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的担心恰恰相反，我们睡得很好：我和我妻子睡在底层一个房间里，我的两个儿子睡隔壁房间。他们两个的思想都是现代的，毫无鬼怪的概念。我一边设法入睡一边数着客厅里的钟表打让人失眠的12下，同时想起了那个放鹅女人的可怕警告。不过，我们实在是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直到天亮。醒来时已经七点多，灿烂的阳光透过窗口的爬藤植物照射进来。在我身边，我妻子正在清白无辜的人们的平静海面上航行。“真蠢，”我对自己说，“如今仍然有人相信鬼怪存在。”直到这时新摘的草莓的香味才使我颤抖了一下。我看到壁炉里的灰烬已经冰凉，最后一块木柴变成了石头，三个世纪以前的愁容骑士的画像从金框上望着我们。原来我们不是睡在前一天夜里睡的底层的房间里，而是睡在卢多维科的卧室里：飞檐和窗帘挂满灰尘，床单浸透了他那可恶的床上的依然热乎乎的鲜血。
（朱景冬译）
有人弄乱这些玫瑰
由于是星期天，而且雨也停了，我更想拿一束玫瑰送到我的坟上去。有红玫瑰、白玫瑰，都是她为了装饰祭坛和编花圈而栽种的。这个冬天使人感到郁闷而不安，使得早晨的天气也阴沉沉的。这使我想起了村民们埋葬他们的亲人的那座小山。那里荒秃、无树，刚刚被刮过风以后突然又下起来的小雨冲洗过。现在雨停了，中午的太阳一定把山坡上的泥巴晒干了，可以到坟上去了。在那座墓里躺着我那还是个孩子时的尸体。如今它已经在大蜗牛和草根中间难以辨认了，破碎不全了。
她对自己信奉的神毕恭毕敬。从打我第一次想到祭坛上去拿最红最鲜的玫瑰花的企图失败后而不能再在房间里动弹的时候起，她就那么专心致志。也许今天我能够去拿玫瑰了。但是灯光不停地眨，她从专注中醒来，抬起头，望了望放椅子的那个角落。大概想道：“又是风吹的。”因为在祭坛旁确实有什么东西吱咯响了一声，房间也摇晃了片刻，仿佛多少年来停滞在她心中的记忆的水面被搅动了似的。这时我明白了，应该等个新的机会去拿玫瑰，因为她望着椅子，还很清醒，能够感觉到我的手在她面前弄出的声音。现在我应该等待她过一会儿离开房间到隔壁去进行星期天的适当的、不可少的午睡。可能那时我才能拿着玫瑰出去，并在她没有回到这个房间、望着椅子之前赶回来。
上个星期天还要困难，我不得不等了几乎两个小时她才全神贯注。现在她显得焦虑不安，仿佛知道她在家里，感受到的孤独气氛突然变得不那么强烈了反倒心里不好受了。她拿着玫瑰花束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才把它放在祭坛上。然后她离开房间来到走廊，往里一拐进了隔壁房间。我知道，她是去找油灯。后来，她再一次从门前经过时，我看见她穿着深色上衣和粉红色长袜出现在明亮的走廊里，我觉得她还跟40年前的那个小女孩一样。那时在这同一个房间里，她在我的床边俯下身来说：“现在已经给你支上了小棍，你的眼睛已经睁开，但没有神。”现在她还是那样，好像从那个久远的8月的下午起，岁月并没有流逝。就在那个下午，妇女们把她带进房间，让她看一具尸体，并对她说：“哭吧，他就跟你的一个兄弟一样。”她倚着墙，哭了，很听话，身上的衣服被雨淋得还湿着呢。
三四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想走到那些玫瑰那里去，但是她却坐在祭坛前看守着。她看守玫瑰的热情令人惊讶，她在那里住了二十年了。从没有见她这么认真过。上个星期天，她出去找油灯时，我用最好看的玫瑰编了一束花。我从来也不曾离实现我的愿望那么近。但是当我回到椅子上去时，我又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我赶快把祭坛上的玫瑰花收拾好了。这时我看见她举着油灯出现在门口。
她穿着深色上衣和粉红色长袜。但是她的脸上有一种东西仿佛是某种希望在闪耀。这时她不像二十年来在花园里种玫瑰的女人，也不是四十年后的现在这个又胖又老、拿着油灯回来的女人，而是像那个8月的下午被带到隔壁换衣服的那个小女孩。
我的鞋子在熄灭的炉边晾了二十年了，但是仍然带着那个下午粘上的硬泥巴块。有一天我去找它们。这事是在他们把门封上、把面包和芦荟从门框上摘走、把家具带走之后，家具全被搬走了，只剩下角落里这把我一直坐的椅子。我知道，那双鞋是放在那儿晾的，他们离开家时根本没有想到它们。所以我才能去找它们。
许多年后她回来了。时间过了那么久，房间里的麝香味早就和尘土味、干燥而轻微的小虫子味混合在一起。我独自在房间里，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我学会辨别腐烂的木头的声响，关闭的卧室里变老的空气的流动声。就在这时，她来了。她停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箱子，头上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身上还是那一件从那时一直没有脱掉的棉布外衣。她还是一个姑娘，既不见胖，袜子里头的脚踝也不像现在这样。她开门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是灰尘和蛛网。叫了20年的蟋蟀在房间内的任何地方都不保持沉默。但是尽管这样，尽管我满身是尘土和蛛网，尽管蟋蟀突然后悔，刚到来的她年龄已经不同，但我还是认出了在那个8月的倾盆大雨的下午和我一起在牲口棚里摸鸟窝的那个小女孩。她就这样站在门口，提着手提箱，戴着绿色帽，那副样子仿佛突然要叫喊，要说那次看见我仰面躺在牲口棚的草上、仍然抓着坏楼梯的横索时说过的话。当我把门整个推开时，合叶响了一阵，屋顶上的尘土哗啦哗啦地落下来，仿佛有人在屋脊上锤打似的。她站在明亮的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把上身探进屋，用冲着睡觉的人叫喊那样的声调叫道：“孩子！孩子！”我垂着双脚，挺直身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我以为她是回来看看房间的，但是她住在家里不走了。她推开窗子使房间通风，这就仿佛打开手提箱，箱内古老的麝香味跑出来一样。其他人把家具和箱子里的衣服拿走了，她只带走了房间里的香味，二十年后她又把它带回来了，把它放在了原处，重建起了祭坛，跟从前一样。仅仅她的到来便足以恢复被勤劳而无情的岁月毁掉的一切。从那以后，她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吃睡，但是白天要在这个房间里度过，默默地同神灵们交谈。下午她坐在门旁的摇椅上，一边接待前来买花的顾客一边织补衣服。织补衣服时，她总是摇晃。有人来买一束玫瑰花时，她就把钱塞进拴在腰上的手帕里，并毫无变化地说：“请拿右边的，左边的是献给神灵的。”
二十年来，她就这样坐在摇椅上摇晃着，织补她的衣物，同时望着我坐的椅子，仿佛现在她照看的不是童年时代和她一起共度黄昏的男孩，而是自打祖母5岁的时候起就在这个角落里坐着的残废孙子。
很可能现在她再次低下头的时候，我可以走到玫瑰那里去。如果能够做到，我就拿着玫瑰到小山上去，把花儿放在墓上，然后回到我的椅子上，等待着她不再到这个房间里、隔壁房间的声音永远消失的那一天到来。
那一天，这一切将发生变化，因为我必须再次离开住宅去通知某个人说，卖玫瑰花的女人，就是独自住在这幢破房子里的女人，需要四个人把她抬到小山上去。到那时，我就能真正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了。不过和我相反，她将感到满意，因为那一天她将明白，每个星期天到她的祭坛上弄乱玫瑰的并不是无形的风。
（朱景冬译）
三个梦游者的酸楚
终于我们找到了她：她孑身一人地蜷缩在屋旮旯里。给她捎东西（她的衣服散发出新伐的木头味，她那失重的鞋子上泥迹斑斑）之前，有人告诉我们说，她不会适应那种乏味的生活，没有甜味，没有诱惑，唯有那残忍的、囹圄般的孤寂每时每刻地紧压在她的背上。有人告诉我们说——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记起这件事——她也曾有过童年。当时我们未必信以为真。可眼下，看到她坐在屋角里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两眼眨着惊恐的目光，我们或许相信：她有过童年，曾经有过，她曾经有过对大雨降临前的凉爽极为敏感的触觉，她浑身上下总是满载着出人意料的侧影。
所有这些——不仅仅只有这些——那天下午我们意识到她在那畏怯的亚世界之上纯属人类的当儿，便信以为真了。我们的这种发现是突如其来的：她开始发出痛苦的呼喊时，仿佛有块玻璃在里面破碎了；她开始用名字称呼我们大家，眼睛里溢出了泪珠，直到我们在她身旁坐下；我们开始唱歌，开始鼓掌，我们的叫喊声仿佛能使零零碎碎的玻璃片重新弥合。这当儿，我们才相信她曾经有过童年。她的呼喊仿佛是某种泄露；呼喊的四周仿佛布满了令人追忆的树木和深河。起身的当儿，她晃了晃，依然没有用围裙遮脸，依然没有擤鼻子，依然眼泪汪汪地告诉我们：
“我永远不会再笑了。”
我们出门进了院子，我们三人，都一声不吭；或许我们认为大家都拥有共同的想法。或许我们认为在房里不开灯乃为上策。她希望孤零零地——也许——坐在黑旮旯，编着最后的一根辫子，似乎使她免于与牲口为伍的唯一的东西。
外面，院子里，弥漫着深雾般的昆虫，我们坐下来，脑子里想着她。往日我们光是这样，已有无数次了。我们满可以说，我们眼下的所作所为是我们毕生中的日常工作。
可那天晚上则不同寻常：她说她永远不会再笑了，而我们（因为对她了如指掌）深信噩梦已变成了现实。我们围坐成一个三角形，在我们的想象中，她居中间，那样虚无缥缈、弱不禁风，甚至听不见那数不胜数的计算时间节奏的钟声；在这种节奏声中，她渐渐变成了尘埃。“我们当时要是有勇气希望她去死就好了”，我们心照不宣地思忖着。可是我们倒希望她这样：丑陋、冷若冰霜，就像是我们隐秘的缺陷的微薄捐献物。
从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已是成人。然而，她在这间屋子里年纪最大。同一天晚上，她一直在场，能够同我们坐在一起感受着繁星悸动的韵律，四周围坐着健康的儿子。若是嫁给一个可靠的公民或成为一个守时者的姘妇，她早该是这间房里的德高望重的妇人。但她对那种纯一纬度（宛如一条直线）的生活习以为常了，这也许是由于她的罪过或德行只有轮廓而让人视而不见的缘故吧。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一点。有天清晨起床后，我们发现她趴在院子里，艰难而又欣喜若狂地啃着泥土的当儿，甚至毫无诧异之情。尔后她面带微笑地重新望着我们；她是从二楼窗口摔在院子里的硬土上。身体僵硬、直挺挺地趴在那里，脸贴在潮湿的泥土上。但事后我们得知，她唯一保持得完整无缺的东西乃是她对距离的恐惧、面临时间的自然的战栗。我们抓住她的双肩把她搀扶起来。她并没有我们乍看上去那样坚硬。恰恰相反。她的官能已经松散，跟意志分道扬镳了，宛如一具尚未僵硬、仍有微温的尸体。
我们把她翻个身面向阳光的当儿，她的眼睛是睁开的。满嘴巴的污泥没准已让她品尝到死人骨灰的滋味，仿佛我们已把她推到了镜子跟前。她呆呆地望着我们，毫无女性的表情——眼下我把她抱起来——让我们感觉到了她已经不复存在的分量。有人对我们说她死了；而事后她笑个没完，这种无声的冷笑正是她那天夜里睁着眼睛在屋里转来转去时所挂的那种微笑。她说她莫名其妙地走到院子里。她说她感到很暖和，一直在静听着蟋蟀那穿人肺腑的刺耳声，这种声音简直要——依她说的——冲垮她房子的墙壁；她说她把脸紧贴在水泥地板上全神贯注地追忆着礼拜天的祷告。
可我们知道，她把任何祷告都忘在九霄云外，因为我们事后发现，她对时间概念毫无所知：她说她双手撑着内墙（因为蟋蟀在外面拼命地推着墙）时睡着了；她说有人挪开墙垛抱着她的肩让她面向阳光躺下时，她已呼呼地睡着了。
就在我们坐在院子里的那天晚上，我们知道她不会再笑了。也许她那呆滞的冷峻首先让我们感到痛心，还是那漆黑的、执拗的角落生涯。它让我们痛心疾首，就像我们发现她坐在眼前这个角落里的那天晚上的心情一般；她竟对我们说她不再在房里闲逛。起初我们并不相信她。一连数月我们发现她每时每刻都在房里进进出出，硬着脖子、垂着双肩地走呀走呀，从不感到疲乏。晚上，我们就会听见她步履艰难地在两层黑暗之间挪动身子的声音，我们就会眼睁睁地躺在床上（已有无数次了）静听着她蹑手蹑脚的走路声，竖着耳朵跟她走遍房子里每一角落。一次，她对我们说，她在玻璃镜子里发现蟋蟀下陷、潜入了坚硬的透明体内，还有蟋蟀钻过玻璃而跳到她的跟前。我们简直没法明白她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我们都发现她那湿淋淋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好像刚从水池里出来一样。我们没有挖空心思去说明这种现象，而是决定根治房子里的昆虫：把烦扰她的东西一扫而光。
我们把墙壁打扫干净；我们命令他们砍掉院子里的植物，仿佛我们已扫除了垃圾之夜的安谧。但我们再也没有听见她的脚步声，也没有听到她谈起蟋蟀，直到这一天晚饭后，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的当儿，坐在水泥地上，依旧望着我们说：“我坐下来就要呆在这儿了。”我们为之战栗，因为我们见她神情起了变化，面如死灰。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对这种场面我们已习以为常了：她坐在那儿，辫子老是半卷着，仿佛她已融化在孤寂之中；即便是有形可见，但存在的自然本领已不复存在。这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她为啥不会再笑的原因；因为她告诉我们她不再走路时的口吻曾经也是这样令人信服的坚决。我们仿佛坚信她日后一定会告诉我们：“我再也不会看了”，或者也许是“我再也不会听了”，我们知道，她漫游时完全没有丧失理智而是意欲消除自己的生命机能，她本能地四处游逛，一步一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她依在墙边，就好像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入睡。这一天也许很遥远，但那天晚上我们仨坐在院子里早已乐于听到她那急促、刺耳、似吱吱的碎玻璃的哭泣声，它至少让我们产生这种幻觉：一个婴儿……一个女婴在夜里呱呱坠地。为了相信她已经重获新生。
（泰山广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