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王强
作者简介：天津市人，1945年11月出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地层古生物专业，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微体古生物学会荣誉理事。自1977年开始研究泥河区微体古生物与地层学以来，先后独自或与人合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多篇有关泥河湾地层、微体古生物与古环境、介形类与有孔虫研究论文，参与多部泥河湾研究专集章节编写，作为专家参与了泥河湾省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论证审定，以及多个国家、省部级泥河湾相关科研课题项目的领导与实施。
1962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组建了6个大区所，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在天津成立，确定了“一老一新”（前寒武纪与第四纪）的专业方向。次年，第四纪室即组成近30人的科研队伍赴泥河湾地区进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实测了10余条剖面。
当年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从事介形类鉴定的赵连璧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跟随苏联专家学习介形类的；从事有孔虫和双壳类、腹足类研究的周英明先生，是1961年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1960年，赵先生在地质部山西古生物鉴定站工作时，分析山西214队在运城盐湖的两个钻孔，将后来建立的广盐海相介形类中华美花介Sinocytheridea暂归为新正星介Neocyprideis（MS）名下，后来发现油印本尚保存在地质图书馆。这两个钻孔所见有孔虫标本转至地科院地质所王乃文先生处，遂有山西外旋九字虫EvolutononionshanxiensisWangN.W.Gen.etsp.nov（新属新种）的建立（王乃文，1961，1981）。70年代初因地震工作需要，全所20余位同志，包括赵、周二位调往新组建的天津市地震大队（天津市地震局前身）。
我于1977年由野外地质队调入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有幸接收了二位先生留下的大量微体古生物标本，当年配合他们作分析的还有另外二位同志。前辈的辛勤劳动成果，成为我进入科研工作的基础材料。在整理泥河湾地区标本时，发现东窑子头剖面的标本中仅余一枚有孔虫。1980年，我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第2号报道了两瓣脊不对称的介形类，即前贤们采自泥河湾地区剖面；在整理运城盐湖两个钻孔标本后，1982年，我与地质矿产部华北石油局地质研究大队王景哲先生合作，在《地层学杂志》报道“在山西运城盆地发现中华美花介Sinocytheridea”，同文内亦报道在山西永济开张和夏县大侯钻孔发现有孔虫毕克卷转虫变种Ammoniabeccariivars.（Lineé），按照当时的认识水平，认为是海侵的标志。
1974年，汪品先、闵秋宝、林景星、崔占堂先生在《地层古生物论文集》发表“我国东部几个盆地半咸水有孔虫动物群”论文，其中报道了蔚县东窑子头剖面有孔虫的发现，就是依据当年野外调查采集的标本，文内明确以海相微体古生物有孔虫的出现代表海侵，以其所在层位海拔高度与沿海平原同期海侵层埋深的差异，作为山区与平原之间差异构造运动的直接证据。
1979年，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再度组队进入泥河湾地区工作，实测了12条剖面。在这次工作中，不但在东窑子头地区再次分析出有孔虫，且在小渡口剖面首次发现有孔虫和广盐海相介形类中华美花介，而且就是产自这个剖面唯一的大粉砂层中。
1980年，水文地质学家乔作栻先生在《第四纪研究》发文，对河北平原过多依赖有孔虫单一门类出现确定第四纪海侵的做法提出了众多质疑，认为第四纪早期燕山、太行山已经形成，没有海侵通道可以导致海水上延到山区；同时引用印度相关报道，介绍远离海岸800千米的晚更新世风成沙丘中发现了有孔虫。在与乔先生交流时，我们考虑到风暴与鸟类搬运的可能性，但是缺乏实际材料的证据。
1981年，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召开全国沿海第四纪地质学术会议，会前我自渤海海域15米水深处采样，进入海河口后继续沿海河采集了底质样品。在市中心广场河段，样品经四氯四碘荧光剂浸泡后分析，发现了一枚小个体的活有孔虫，暂定为卷转虫未定种Ammoniasp.，这也是在整条海河底质样品中仅见的一个活个体。
1982年夏季，我带领天津市地质学会30余人赴泥河湾进行地质考察，沿下沙沟北上，在五里台剖面顶部发现一个梅氏犀头骨标本（黄维龙先生鉴定），现保存在天津自然博物馆。
1983年，我开始协助地质科学院矿床研究所吴必豪先生进行察尔汗盐湖研究工作，开始了泥河湾盆地与西部盆地的对比。
1984年秋，澳大利亚学者PatrickDeDeckker博士访华，介绍了1982年他们在美国古生物杂志上发表的鸟搬运有孔虫的研究成果。同年，受山西省地质矿产局214地质队之邀，我承担了运城盐湖项目十几个钻孔的研究工作，开始了整个桑干-汾渭断陷带研究。
1985年，我修订了1980年建立新种的分类位置，以更清晰的扫描照片，在英国微体古生物学会主办的《Stereo-AtlasofOstracodShells》上，发表了中国介形类研究学者的第一篇文章。秋季，在青岛召开微体古生物学会有孔虫专业组学术会议，我带去了采自山西运城盐湖P2深孔的有孔虫标本；样品冲洗后就放在蒸发皿中，视域所见全是有孔虫个体，粗估应该是超过1万枚了。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奚云先生在蔚县水西堡钻孔也发现了大量有孔虫标本，详细进行了个体统计。1987年，我们在《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发表“河北省蔚县水西堡钻孔的微体古生物群及地层划分”论文。
1986年，我参加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第四纪下限学术讨论会”，提出：虽然在已经宏观确定N/Q界限的泥河湾地区前第四系见河星介Potamocypris，但微体古生物组合的更迭更多的是环境学意义，不能替代古地磁测试确定的年代学格架，不具备地质时代意义。此次会议后，我与王景哲、田国强先生的论文“用介形类化石确定第四纪下限--现状与存在问题”，于1991年在《第四纪地质与第四纪冰川论文集》第七集（地质出版社）发表。同时，由安徽省第一水文地质大队金权先生处得知，同济大学赵泉鸿教授亦在安徽一水委托的淮北钻孔研究中发现中华美花介，我相信这一鉴定不会出错。我还专程赴河南阳原河南省第二水文地质队，观摩了薛铎先生在开封、商丘钻孔发现的中华美花介，亦确定其鉴定无误。同年，我参加了张宗祜先生领衔的地质矿产部“七五”基础研究项目“川滇南北构造带晚新生代环境演变”工作，负责生物地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