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riel Garcia Marpuez（1928—）
1982年获奖作家
有这么一天
星期一清早，天气暖和、无雨。堂奥雷利奥·埃斯科瓦尔六点钟就敞开了诊所的门。他是一位没有营业执照的牙科医生，每天总起得很早。他从玻璃橱里取出一只还在石膏模子上装着的假牙，又把一束工具放在桌上，像展览似的由大到小摆好。他上着一件无领条花衬衫，颈部扣着一只金扣儿；下穿一条长裤，裤腰扎一根松紧带儿。他腰板儿硬实，身材细瘦，目光轻易不东张西望，像个聋子似的。
把所用的东西准备好后，他把磨床拉向弹簧椅，坐下来磨假牙。他好像没有考虑他在做的事情，但是手脚一直在不停地忙碌着，即使不使用磨床也不停地蹬着踏板。
八点过后，他停了一会儿，从窗口望了望天空。看见两只兀鹰在邻居家的屋顶上沉静地晒太阳。他一面想着午饭前可能又要下雨，一面又继续干他的活计。他的十一岁的儿子的反常的叫声把他从专心致志的神态中惊醒：
“爸爸！”
“干吗？”
“镇长说你能不能给他拔个牙。”
“告诉他，我不在。”
他正在磨一只金牙，把牙拿到眼前，眯着眼睛察看着。
他儿子的声音又从小小的接待室里传来。
“他说你在家，他听见你说话了。”
牙科医生继续察看着那颗金牙，直到把活儿做完、把牙放在桌上后才说：
“好多了。”
他又踏动了磨床。接着从一个小纸盒里取出一个安着几颗牙齿的牙桥，开始磨金套。那纸盒里盛着等着他做的活儿。
“爸爸！”
“什么事？”
他的神情依然如故。
“他说你要是不给他拔牙，他就让你吃子弹。”
他不慌不忙、心平气和地停下蹬踏板的脚。把磨床从椅子前推开，把桌子下面的抽屉拉出来，驳壳枪就放在抽屉里。
“哼！”他说，“让他进来对我开枪好了。”
他转了一下椅子，让自己面对房门，一只手按着抽屉沿儿。镇长出现在门口：他已经把左脸刮光，右脸却有五天未刮了，看上去又肿又疼。牙科医生从他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里看出，他准有许多个夜晚疼得不曾合眼了。他用手指尖把抽屉关上，温和地说：
“请坐吧！”
“早晨好！”镇长说。
“早晨好！”牙科医生说。
当用具在沸水里消毒的时候，镇长把脑袋靠在了椅枕垫上，觉得好多了。他闻到一股冰冷的气息。这是一间简陋的诊室：一把旧木椅，一台脚踏磨床和一个装着圆形的瓷把手的玻璃橱。椅子对面的窗上挂着一幅一人高的布窗帘。当听到牙科医生走到他身边来的时候，镇长脚后跟蹬地，张开了嘴。
堂奥雷利奥·埃斯科瓦尔把他的脸扳向亮处，察看过损坏的臼齿后，用手谨慎地按了按下颌。
“你不能打麻药了。”
“为什么？”
“因为牙床化脓了。”
镇长望了望他的眼睛。
“好吧。”他说，露出一丝苦笑。牙科医生没有说话。他把煮用具的浅口锅端到手术台上，用凉了的镊子把用具夹出来，动作还是不慌不忙。然后用脚尖把痰盂挪过来，又在脸盆里洗了手。做这一切时，他一眼也不看坐在椅上的镇长。但是镇长却紧紧地用眼睛盯着他。
那是一颗下牙床上的智齿。牙科医生叉开双腿，用热乎乎的拔牙钳夹住臼齿。镇长双手抓着椅子的扶手，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脚上，觉得腰部一阵透心凉，但是他没有叹气。牙科医生只是扭动着手腕。他没有怨恨，更确切地说，他是怀着一种酸楚的心情说：
“中尉，你在这儿杀了二十个人了。”
镇长感觉到下牙骨上发出一阵吱咯声，他的双眼顿时涌满了泪水。但是直到知道牙齿拔下来他才舒了一口气。这时，他透过蒙眬泪眼看见了拔下来的牙。在痛苦之中，他觉得那颗牙齿是那么古怪，他怎么也不能理解那五个夜晚会使他受到那般折磨。他把身子俯向痰盂，嘴里喘着粗气，身上渗出了汗水，他解开了军衣扣，又伸手到裤兜里摸手帕。牙科医生递给他一块干净布。
“擦擦眼泪吧！”他说。
镇长擦了擦眼。他的痛苦减轻了。牙科医生洗手的时候，他看见了残破的天花板和一个落满灰尘、挂着蜘蛛卵和死昆虫的蜘蛛网。牙科医生一面擦手一面走回来。
“你要记住，”他说，“回去要用盐水漱口。”
镇长站起来，没精打采地行了个军礼，大步向门口走去，军服的扣子也没扣。
“给我记上账吧。”他说。
“给你还是给镇公所？”
镇长没有看他，关上门，在铁栅栏外面说：
“都一样！”
（朱景冬译）
似水的光线
圣诞节到了，孩子们又提出了买带桨的小船的要求。
“行，”爸爸说，“回到卡塔赫纳后我们就去买。”
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豪埃尔比父亲想象的还坚决。
“不，”他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首先，”母亲说，“除了淋浴用的水，这里没有什么水可用来划船。”
她和丈夫的话都有道理。在西印度卡塔赫纳市他们的家中，有一个院子紧靠海湾的码头，还有一个能容纳两条快艇的避风处。相反，在马德里这儿，他们全家挤在卡斯蒂利亚林荫路47号5层楼上。但是最后，无论他还是他妻子都不能拒绝孩子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曾经向孩子们保证：如果他们赢得升入小学三年级的桂冠，就给他们买一条附带六分仪和指南针的小艇。现在他们已经赢得了。这样，父亲便什么也没有对妻子说就把孩子们要的东西全买了。而在偿还买玩具的欠债方面，妻子的态度却不由分说。那是一条非常漂亮的铝制小艇，吃水线处有一条金线。
“小艇在车库里。”吃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无论通过电梯还是楼梯，都没办法把它弄上来，车库里也没有空闲地方存放它。”然而，到了下星期六下午，孩子们把他们的同学叫了来，抬着小艇爬楼梯，终于把艇抬进了佣人的房间。
“祝贺你们。”爸爸对孩子们说，“现在你们做什么呢？”
“现在什么也不做。”孩子们说，“我们只想把小艇放在房间里，已经放好了。”
到了星期三晚上，跟往常的每个星期三一样，父母又去看电影了。两个孩子成了这所房子的主人和支配者。他们关上门窗，把客厅里一盏灯的灯泡打碎。一股金色的新鲜的光线像水一样从破灯泡里流下来。他们让光线流到地板上，一直达到四柞深。于是，他们关掉电门，取出小艇，高兴地在房子里的岛屿之间划起来。
这种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以家庭用具为主题的诗歌研究班时的异想天开的产物。托托问我，为什么一按开关电灯就亮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加思考。
“光线就跟水一样。”我回答说，“你一拧龙头儿，水就会流出来。”
就这样，他们每个星期三晚上都要划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指南针。等到父母看完电影回来，发现他们已经像人间的天使一样睡熟了。
过了几个月，孩子们渴望新的娱乐，便要求父母给他们买一套潜水捕鱼用具，并一应俱全：有潜水面具、游泳用的鸭蹼、氧气瓶和汽猎枪。
“你们把带桨小艇放在佣人房间里一点也不用，这不对。”父亲说，“现在你们又要求买潜水用具，就更不对了。”
“我们要是得到第一学期的金栀子花呢？”豪埃尔说。
“不行。”母亲担心地说，“你们不能再要了。”
父亲责备了她那种不肯让步的态度。
“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完成他们的功课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她说，“但是，如果由着他们的性子，他们敢把老师的椅子抢过来。”
事后，父母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但是作为前两年的落后生，托托和豪埃尔在七月份却得到两束金栀子花，并受到校长的公开表彰。当日下午，他们虽没有再次提出要求，但是在卧室里看到了带着原包装的潜水用具。这样，到了下星期三，当父母去看《巴黎最后的探戈》时，他们便使套房里的光线达到了两寻深，随即像温和的鲨鱼一般在家具和床铺底下潜游起来，从光线深处打捞起了多年间遗失在黑暗中的东西。
在最后一次奖励时，兄弟二人被宣布为全校的榜样，为他们颁发了优秀学生证书。这一回他们没有主动要求什么，因为父母抢先问了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十分懂事，只希望在家里举办一次活动，款待班上的同学们。
父亲单独和母亲在一起交谈，十分高兴。
“这证明孩子们成熟了。”他说。
“但愿上帝听见你的话。”母亲说。
下星期三，当父母看《阿尔及尔的战斗》时，从卡斯蒂利亚林荫路经过的人发现一道光的瀑布从隐藏在树林里的一幢旧楼上泻下来。光线从阳台上往外流，像洪水一样在正面墙上漫延，然后又像金色的巨流一样顺着宽阔的林荫路流去，照亮了整个城市，一直流到瓜达拉马山脉。
十万火急，消防队员迅速登上五层楼，破门而入，发现房子里的光线达到了屋顶。沙发和包着豹子皮的扶手椅有高有低地漂浮在客厅里的酒吧瓶子、三角钢琴和它那像一只金色的双吻前口蝠鲼一样一半在水中摆动的马尼拉大披巾之间。家庭用具自己的翅膀充满诗意地在厨房的空中飞行。孩子们跳舞时用的军乐队的乐器漂流在从母亲的鱼缸里跑出来的金鱼中间。在明晃晃的宽阔塘里，它们是唯一活着的、幸福地漂浮的东西。在卫生间里，全家人的牙刷、父亲的防护用品、润肤油瓶和母亲备用的假牙都漂浮着。大卧室里的电视机侧面朝下漂动着，仍然在播放半夜禁止儿童看电影的最后片断。
在走廊尽头，托托坐在小艇船尾摇摇晃晃地漂着，还紧紧地握着双桨；为了寻找港口的灯塔，他把面具戴在能够呼吸氧气瓶里的气体的地方。豪埃尔坐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的高度。三十七个同学在整个房子里漂浮着。他们已经在往天竺葵花盆里小便、用嘲弄校长的诗句取代的歌词唱校歌、偷偷地喝一杯爸爸瓶里白兰地的时刻永生了。因为那么多灯盏同时打开，整个住宅的光线多得都溢了出来，济贫教徒圣胡利安学校整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溺死在卡斯蒂利亚林荫路47号5层楼上。这是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座有着炎热的夏天和刺骨的寒风、却既没有海也没有河的遥远城市，它的陆地土著居民从来都不是航光科学方面的能手。
（朱景冬译）
八月的鬼怪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阿雷索。我们花了两个来小时才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它是委内瑞拉作家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在托斯卡纳原野上那个田园诗般的河曲处购买的。那是在8月初的——个星期天，天气炎热，行人嘈杂，在满是游客的街上，很难找到什么人打听情况。在经过多次徒劳的尝试后，我们已回到汽车上，沿着一条没有路标的意大利柏油小路离开了城市。一个年迈的放鹅妇人正确地指给我们那座城堡在哪里。在告别之前，她问我们是否要在那里过夜，我们像预料到的那样回答她说，我们只是去吃午饭。
“这样好些，”她说，“因为那幢房子里闹鬼。”
我和妻子不相信中午会有鬼怪，便对她的轻信报以嘲笑。但是我的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想到能够有机会见到显形的鬼怪却感到很幸运。
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不仅是优秀作家，而且是慷慨的东道主和美食家，他准备好了永远难忘的午餐正在等我们。由于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没来得及参观城堡的内部就入席用餐了。但是从外表看，它的样子并不可怕，只要从我们进午餐的花儿盛开的花坛那儿看到城堡全貌，任何不安都会烟消云散。很难相信，在那座房舍建在高处的、勉强容纳9000人的小山上，会涌现出那么多有着永久的才智的人。然而，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却以其加勒比人的幽默对我们说，那些人中没有一个是阿雷索最杰出的。
“最伟大的人物，”他断言，“是卢多维科。”
就是这样称呼，没有姓氏：卢多维科，伟大的艺术家与军事家，他建造了那座为他带来不幸的城堡。整个吃午饭的时间米格尔都对我们谈论他。他对我们讲述了他的巨大权力、不幸福的爱情和他的可怕死亡。他对我们讲述了在一个精神失常的时刻他为什么把他的情妇杀死在他们刚刚相爱的床上，后来又唆使他的凶恶的警犬用尖牙利齿把他自己撕碎。他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肯定说，从半夜开始，卢多维科的鬼魂就会在黑暗的宅内游荡，要为他遭受的爱情的熬煎寻求平静。
实际上，城堡既高大又阴暗。不过，在大白天，酒足饭饱，心情高兴，米格尔的故事像他讲的那许多事件一样只可能是为使朋友们开心而讲的一个笑话。午饭后我们惊讶地参观82个房间，它们经历过一代代主人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改变。米格尔把底层楼进行了彻底的修理，请人装修了一间铺着大理石地板的现代卧室，安装了蒸汽浴和物质文化设施，还开辟了我们用午餐的那块鲜花怒放的花坛。二层楼是几百年间最常使用的，那一溜房间却毫无特色，不同时代的家具听天由命地丢在那里。不过在最高的一层，仍保留着一个原封不动的房间，在那里，时间忘记了流逝。
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那里摆着一张床，床帷用金线绣成，用金银绦带编织的奇异床罩由于被杀死的情妇的干燥血液而依然硬如纸板。壁炉里的灰烬已经冰冷，最后一块木柴变成了石头，衣柜里的武器装满了火药，沉思的骑士的油彩画像镶在金框里，是由那个时代没能幸运活下来的佛罗伦萨某位大师画的。不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新鲜的草莓香味，它居然不可思议地滞留在卧室的空间里。
夏季的白天在托斯卡纳漫长而缓慢，地平线在原地一直停留到晚上九点。我们参观完城堡时已经十点多。但是米格尔坚持要带我们去圣芳济会教堂看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的壁画，然后我们在广场的葡萄架下喝了杯咖啡，进行了愉快的交谈。我们回来取行李时，发现晚餐已经做好，我们只好留下用晚餐。
我们进晚餐时，在只有一颗星的锦葵色天空下，一些孩子在厨房里点上几个火把，跑到黑暗的楼上去探险。我们在餐桌上听到了他们那种野马般奔跑爬楼梯的声音、门扇的呻吟声和在黑暗的房间里呼唤卢多维科的快乐叫喊声。我们留下来过夜的坏主意就是他们想出来的。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高兴地支持他们的提议。我们没有正当理由对他们说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