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作用
“情感激励”作为高效能人士的一种办事方法，被普遍采用，并在许多人的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作用，尤其是身处领导岗位的人士。
1情感是一种精神的推动力量
情感所以具有内在的力量，道理很简单。任何外在事物要内化为人的思想、道德等意识样式，都必须经过情感这个中介。人的情感决定人的态度取向和心理强度，所以情感，或说感情，其自身就有内在的决定人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强度的力量。从现实生活看，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情感相比较，虽然政治思想对社会、对人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道德观念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在生活中最为大量出现的、反映出来的，却不是政治，也不是道德，而是情感。在政治方向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在道德观念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尤其对占人口大多数中间状态的群众来说，在许多具体场合起作用的主要是情感，所以情感对领导者做好工作就十分重要。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者不在运用情感去做工作，但是不是有意识地把情感作为一种力量去做工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领导者能自觉地运用情感，那么，其自身就自然会涌动起感情的力量，并用它去动员、感染、影响周围的人们，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情感的叠加力
天津海河塑料厂是个只有200人的小厂，当张世伦就任厂长时，厂里连个食堂也没有，一个由草席围的厕所得男女轮流使用，工人没奖金，医药费没钱报销，厂长办公室连个椅子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张世伦就职时没讲个人的任何困难，也没给工厂描绘任何前景，而是讲员工的辛苦，并向全体员工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之后，他本着一条原则：多做有助于增进与员工感情的事情。就是靠着这份感情，他依靠员工很快把生产搞了上去。年终员工们送给他三件礼物：一面锦旗，1500元奖金和由厂里140名女工用针缝制的一件棉背心。这里，我们没有叙述张世伦所做的其他工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靠感情这个酵母而产生了叠加效应的。
情感的回报力
孙健在文革期间曾是国务院副总理，曾在天津担任过领导职务，从中央下来以后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去天津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人，听说孙健来了，就叫人“扣住”，非要请他吃饭。原来，在孙健当市领导的时候，一次散会已是晚上八点钟，正下大雨。这位当时只是市机械局一名普通干部的厂长和两名基层干部只好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雨停。孙健出来撞见，便叫司机先送他们，自己却等在门洞里。对孙健来说，这确是小事一桩，但这位厂长一直记在心里，长久不忘。中国有句古话：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投桃报李是人之常情，而领导者对下级、对群众的感情之举，群众的回报就更强烈、更深沉、更长远。
情感的持续性
情感的力量是逐渐加深的，尤其是产生在艰难岁月中的情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抗战胜利后，王稼祥同聂荣臻同志在张家口相遇时有一段对话。王稼祥说：“那次我病危，你正在前方，还专门叫同志给我带来一包大米。那时候大家都吃野菜、青稞麦，有时还吃皮带、战鼓、马鞭子，我肠子有伤不能吃，你送来的那包大米可真解决了大问题，救了我一条命。”“呵！当时那一两斤大米的确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呀！”聂荣臻同志说。王稼祥又说：“你捎来的大米包上还写着‘救命粮’三个字，虽然几经周折，辗转多时，经过无数同志传递，但大米仍原封不动地送到我的手里。那时候好多人都在饿着肚子啊！可是看到‘救命粮’三个字，谁也不动一粒米，同志们的阶级友爱和纪律性多么令人钦敬啊！”王稼祥和聂荣臻提及这事情时，事情已过去十多年。在人处在困难、困境、逆境、危境之时，获得的感人至深的人际情感是难以磨灭、永驻人间的。
情感的扩散力
权延赤在《红墙内外》里有一段记叙，说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游泳时因遇上一位老渔民，与他聊得十分开心，而请周围的人们吃螃蟹的事情。“毛泽东开心地喊着：‘来来来，今天我请客，我请客啊！’我们二、三十人全是泳衣泳裤，跟毛泽东来到长桌旁。毛泽东抓起一只螃蟹，一掰两半，张嘴就是一口，蟹黄淋淋漓漓沾了满手满脸。他一边大嚼一边喊：‘还不动手，别装正经了。’大家哄然而笑，立刻围上去抓螃蟹……毛泽东心血来潮，喊：‘嘿，咱们合个影吧？照张相。’嗷！大家一哄而起，立刻包围了毛泽东。簇拥着，就那么光不哧溜，随随便便，热热闹闹地合了一张影，一张难忘的合影。”读到这里，我们作为读者也受到了极大的感染。毛泽东与普通百姓水乳交融的真情极大地感染了他周围人们的情感，大家与领袖一同享受着那种人间最真最美、最为圣洁的时刻。
美国著名橄榄球队教练隆巴尔迪讲过：“不论你做什么工作，要想成为第一就需要有才能。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带着感情去踢球。假如你有幸找到一名既足智多谋又有丰富的感情的球员，他肯定会成为球场上的冠军。”隆巴尔迪讲的是运动员，但任何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倾注自身的巨大情感，否则，任何事业都是难以成功的。作为领导者，也必须首先把自己的情感渗透在工作中，渗透在与下级、群众接触的言谈举止里，以此，才能以自己的强烈情感感染周围的人们。保加利亚的H·甘桥夫斯基这样描写过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在他身上放射着真挚纯洁的人道和善意之光，这种情感是这么强烈，它感染了他人，使人陶醉。他把自己的爱慷慨地奉献了出来。人们理解在他的眼睛、微笑和动作中流露出来的爱和善意，大家也都用热情的目光和炽热的爱来欢迎他。”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杰出的领导人，还是著名的企业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对人表现出充沛的情感。
情感是人的意识的自然表露，虽然人的情感不会像语言、文字那样能直接地表达，但人的一切行为无不带有感情的色彩，带有感情的特征。由这个角度说，感情、情感又是包容一切、说明一切的。1959到1961年是我国极为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在1961年春节，周总理招待科技工作者，他说了一句话：“今天只有一个主题：吃肉。请同志们放开肚子吃肉啊！”这句话至今催人泪下，短短一句话，包含了总理巨大的情感胸怀。
2情感能催发动人的力量
人的情感是人对现实环境是否适应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反应，情感时常引导人们接受理智尚属模糊的事物，成为理智的先导。在理智与情感一致起来时，就更成为理智行为的推动力。如何催动人的情感，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1.尊重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注意人们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状况，很少关心那些渴望受到尊重的人们。所以对人，尤其是对缺乏尊重的人，尊重就显得十分必要。在中越边境反击作战中，有相当数量的“后进战士”立功受奖，有的还成了英雄，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对前线战士进行的心理测评调查是100％的战士希望得到尊重与理解，72.8％的战士把尊重与理解列为自己的第二位心理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后发现，这些“后进战士”因为在连队中没有获得与其他战士同等的社会承认，因而存在一种心理压力。他们很想在战场上表现自己，以便在能考验人的战场上证明他们也具有和别人一样的觉悟水平，确立他们人格的力量。
1950年2月毛泽东同志访苏结束离开住处时，别墅的工作人员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站在雪地里送毛主席、周总理等。她们依依不舍，每个人都流了泪，一个叫瓦利娅的哭得泪人一般，双手捂住脸，泣不成声，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送行的一位上校说，她们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切。管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爱惜他们的劳动，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进进出出很有规矩。这个例子说的不是什么大事，只是领袖人物对普通群众应用的普普通通的尊重，但这对那些异国的极普通的人，却在其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应该说明的是，尊重不只是尊重人的人格，还有尊重人的价值，即存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尊重个体的存在价值，就是尊重集体的存在价值，尊重把个体和集体的价值利益联系起来了。
2.关心人
关心包含着尊重，无论是从心理上或从意识上讲，其深刻性也在尊重。许多领导者会关心人，但把关心人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却并不多见。以关心人作为领导方式带来的效益大不同于一般性的关心。
沈阳市长武迪生因飞机失事去世，死后沈阳市人民十分怀念他，称他是人民公仆，说他是有大情大义的人。他当市长8年没回老家一次，连父母去世也没回家看望一眼，这固然感人，但更重要的是，他随时随处关心、帮助他遇到的有困难的老百姓，或送钱给他们解困，或让车给他们解危。这里，作为领导者的武迪生，做的虽然都是一件件很普通的小事，但是任何领导者只要有意识地去做，去关心他人，为他人解困，就能换来群众的回报和支持。
3.通情以达理
有些事情用理来处理顺理成章，用情来处理很难通过，但有时用理处理又收不到好的效果。
其实在实际工作中，以情处理看似不通，似乎是感情大于纪律、人性代替党性，但实际效果却不大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分析，疏导，用情处理既得人心，又得实果。举一个一般性的事例。某厂工人吴某，半年前在晋升二级工前因受拘留处分而延缓晋级半年，到了该决定是否给他晋升时，群众议论纷纷，他自己也不抱希望，认为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要破罐破摔。工厂支部书记分析，按表现应该再次延缓晋级，但吴有上进心，只是认为自己没希望才混的，而且车间、班组领导很关心吴的进步。于是他和厂长商定给吴某按期晋级。此事在群众中反响很大，多数人持理解态度，认为是领导关心；少数人想不通。吴某则表示：“既然领导这么信任我，我就重打鼓另开张，干出个样来争口气。”这以后，吴某早上班晚下班，抢着干活，支书和班组、车间同志及时表扬、批评，吴某从此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事例，反映的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定事件，而道理却是明显的。
4.感情回报
任何人只要做了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贡献，领导者就不能忘记，而要在一定的时候给予回报。尽管回报的内容、方式不可能固定在某一点上，但这种感情的表达则是必须的。194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病故，当时没发消息，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发了火，他说，你们不发消息，那我毛泽东就写挽联。也是1947年，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因不满蒋介石，几经辗转来到我中央军委所在地，但迟迟没安排工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发了脾气，他说，当年人家赵寿山是正规军，我们红军是游击队，人家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人家垮了杆，落了难，我们要对得起朋友。当年人家怎样对待我们，今天我们就怎样对待人家。经毛泽东提议，赵寿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上述两件事情，他人没有重视，但毛泽东却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这种事情，其所起到的效果和影响就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