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Coetzee（1940—）
2003年获奖作家
——这话难听了些——她的训练者了。
他把她想象为一头海豹——马戏团里一头又老又累的海豹。她必须再一次把身体拱出浴盆的水面，再一次表演她能用鼻子顶球的绝技。朝他游过去，让他哄她，倾心于她，让她表演完毕。
“这是他们所有的唯一方式，”他尽量把语气放温柔了，“他们敬仰您，他们想给您荣誉。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对您表示仰慕的最好的办法了。给您发奖金，宣传您的名字，通过这件事做那件事。”
她站在那张帝国风格的写字台前，哗啦哗啦翻阅着那些小册子，上面写着到哪里去购物，去哪儿吃饭，如何使用电话。她用嘲讽的眼神飞快地瞪了他一眼，这一瞪仍然具有使他吃惊的效力，让他知道她是谁。“是最好的办法吗？”她喃喃地说。
六点半钟他敲门。她准备好了，在等着，心中充满了疑虑，但是已准备好面对敌人了。她身穿一袭蓝色长裙，上身穿丝质外套，这是她作为女小说家的行头，脚穿一双白色皮鞋，穿这双鞋也没什么不对，但不知怎么的，使她看上去像戴茜鸭（唐老鸭的女朋友）。她洗了头，把头发向后面梳拢过去。头发看着还是有些油腻，但油得体面，像是海军或是机械师的头发了。她脸上已经显现出迫不得已的表情，你如果在一个少女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的话，你会称之为内向。这是一张没有个性的脸，那种摄影师拍照时得使劲儿才能区分得出来的表情。他想，就像是空洞接受的伟大倡导者济慈一样。
因为早在他记事时起，母亲就每天上午把自己关起来搞自己的创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打扰。他曾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孩子，孤单寂寞，缺少关爱。当他和妹妹感到特别难受的时候，就坐在锁着的门外，发出嘤嘤的哀鸣。最后这嘤嘤嘤就变成了嗡嗡嗡或唱起歌儿来，忘记了他们被遗弃，他们就感觉好受些。
现在这种情形已发生了变化。他已经长大成人，他不再是待在门外而是在门里看着她，看着她背对着窗户坐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和那些空空如也的纸页作战，渐渐地黑发熬成了白头。这需要怎样的顽强啊。他想！她荣获奖章当之无愧，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但应该获这枚奖章，还应该荣膺其他许多奖章。其勇猛顽强远远超出了职责的需要。
这一变化是他33岁时到来的。直到那时候，她写的东西他连一个字都没读过。那是对她的回答，是对把他锁在门外的报复。她曾否定过他，因此他也否定过她。或者也许他拒绝读她的作品为的是保护自己。或许这才是更为深层的动机：来避开闪电的袭击。后来有一天，对谁连句话都没有说，甚至对自己都没有说句话，他从图书馆借了她其中的一本书。此后他读了她的一切作品，在大庭广众之下阅读，在火车上读，在餐桌旁读。“你在看什么呢？”“我母亲的一本书。”
他沉浸在她的书，或者她一些书的世界里。他也认出了书中的一些人物，肯定也还有许多人他无法认识。她写性爱，写激情，写嫉妒，也写羡慕，写得入木三分，令他震惊。书写得如此猥亵下流。
她震撼了他，她大概同样也震撼了别的读者。大概就是她在更大意义上存在的原因。能震撼他人这该是一生中多么奇怪的奖励啊！把她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小镇，授予她奖金！因为她绝不是一个给人慰藉的作家。她甚至是残酷无情的，是女人特有的冷酷无情，而男人则很少有这副心肠。说真的，她算是什么动物呢？不是一头海豹：她可没有友善到那个份儿上。但也不是一头鲨鱼。是只猫科动物，猫科动物包括猫、狮子、老虎、豹等。在英语里，猫（cat）也可以指心地恶毒的女人或爱说坏话的女人。这里这两层意思兼而有之吧。是那种大型的猫科动物，在把它们的猎物开膛破肚之后，稍作停顿，隔着那撕裂的肚皮，用黄色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你看。
楼下有个女人在等他们，还是去飞机场接他们的那个女人。她叫特丽莎，是阿尔托纳学院的一名讲师，但在斯托奖颁奖活动中，她只是个工作人员，一个打杂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个小人物。他坐在汽车的前排，紧挨着特丽莎，他母亲则坐在后排。特丽莎非常激动，激动得一个劲儿喋喋不休。她给他们讲汽车沿途经过的地方，讲阿尔托纳学院及其历史，讲他们要去的饭店。就在她喋喋不休的当口，她还设法进行突然袭击，像老鼠似的，很快插入两个她自己的问题。“去年秋天我们在这儿接待了A.S.拜厄特，”她说，“科斯特洛女士，您认为A.S.拜厄特如何？”后来又问：“科斯特洛女士，您觉得多丽丝·莱辛怎么样？”她在写一本有关女作家和政治的书。她有几个暑假都在伦敦度过，进行她所谓的研究工作。要是她在汽车里藏了一台录音机，他也不会感到惊奇。
他们来到了饭店。天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特丽莎让他们在饭店门口下车，然后去存车。一时间，人行道上只剩下他们母子俩。“我们还可以偷偷逃走。”他说，“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可以叫一辆出租车，到宾馆取了我们的东西，到八点三十分赶到飞机场，一有航班我们就登机出逃。等皇家骑警队赶到现场，我们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笑了。她也笑了。几乎不消说，他们得走完这个过场。不过至少玩味一下逃跑的想法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开开玩笑，保守秘密；纷繁复杂；这里瞄一眼，那里说句话：人生聚也依依，散也依依。他会做她的随从，她做他的骑士。他将永远保护她。然后他会帮她穿上盔甲，扶她跨上战马，帮她固定好臂膀上的小圆盾，把长矛枪递给她，然后后退。
就这样，举行了颁奖仪式。仪式完毕，他母亲一个人被留在了讲台上，发表受奖辞，标题是：《什么是现实主义》。她展示她才华的时候到了。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戴上看书用的眼镜。“女士们，先生们，”她说，接着开始念了起来。
“我于1955年在伦敦居住期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伦敦当时可是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文化大都市啊。我清楚地记得包裹寄来的那一天，那是寄给作者的新书样本。手里捧着书，我激动不已，书印出来装订好了，这不可否认，可是真家伙啊。但有些事使我忧心忡忡。我就给我的出版商打了电话。保留本都寄出去了吗？我问。他们说，保留本将于当天下午寄出，寄往苏格兰、牛津大学图书馆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要寄往大英博物馆。直到听了他们的上述保证，我才安下心来。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有我的一席之地，和其他以字母C开头的伟大人物摩肩接踵（下面提到的作家或诗人卡莱尔、乔叟、科勒律治和康拉德以及后面提到的科莱莉的名字都以字母C开头），如：卡莱尔、乔叟、科勒律治和康拉德（有一个笑话，就是最后和我挨得最近的文学邻居是玛丽·科莱莉）。这可是我的伟大理想啊。
“有人此刻会笑我如此直言不讳。然而在我焦虑的疑问背后有着严肃的东西，反过来，在这种严肃的东西背后，有些令人悲哀的东西，这种东西要承认可不容易。
“容我解释一下。对你写的所有的书你都别太看重，因为它们都将灰飞烟灭——都会被重新打成纸浆，因为没有人买；有人会打开书，看上那么一两页，就哈欠连天，就永远束之高阁了；还有的书被丢弃在海滨酒店里，被丢弃在火车上——我们在把这些弃置一边的书不当回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至少有一本不仅会有人看，有人呵护，给它一个家园，给它在书架上安排一个地方，并且永远是属于它的地方。我关心保留本背后的动机是希望，即使我自己第二天被公共汽车撞死了，这个新生的我将会有一个可以在里面打盹儿的家园；如果命运眷顾的话，在以后的一百年，没有人会过来用手杖捅捅它，看它是不是还活着。
“这就是我给出版商打电话的一方面的原因：如果我，这具凡人的躯壳，会死去的话，那么至少让我通过我创作的作品继续活下去。”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继续谈着对名誉的想法。
“……当我站在你们面前，我有许多理由让我无法确定自己。尽管这个大奖承诺我已跻身于在我之前获此大奖的杰出作家之列，但是时光那嫉妒的双手是留不住我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现实些，虽然你们给了这些书以荣誉，而我呢，和这些书有些渊源，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些书就不会再有人读，最终也不会有人记得。迟早只是个时间问题。出现这种情况是适当的。我们强加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要他们记忆的负担一定得有某个限度。他们将会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所起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小。谢谢大家。”
他们在威廉斯敦的差事结束了。电视台的拍摄人员在打点行装。半个小时以后，一辆出租车将会把他们送往飞机场。或多或少她算是获奖了，还是在异国土地上获的奖，是远离祖国获的奖。她可以以她真实的自我平平安安地回家了，留下一个形象，一个虚假的形象，像所有的形象一样……
这时他们坐进出租车，穿过一条条街道，这些街道已经有了行将被遗忘的街道的气息。
“这么说，”他母亲说，“逃得干净利落。”
“我的确认为是这样。您把支票放好了吗？”
“支票，奖章，一切都放好了。”
在飞机上，她几乎没有碰一下吃的东西。她一连要了两杯白兰地酒，喝完就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在洛杉矶机场开始降落时，她还在呼呼大睡。空中小姐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太太，您的安全带。”她连动都不动。他和空中小姐交换一下眼神，他侧过身去，把安全带绕过她的大腿扣上了扣环。
她整个身子半躺在座位上。头歪向一边，嘴大张着。她打着轻微的鼾声。飞机转弯时灯光从舷窗外一闪而过。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落日余晖无比的壮丽辉煌。他抬头可以看到她的鼻孔，看到她嘴里去，并往下看到她喉咙的后部。他看不到的部位他可以想象：那粉红色的食道丑陋无比，咽东西时像条蟒蛇一样收缩，把东西拉到下面那个鸭梨形状的肚囊之中。他扭过脸，紧了紧他自己的安全带，坐直了，脸朝前看。不，他告诉自己，我不是从那个地方诞生的，不是那儿。
（杜松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