋进彼此交错、相互渗透的日子，我的灵魂和神经时时处在激动之中。这时，只有这时，新的生活，旧的记忆，人物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才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我的眼前，才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和祖国的历史与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我更清晰地听出历史的步伐，看见新时代的光辉……
原来，熟悉的生活并不一定理解，只有理解了的生活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于是，我拿起了笔。
关于这方面的积累，感情积累我还有一些，但我不打算写续集了，因为，我还有别的写作计划。当然，生活还在进行，故事还没结束……
问：就我们所知，您在百忙之中，这两年又创办了《人生咨询》的刊物，编写了好几套像《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这样的丛书，社会反响强烈。您能说说您为什么在自己的晚年又做出这样一种选择吗？
答：只不过是想为下一代多做点事。
这几年，我常常遇到一些教师、工人，他们告诉我：他们每月只挣几十元工资，但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元给孩子买一两本文艺杂志。他们总想给孩子买点“干净”的刊物，但每次去挑选杂志，几乎每本当中都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点他们不愿让孩子看的有关“性大潮”、“暴力展览”或“民族虚无主义”等“时髦玩意儿”。
我听了这些话，心头沉甸甸的，我真为上述那些丑事的这些“同行”羞愧！然而，孩子是单纯的，社会又很复杂，怎么能全怪在作家头上？毕竟，生活本身也充斥着龌龊。
不是为了谋私，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年轻人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我决定和一些正派的法学家、教育家、教授、作家们一起动手办一个“可以和青年对话”的杂志。同时给孩子们出几套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拔萃——那浩瀚如大海的优秀名作，可以培养青年的心志，陶冶他们的情操，开拓他们的视野，锤炼他们的意志，净化他们的血液，铸造他们的灵魂……让孩子们能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地充分享受人类文明的丰硕果实，也能沿着历史长河进行纵与横的比较，从而领略到历史的深远，从沧桑中看人生变幻；从社会发展中看索取与奉献……
问：我们想套用燕妮向她的父亲马克思提问时提过的几个问题，作为这次采访的结束语，好吗？
答：好的。
问：您对幸福的理解？
答：和我们的人民一起，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快地前进！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作家最大的幸福！
问：您对快乐的理解？
答：虽然像整个世界一样，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多风雨，前进的道路也并非永远笔直。有矛盾有烦恼，也有纷争，但只要我拿起我的笔，我努力，我的愿望只是让我的作品像岩上的小树一样，能为我的人民贡献一份氧气，能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一片绿荫，并且让它活得比我的自然生命长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感到十分充实和快乐了。
问：您最大的追求是？
答：推测一个国家的未来将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要看她今天的青年是什么样子，她的年长的一代是怎样教育和引导着下一代的。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是用自己的理想塑造下一代、寄希望于下一代的。晚辈不但是前辈生命的继续，后人还是前人事业的继承者。因而，我最大的追求就是：用自己的理 想塑造下一代。
田心整理（原载《历史与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