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时期的大事是：弗雷德叔叔在他令人欣喜地回到家里整整八个星期以后开始行动了。
夏末的一天早晨，他从沙发上起身，将他的胡子刮了又刮，所花的工夫使我们吃惊；然后要了洗干净的衣服，借了我的自行车骑走了。
很晚的时候，他带着一片嘈杂声响，和一股强烈的葡萄酒味回到家来。酒味是从我叔叔的嘴里喷出的，响声是由一根粗绳子拴着的半打锌桶发出来的。直到听他说他已决定在我们这个惨遭破坏的城市做鲜花买卖来谋生时，我们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对新的价值世界极端怀疑的母亲反对这个计划，她说鲜花没人要买。可是她错了。
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我们帮弗雷德叔叔把装满鲜花的桶送到电车站，他在那里开张营业。我所见到的黄的和红的郁金香、露水晶莹的丁香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我的叔父站立在一片灰蒙蒙的身影和废墟中，他用响亮的嗓门吆喝起来：“鲜花——”这个时候，他是多么神采奕奕。关于他的生意的兴隆发达，我就毋庸赘述了，简而言之：就像彗星一般。四个星期以后，他已是3打锌桶的业主，两间分号的老板；一个月以后，他已成了纳税人。我感到整个城市都改观了：在许多角落里如今都出现了花摊，鲜花还是供不应求。花桶不断添置，新的木房陆续修建起来，手推车也愈做愈多了。
不管怎样，我们不光鲜花时时有，面包和煤也源源不断得到供应，而我也可以不再当中间人了，这对于加强我的道德观念大有裨益。现在，我的叔父弗雷德早已是一个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人了，他的分号还是那样生意兴隆，他已有了一辆小汽车，我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并受他的嘱托，上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以便在接受遗产前就能够承担店铺的税务管理工作。
今天，当我见到他：一个魁伟的人，坐在漆得红艳艳的汽车驾驶室里，就觉得十分诧异，在我的一生中竟会有一段时间为他的胃口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麦堪雄译）
受欢迎的报道
——献给格奥尔格·维尔特和冈特·瓦尔拉夫
当今世界，怪事已经够多的了，可照样还要接踵而来，真使我们难以置信。最近，有消息说，农林工人海因里希·佐尔韦格非但没有去参加要求加薪的示威游行，反而把新近加得的工资确实退还给他的雇主克勒罗特伯爵。这件事情也许是最令人惊奇不已的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认为，这是反动势力蓄意策划的一则失实报道。即使是有右倾思想的报纸，在刊登这则消息时也犹豫不决。尽管这消息发表了，他们仍有怀疑。但是，遵照“真金不怕火炼”这句格言，就大可如此声称：这是一桩真实的事件，正像所有的真人真事一样，起初大家还认为是骗人的，其实却是真实可靠的。
如今，从四面八方拥向大克勒罗特这地方来的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即使是下雨天，也数不清朝拜者的汽车有多少。它们停在教堂和市政厅广场之间、霍伊施奈德饭店老板特意修建起来的停车场上。这些车子不全是那个自称为“拯救西方，免遭唯物主义侵蚀”的组织（简称RAM，不要与RAF相混淆！）派来的。有些车子甚至还是自发地租来的，人员也不限于农业团体。有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纯粹是出于好奇。就算某位朝拜者是以拯救西方，免遭唯物主义侵蚀为己任的，哪怕他虔诚不二，极端唯心，也很难理解，一个工人仅仅因为把增加的工资看做是工会谈判的结果而拒绝收受。在海因里希·佐尔韦格的行为由伯爵森林管理所那位敌视工会的会计不怀好意地轻率披露出去以前，所有感到震惊的人和涉及的人都觉得很不高兴。为了对这一突发事件保密，曾想尽了一切办法。内中就数年轻的伯爵夫人最值得赞许。她对阻止佐尔韦格行为的披露作了不懈的努力。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里，而那位敌视工会的会计也是一个自由公民，他同样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所以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按最新的工资标准，海因里希·佐尔韦格可以净增加67，80马克，但他根本就没有接受这笔钱，而是当场交还给会计，分文不少。他还声明，他不要这“红钱”。这条新闻终于公开发表了。
有人问他，退回的钱该怎么办？是不是可把它用于慈善事业？佐尔韦格断然说：“不，这笔钱是伯爵先生的，不可能是其他人的，应当由他收回去，这叫做物归原主，怎么可以作额外收入呢？”不错，这钱是伯爵先生的，可以归他所有。凡是干过会计这一行的人，哪怕只沾过一点儿边，都会想到，这不仅在所谓的道德方面，而在账务上也是很难处理的。这笔账该怎么做？作为捐款？额外收入？尽管佐尔韦格也注意到——这回倒是由年轻的毫无“左倾”嫌疑的克勒罗特伯爵夫人提醒的——，按照伯爵的纳税等级，这笔钱的半数以上无疑是要进税务局的，但他还是坚持要退还。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最后把这笔钱作为“加薪拒收款”入账。
必须再次强调：就是真正反动的、极端敌视工会的人，其中也包括年轻的克勒罗特伯爵夫人，对佐尔韦格事件的反应也持极其慎重的态度，而那些或多或少带有“左倾”思想的出版机构，却对“反动势力的失实报道”抓住不放。这位善良的海因里希·佐尔韦格，三十六岁，已婚，有两个孩子，系罗马天主教徒。难道他会两头落空吗？没有的事。克勒罗特伯爵坦然地收下这笔拒收款，他把这笔没有装在皮夹里的现钞和自己钱包里的零钱合二为一，还喝了两瓶特别好的无甜味的摩塞耳葡萄酒。后来，佐尔韦格知道了这件事（据说，伯爵邀请过佐尔韦格去喝酒，却被他拒绝了。他是反对喝酒的），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不欢愉的神情，反而感到很宽慰。他说：“命该如此，伯爵先生是我的主人，我的主人应该幸福。不是我的主人要服从我，而是我该服从他。让他去喝点美酒吧，这红钱反正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他的，这表明是我服从他。”有些读者看到这里，说不定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要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有没有受童话作者的骗，有没有上骗子的当。这些问题在此必须断然否定。该佐尔韦格事件是真实的。据分析，尽管它多少还有失检之处，却确有此事。佐尔韦格也拒绝未来的（上面是过去的）加薪。要是伯爵农林管理所总会计的数据可靠，则拒领的提升工资至今已积有1870马克了。据佐尔韦格的老婆说：“这个数目相当于三分之一辆汽车。”佐尔韦格的两个孩子，布里吉特12岁，克劳斯·安东9岁，或许也说过类似的不高兴的话。布里吉特受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小克勒罗特这地方的迪斯科舞场里竟破口大骂：“把这笔钱退还给这头封建剥削猪吧！”克劳斯·安东还在大克勒罗特的天主教小学读书。他那副哭丧着的脸似乎在说：“伯爵的钱够多了，而我连辆自行车也没有呢。”
其实，传闻的佐尔韦格家属的这些言论，都是不真实的。佐尔韦格的老婆同意丈夫的牺牲。两个孩子也否认说过上述的话。他们为了增加家庭微薄的收入，照样去拾落穗，捡马铃薯，摘黑莓，采蘑菇，他们拒绝接受年轻的伯爵夫人有时想送给他们的钞票和礼物。
现在，可能有人以为佐尔韦格一家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是郁郁寡欢的。事实恰恰相反。那里有欢乐的歌声，有活泼的舞蹈，尽管墙上只有一块装饰板，上面写着：“永远忠于主人。”
在霍伊施奈德饭店的大厅里，如果天气好，就在饭店的花园里，佐尔韦格也乐意给小型的朝拜团体——他不愿参加大型的群众活动——讲讲他自己的处世哲学：伯爵，他说，就是他的主人。在他眼里，主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赤色分子要他主人付钱，等于减少他主人的财产。他服从主人是心甘情愿的。再说，事实上他也不需要钱。他的家属和他非常幸运：他们谦逊和勤奋。凡是谦逊和勤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成就。最后一定要作一个标记，表明工人们的唯物主义、工资利己主义已经结束。而他，佐尔韦格，早就想作这样的标记了。不多也不少，恰如其分。如果朝拜者对此感到左右为难，以致想付出任意一点捐献的话——不付出代价，就会一无所获，他们对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么佐尔韦格就会介绍我们到附近的教堂里去，那儿设有慈善捐款箱。他自己却什么也不收，甚至连啤酒都不会喝一杯。只是有人故意纠缠他时，说不定他会接受一支香烟。
在这期间，RAM组织积极参加这桩佐尔韦格事件的调查，像佐尔韦格那样的人究竟在追求什么，至今却毫无结果。据分析，在工人当中，对佐尔韦格的“基本思想怀有好感”的人觉得很羞愧。佐尔韦格主义至今在公务人员中丝毫没有影响，甚至连理论上也站不住脚。神职人员的态度也不一致：某些教会组织表示同情，另一些则害怕坚持道德准则。克勒罗特伯爵从来没有对佐尔韦格说过，他要继续坦然地拿这笔额外收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他要把会计手中的拒收款当作直接归他使用的酒钱。可是，大克勒罗特这地方的人对这件事肯定会不高兴的。根据最新消息，可能有那么一种猜测，佐尔韦格并不是反动势力的奴仆，而是工会中一个被收买过去的人。RAM组织进行了一次有关的调查。结果是：所有参加调查的人、感兴趣的人以及感到震惊的人，都觉得佐尔韦格这个人很不是滋味。至于事件的真相恐怕是不会令人满意的。
（金洪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