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马车该多美！4点到8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孙坤荣译）
一桩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
在欧洲西海岸的某个港口，停泊着一只渔船，里面躺着个衣着寒碜的男人。他似睡非睡，两眼蒙眬。一个衣饰入时的游客踱到这里，他马上就往照相机里装上一卷新的彩色胶片，打算拍下这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蔚蓝的天空，绿色的海洋，海面上轻波荡漾，波峰如雪，黑色的小船，绛红色的渔人便帽。咔嚓！再来一次，咔嚓！好事要成三，保险再保险，来个第三回：咔嚓！单调的，惹人反感的咔嚓声吵醒了那个似睡非睡的渔人。他睡眼惺忪地坐了起来，迷迷糊糊地伸手去摸他的烟盒。但是，还没等他拿到手，殷勤的游客已经把一包香烟送到他鼻子底下，虽然没有把烟直接塞到渔人的嘴里，可也递到了他的手中。第四声，咔嚓！打火机燃着了，就此仓促地结束了他的客套。这样手脚敏捷地献殷勤不免过分和做作，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尴尬局面。这位对所在国的语言十分精通的游客想攀谈几句以便摆脱窘境。
“您今天会捕到很多鱼的。”
渔人摇摇头。
“可是人家告诉我说，今天的天气非常有利。”
渔人点点头。
“您今天不出海吗？”
渔人摇摇头。游客愈发神经质起来。他真诚地替这位衣着寒碜的人的健康操心。错过表示关切的机会准会使他难过的。“哦，您的身体不舒服吧？”
渔人终于放弃了摇头点头这样的信号语言，张嘴说话了。
“我身体好极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他站了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炫耀一番他结实得像个角斗士。“我觉得自己是惊人的健壮。”
游客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堪，疑团却越来越大，似乎快要把他的心脏炸裂了，使他忍不住问道：“那么为什么您不出海呢？”
回答来得又快又干脆：“因为我今天一大早就出过海了。”
“捕了很多鱼吗？”
“捕了很多鱼，所以我今天不需要再出海了。我的鱼篓里有四只龙虾，大概还有三十来条鲭鱼。”
渔人终于完全醒了，态度也缓和下来，抚慰地拍了拍游客的肩膀。在他看来，游客脸上忧虑的表情虽然纯属多余，却也很感人。“甚至明天，后天我都够用了。”他说这番话，显然是为了减轻这位外国人的精神负担。“您抽我的烟吗？”
“好的，谢谢！”
两人的嘴里都叼上了香烟。第五次咔嚓！这位外国人摇了摇头，坐到船舷上，放下手中的照相机，腾出双手，因为他现在要借助手势加强他语言的分量了。
“我确实不想干涉您个人的事。”他说，“但是请您设想一下，假如您今天能够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出海去，那么您会捕捞到三十条，四十条，五十条，或许是上百条鲭鱼。您想象一下这种情景吧！”
渔人点点头。
“如果您，”游客继续讲下去，“不仅仅是今天，而且明天，后天，是的，也就是每个好日子都两次、三次，也许是四次出海去——您知道，那将会有什么结果呢？”
渔人摇摇头。
“您至少一年内可以买一只摩托艇，两年内可以买第二条船，三年或四年内您也许会有一条单桅船。要是有两只小船或一条单桅船，您当然会捕捞到更多的鱼——有那么一天，您会有两条单桅船，您将……”有那么一小会儿，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您将会盖起一个小冷藏库，也许还会开一个熏鱼作坊，以后就是鱼类食品厂，可以乘着自己的直升飞机寻找鱼群，还能通过无线电指挥您的单桅船队。您可以根据法律申请捕捞斑鳟，经营海味餐馆，还可以不通过掮客，把鲭鱼直接出口到巴黎去。然后……”这个外国人又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一边摇着头，一边望着那悄然卷来的潮水，只见漏网的鱼儿还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他内心深处不免有些忧伤，度假的乐趣几乎烟消云散了。“然后，”他说着，却又一次激动得说不出话了。
渔人拍拍他的后背，就像对待一个噎住了的孩子一样。“然后怎么样？”他轻声地问道。
“然后，”这位外国人十分激动地说道，“然后您可以安然地坐在这个港湾里，在阳光下打瞌睡——还可以眺望这庄严美丽的大海。”
“可是，我现在就已经这样做了，”渔人说，“我现在就已安然地坐在海边，而且朦胧入睡了，只是刚才您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打扰了我。”
游客受到这番启迪后，沉思着离开了此地；因为从前他也曾这样想过：他现在工作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不再工作。这位衣着寒碜的渔人曾唤起过他的怜悯，而现在那种怜悯之心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是微微的羡慕之情。
（黄文华译）
我的叔父弗雷德
1945年以后的岁月不堪回首，只是由于我的叔父弗雷德，才使这段回忆留存在我心里。一个夏日的下午，他从战场回到家里，衣服上没有饰物，唯一的财物是个白铁罐子，用绳子拴着挂在颈上，他细心保存在一个小盒里的几个烟头稍稍加重了它的分量。他拥抱我的母亲，亲吻我的姐姐和我，喃喃地说：“面包、睡觉、烟草。”接着他就往我们家的长沙发上一倒。在我的记忆中，他个子很高，躺下后比我们的沙发长出好多，这就使他不得不蜷曲两腿，或者干脆把腿伸到外边。这两种睡法都使他恼火，并抱怨我们的祖父母，因为这件珍贵的家具还是他们购置的。他把这老老实实的一代说成是些矮小臃肿、陈腐发霉的人。他鄙视他们的审美观，说他们竟会选择这样俗不可耐的玫瑰色布料做沙发套，但他又觉得，这并不妨碍他在上面痛痛快快地睡个够。
在我们这个规矩人家，我当时扮演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那时我14岁，是和那个我们称之为黑市的奇特机构进行联系的唯一纽带。我的父亲已经阵亡，母亲领一份微薄的抚恤金。我的差事是几乎每天把轰炸时抢救出来的小部分财物拿出去变卖，或换回面包、煤和烟草。煤在那时是造成严重损害财产观念的原因，这种损害行为今天就得使用偷窃这个严厉的字眼来表达。就这样，我几乎天天出去偷窃或变卖。我母亲尽管心里也明白这种丢人的行为是出于无奈，但她每天早晨总是眼泪汪汪地目送我去尽我这份艰难的义务。
这就是用一个枕头去换面包，一个捡破烂的口袋换成碎煤，3本古斯塔夫·弗赖塔格的作品换50克咖啡。我虽然像搞体育一样热心地干着这些事，但毕竟有受气和害怕的时候。原因是价值概念——成年人当时是这样讲的——被弄得混乱不堪。我呢，有时还被毫无道理地怀疑为不老实，因为一件要变卖的物品的价值和我母亲认为合适的价值总有距离。在价值概念不同的两个世界之间充当中间人，实在是件苦差事。
弗雷德叔叔的到来唤起了我们的希望，大家都期待这个强壮的男人能给我们有力的帮助。一开始他就使我们大失所望。从第一天起，他胃口之好使我非常不安，当我毫不犹疑地把这种忧虑告诉我母亲时，她要我先让他“苏醒过来”再说，他的苏醒花了差不多八个星期的时间。虽然他不断咒骂那张不够长的沙发，可是他在上面还睡得挺香。白天他昏昏沉沉，或者以受罪的声音对我们说他睡觉时喜欢什么样的姿势。
我相信，他当时最偏爱的是短跑选手的起跑姿势。他爱在饭后朝天仰卧，两腿收拢，津津有味地咀嚼一大块面包，随后卷上一支烟，又一觉睡到晚饭时分。他身材高大，脸色苍白，下巴有一个环形的疤痕，使他的脸宛如一座大理石纪念碑。虽然他的食欲和昏睡仍然使我忧心忡忡，我还是非常喜欢他。至少只有他听了我谈论黑市的行情以后不会反驳我。显然，他对两个价值世界之间的冲突已有所闻。
我们再三要他谈谈战争中的事情，他一次也没有答应；他说，那不值一提。他只限于有时给我们讲讲他应征入伍时的那次体检，主要是讲一个穿军装的人声色俱厉地命令弗雷德叔叔把小便尿到一个试管中，而当时他未能马上执行这个命令，这就使他的军人生涯一开始就不走运。
叔叔说，德意志帝国对他的尿的浓厚兴趣使他狐疑满腹，他认为，在六年的战争中已证实了这种怀疑是对的。
他过去当过会计。当他在我们的沙发上度过了头四个星期以后，我的母亲就亲切温和地劝他去打听一下从前那家公司的下落。他郑重其事地托我去办。经过一个小时费力的打听和奔波，我在一个破坏了的城区找到了那家公司：一堆8米来高的颓垣断壁。弗雷德叔叔对我的调查结果感到非常宽慰。
他把身体往后一靠，给自己卷了一根纸烟，洋洋得意地对我母亲点了点头，然后请她把他所有的财物找出来。在我们卧室的一个角落放着一个钉得严严实实的箱子，我们迫不及待地用锤子和铁钳把它打开。从里面拿出来的东西有：20本厚度和质量都属于中等的小说，一块金怀表，上面满是灰尘，但完好无损，两副吊裤带，几个笔记本，一张商会证书和一本存折，有1200多马克的存款。他把存折交给我去取钱，其他东西拿去变卖，包括那张商会证书，但它找不到买主，因为弗雷德叔叔的名字是用黑墨汁写在上面的。
这样，我们有四个星期不用为面包、烟和煤发愁了，这种情况使我感到非常快慰，尤其是这时所有的学校又打开了大门，欢迎入学，而又有人劝我完成我的学业。
现在，虽然我早就毕业了，但我对当时学校里的汤还保留着美滋滋的回忆，首先因为这顿外加的美餐几乎是唾手可得的，它使整个教育事业获得了喜人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