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城市变成平面城市
我们经常惋惜当年没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未能把震后长达四五年的天津城的模样拍摄下来。
天津是仅次于唐山的重灾大城市，但天津不同于唐山。唐山震成了一片废墟，只待时日重建，灾民统一疏散统一安置相对而言目标比较明确。天津就不同了，仅市区人口差不多就是唐山的五六倍，高楼大厦更是不胜枚举。地震毁坏建筑物的程度不同，但是市民们吓破了胆儿，所有住楼房的人都不敢回去居住了，所有的开阔地都搭设了“临建棚”，不仅体育场、街心公园、学校操场、小广场全都成了“临建区”，比较宽阔的大马路两旁也见缝插针盖满了小房子，马路中间留一条窄窄的“一线天”，车辆慢行才能勉强通过。当时流行一句俏皮话“天津三大怪，自来水腌咸菜，恒大烟见抽不见卖，汽车不如自行车跑得快”头一怪指的是引滦工程之前天津人喝咸水的苦涩，第二怪反映了市场物资的匮乏，第三怪就是指公交车在“临建”迷宫的艰难处境了。
高楼是城市之树。虽然是“灰色森林”，但若没有一排排找高空要生存空间的水泥之树，城市人就没有借以栖身的居所了。然而，立体的城市一下子变成了平面的城市，600万市区人口齐刷刷地全都像是从“树”上爬下来的猴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地面动物”，形成了人类城市史上一道独特的奇观。
这道独特的奇观一旦出现就难以清除，临建棚在大马路上一待就待到了80年代初，而且还不断地升级换代和扩大阵容。
中国人对于苦难的忍耐力堪称世界顶尖，天津人又是中国人中的乐天派，最能够随遇而安苦中作乐。
时势造英雄，地震后天津所有的中壮年男人乃至青少年学生都变成了建筑专家，原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握过瓦刀的，时间不长人人学会了盖房子，呼朋唤友你给我家盖我给你家盖家家户户去盖房。那时候的人们不懂得雇佣关系金钱交易，主家只需管饭即可，满城皆是“建筑队儿”，那种全民盖房各取所需的壮观景象堪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随着季节的变幻临建棚在不断地改善。开始时只是找来一些木棍竹竿之类作为支架，蒙上塑料布即成。随着天气转凉，特别是11月15日发生一场强烈余震，又倒塌了一些危房，市民们便不得不为在大马路上过冬而从长计议。
记得发生那次强烈余震时，我们正去看望先生的伯父母，伯父母家的“临建”搭在宽阔的南京路边。当时大家正坐在路边聊天，忽地一下子只见马路对面不远处一座四层楼轰然倒塌，冒起冲天的烟尘久久不散。幸亏那座楼里的人早已走空，不然……听说有不少楼房都是在大震后的余震时倒塌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回到楼上去住呢？
于是，“临建”不断地升级换代。塑料布棚之后是“荆笆棚”或“竹笆棚”。
第三代“临建”已经摘掉了“棚”的帽子，晋升为准备打持久战的正式砖房了，很多小屋盖得挺讲究，人们在大马路上铺散开来安营扎寨乐不思蜀了。
公共卫生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火灾危险问题，城市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秩序……诸多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难以解决的大事，市民公众却早已习以为常乃至浑然不觉，即使是知识阶层也很快地就适应了满马路泼脏水的生活。
更让政府头疼的是“临建”数目的疯长。过去，天津市民住房困难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特别是贫困阶层老少三代住一屋的状况非常普遍。“文革”一拖就是十年，企盼单位分配住房已成泡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何处有个片瓦遮身立锥之地呢？
这回好了，在父母的“临建”旁见缝插针再搭一间房子并不难，满城的废墟，扒一些砖头，旧门旧窗，单位领导也乐于帮助职工解决困难，提供一些水泥沙子木料房檩什么的，呼朋唤友小哥儿几个忙乎一天，得，结婚的新房就落成啦！紧接着，乌哩哇啦娶媳妇！再接着，婴儿呱呱落地啦！家家户户大儿子办完喜事二儿子办，“临建”如雨后春笋扎堆儿疯长“扩军”到后来邻居们在“临建”的缝隙中只能侧身而过，大家都理解呀，将心比心家家如此呀……
在长达四五年的岁月中，乐天派的天津人在脏乱不堪拥挤过度的“平面城市”里，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养鱼种花包饺子捞面老人做寿孩子过满月一样儿也不耽误。也发生过几起火烧连营的大事，人们在震惊之余谈论几日也就心存侥幸高枕无忧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筑专家李瑞环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副市长到天津上任。听说他带来了中央调拨的亿元震后重建城市专款，然而他面临的是全城满目疮痍的空楼和蜂窝蚁巢一般茬满地面的“临建”。
倘若发生在今天……
近期中国京津地区还会发生大地震吗？这是个谁都不愿意提及的话题。
然而，倘若真的再一次发生将会怎么样呢？30年后的天津城的应激机制，比起30年前来又如何呢……
天津人的承受能力比当年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一旦发生大灾，天津的社会治安还能够像当年那样好么……这是一些更为敏感的话题。
首先是商品房建筑质量的抗震能力问题。
虽然房地产开发商们言之凿凿保证房子的坚固，但是大家都知道如今什么检验关口都是可以用钱去打通的，玩命追求暴利的开发商们肯在建筑材料的抗震性能方面提高成本么？如今满城都是私有化了的商品房，一旦震塌了，几百万人住到哪里去呢？
说到商品房，中国第一位把商品化理念引入住房领域的人当属李瑞环，但他到天津试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仍然依托于计划经济体制。
他到天津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若想重建城市必须消除“临建”，而若想消除“临建”又必须先让老百姓有房子住。于是，这位曾在50年代投身北京“八大建筑”工程的风云人物，以内行姿态指挥城建系统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经过普查对可以修复的房屋做加固修复，动员有家可归的市民重返住室；另一方面以“政府令”式的权威冻结了全市所有完好无损未及分配的新房，从而找到了可以统一调动的“周转房”，让“临建王国”的居民先住进去借以腾出马路等城市空间。当时还没有私有住房和民营房地产开发商一说，房子一律姓“公”，新楼房都是属于各单位各企业为其职工“福利分房”而建的，因此政府行为无人敢违背。
各单位企业无偿提供了“周转房”，使得政府有时间有土地消除“临建”与废墟，得以在市区盖起新楼后重新安置百姓。可巧的是“地震波”所经过的重灾区大多是一些市区黄金地段，新建的高楼群除了安置“原住民”之外还有较高的出房率。另外，政府也配以房屋面积优惠政策鼓励搬到市郊去的居民不再返回拥挤的市区。聪明过人的李瑞环并未完全把手里的“重建专款”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理念花完拉倒，而是让各单位各企业为其职工再买房子，收回来一部分钱再去盖房，盖好后再让另一些单位、企业为其职工买房子……一笔“专款”滚动循环，既偿还了最早提供“周转房”方的账，又能不断地解决城市住房问题。虽然当时的“住房商品化”还局限于公有制范围内，他在全国仍然是把住房当作“商品”来运作的第一人。
倘若发生在今天，政府行为还能调动私人开发商的商品房使其成为难民的栖身之所吗？
紧接着就会派生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
1976年是“文革”第十年，全民皆一贫如洗，大到住房小到灯泡肥皂全都是配给制，公众适应苦难的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地震，不过是苦上加苦难上加难而已，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只是50步距百步之遥。如今的人们可就不同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市居民涌现众多“有产者”，昂贵的房屋、汽车、家具、家电、各种奢侈品……一旦这些通过奋斗多年换来的财产变成废墟瓦砾，愤怒导致绝望的人群会不会出现过激行为？
还有一个人际关系冷漠问题。
当年国家实行“高就业低福利”政策，失业问题不甚显著。职工、干部、知识分子都视其“单位”为终生的依靠，“以厂为家”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所以，每当出现灾害，几乎所有的就业人员都会在第一时间跑回“单位”护厂、护校、护机关、护公司……试想，如今的私营公司外资企业劳资关系紧张，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是常事，大灾当前，员工们还会去护厂护公司吗？老板们还会像当年的“单位领导”去职工家里一一探问灾情，还会提供建筑物资为职工们搭盖“临建”吗？如果不管，把几百万难民全部推给政府，政府吃得消吗？如果说公司赚了钱归老板，员工受了灾推给政府，这样的社会机制称得上完善吗？
倘若发生在今天，还叫人想到亲情的疏离和独生子女问题。
当年天津百万辆自行车亲情大串联的奇观，恐怕永远难以再现了。当年自行车大军的主力部队如今都步入高龄，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今亲情友情的淡化。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使得富亲戚与穷亲戚、富朋友与穷朋友、富同学与穷同学、富同乡与穷同乡之间早已视如路人，一个“钱”字隔心，谁还去看望谁呢？再有就是很多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了还躺在父母的庇护之下。大震时刻靠他们救死扶伤？靠他们去看望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靠他们盖房子住“临建”挑起生活的大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