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读完高二，就失去了高考的资格。我的母亲，哭到崩溃。
还有我的地理老师，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他的学养，他的师德，都是少有的，但我却因为这愚蠢的"个性"，给他带来了这样巨大的伤害，给他的教学生涯重重地抹上了一笔黑。
今天的我，为这段历史感到可耻。但在当年，我居然感到相当开心，我无知地以为立刻可以投入社会的洪流去挣人民的币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放弃了，妈妈却没有放弃。我有个姨妈在四川绵阳科学城工作，妈妈托姨妈帮忙在那里联系了一所高中，想让我在那里重读，拾起最后一线希望。
我虽然不情不愿，但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看她哭成那个样子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接受了这个现实，同意去四川复读高一，重新开始。
1999年年底，我注销了北京的学籍，来到了四川绵阳。
我重新就读的学校叫做四川省绵阳市科学城一中，还是个省重点。我住在姨妈家里，带着罪恶的"前科"，轻易不敢造次，老老实实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一边熟悉和适应新同学、新环境，一边饥渴地计算着还有多少天才能毕业然后参加高考，进而回到北京。那个数字总是让我感觉漫长得没有边际。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心里总有种莫名的焦虑和孤独。
感谢我永远不可分离的发小儿张骁。他很了解我，在北京买了所有我可能会喜欢的磁带寄到绵阳，让我在那段孤独的岁月里仍然听到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此生难忘。
年少时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几个月以后，我就和新同学混熟了，还能说一口颇像那么回事儿的四川话。同学之间的感情使我拥有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并不成熟也并不理性，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代沟。所以，我决定从姨妈家搬出来，住到学校去。父母虽然有些顾虑，但天高地远的，想管也够不着，只好由我去了。
毁灭和人生轨迹的改变由此开始。
年轻的叛逆造成一种必然的趋势，一切跟主流反着来。
我学会了吸烟。我的理由是，四川这个地方潮湿，而且抽烟的人很多，既然一个寝室八个人就剩下我一个不吸烟的，既然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也很大，我何不变被动为主动？
同学之间聚餐，酒是能带动气氛的，我又好面子，所以，我又开始和大家一起喝酒，虽然我当年完全就是个"一杯倒"。
为了在异地不被欺负，我结交了一群四肢发达的"打架"高手，整天穿着奇装异服跟他们吊儿郎当地混迹在一起，或者叼着烟头儿蹲在学校门口等漂亮女生。
不过话说回来，年轻的爷们儿，谁没打过架呢？我还是挺感谢那些人高马大的男同学们，在他们的保护下，我确实没被欺负过。他们也不是所谓的"坏孩子"，至少都比我强，其中最能打的那个考上西南政法大学了。在人生的关键问题上，他们比我活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