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修士团用来清除世界上的害群之马的机构，”纳夫塔说，“却服务于人类之爱啊。教会的一切惩罚，包括火刑堆，也包括逐出教门，它们的施行都是为了拯救灵魂免遭永劫；而对于雅各宾党人的酷好斩尽杀绝，能够这样讲吗？请容我指出，一切并非源于对彼岸世界信仰的酷刑和血腥司法，都是兽性的胡来。至于说到贬低人类的尊严，它的历史恰恰与资产阶级的精神思想史同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用尽了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教人用一切只要有点用处的手段，来贬低人类的尊严；从现代天文学开始，它就把宇宙的中心，把上帝与魔鬼这争夺的双方都渴望占有的生物的庄严格斗场，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星球，从而也就暂时结束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而古代的星象学却是以人的这种地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暂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心怀叵测地诘问，表情与一个等待着被审判者露出破绽、自投法网的异教徒审判官和宗教裁判所的所长不无相似。
“可以这么讲。几百年吧。”纳夫塔冷冷地作了肯定，“只要并非一切都是假象，经院哲学也将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扬光大，势所必然，势在必行。哥白尼将被托勒密打倒。日心说将终于遭到精神的抗拒，后者的事业无疑将获得成功。科学将在哲学的逼迫下恢复教义曾经想要维护的地球的所有荣誉。”
“什么？什么？精神的抗拒？在哲学的逼迫下，获得成功？好个唯意志论！研究能不要前提？认识能够纯粹是精神？真理，真理与自由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说先生，您企图把它们的殉道者打成地球的侮辱者，可事实上他们不恰恰成了我们这个星球永远的光荣么？”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提问的样子挺吓人的。他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对矮小的纳夫塔大有居高临下之势，结尾时更猛地拔高调门儿，让人听出来他是满有把握的，相信对手必然无言以对，只好羞愧地闭起嘴巴了事。说话时，他把在两个指头之间的蛋糕放回到盘子上，因为他在提问以后不便马上就吃。
纳夫塔却回答得异常平静：
“我说朋友，没有纯粹的知识。宗教学说的合理性就包含在圣·奥古斯丁的‘我信即我知’这句名言中，是完全驳不倒的。信是知的器官，知解力乃第二性的。您的没有前提的科学是一个神话。信仰、世界观、观念，简言之意志是正常的存在，理性当以讨论它、证明它为己任。无论何时，在任何情况下，结论都只会是‘被表示的东西’。从心理学上看，证明的含义本身已包含着很强的唯意志论因素。十二三世纪的伟大经院学者一致坚信，在神学面前错误的东西，在哲学中不可能是真理。要是您愿意，我们可以把神学放到一边。可是，一种人道主义，它要是不承认在哲学面前错误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中也不可能正确，就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最高主教会议批驳伽利略的论据就着眼于他的观点在哲学上实属荒谬。比这更有力的论据，根本不会有了。”
“得，得，咱们那既可怜又伟大的伽利略的论点却更站得住脚！行啦，让咱们认认真真地来谈一谈吧，教授先生！请您当着这两位洗耳恭听的年轻人的面，回答我这个问题：您相信一种真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追寻它，乃是一切道德的最高准则；它对权威的一次次胜利将构成人类精神的光荣历史！”
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都把头从塞特姆布里尼转向纳夫塔，只是表弟比表兄转得快一些。纳夫塔回答：
“这样的胜利不可能，因为权威就是人本身，就是他的利益，他的尊严，他的幸福；在权威和真理之间不可能存在不和。它们将合而为一。”
“这么讲，真理不就……”
“真理就是对人有用的东西。在人身上集中着自然，在一切自然中都只创造了人，一切自然只为人而创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幸福即真理的标准。要是缺少与为人谋幸福的思想的实际联系，理论认识只会索然寡味，以致失去任何一点真理价值，活该被取缔。基督的世纪在轻视自然科学对于人的价值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曾被君士坦丁大帝选作他儿子太傅的拉克坦提乌斯直截了当地问过，就算他知道尼罗河发源于何处，知道物理学家们关于天空胡诌些什么，他又会得到什么益处呢？现在请您来回答回答他这个问题吧！如果说我们重视柏拉图哲学超过了其他任何哲学，那就因为它不以认识自然，而以认识上帝为务。我向您担保，人类正准备回归这种观点，正在认清真正的科学其任务并不在于追求那些无益的知识，而在于根除那些有害的东西或者在思想上无意义的东西，并且一句话，显示出直觉、分寸和选择力来。认为教会维护黑暗、反对光明的看法是幼稚的。它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过，那种对于认识的‘缺少前提的’追求，也就是不顾及精神、不顾及争取幸福的目标的追求，应该受到惩罚；而真正将人类引向了黑暗，并将越来越深地引向黑暗的，恰恰是那‘缺少前提的’、直接违反哲学真理的自然科学。”
“您这是在宣传实用主义。”塞特姆布里尼反驳道，“您只需将它运用到政治中去，就可以看出它的全部危害性。只要有益于国家，就好，就正确，就合理。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国家的权力，就是道德的准绳。太美啦！这一来，对任何罪行都大开了方便之门；至于人间的真理，还有正义、民主——它们只好自找存身之处……”
“请容我为咱们的讨论增添一点逻辑性吧。”纳夫塔道，“一种可能是：托勒密和经院学者们所言不虚，世界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有穷尽。这样，神便是超验的，上帝与世界的矛盾将永远保持，而人也同样是二元的存在。他的灵魂的问题在于感性与超感性的矛盾，一切社会性的问题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沦为第二等的了。但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您那些文艺复兴的天文学家们找到了真理，宇宙是无限的。这样，就不存在超验的世界，不存在二元论；彼岸被此岸所容纳，上帝与自然的矛盾将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格也不再是两种敌对原则的战场，而将和谐与统一；于是乎人间的矛盾只会产生于个人或大众的利害冲突，国家的目的，按纯粹的异教观点，就会成为道德的准则。要么是这种可能，要么是那种可能。”
“我抗议！”塞特姆布里尼大声疾呼，同时胳膊一伸，把他的茶杯塞到了纳夫塔面前，“我抗议您肆意诋毁现代国家，把它说成是对个人的奴役！我还要抗议，抗议您企图置我们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普鲁士主义与哥特式反动思想之间做出选择！民主除去以个人主义修正国家专制主义之外，别无他义。真理和正义是个人德性的王冠宝石；在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看上去变成与国家敌对的力量，实际上呢，它们注意的却是国家更高的、让我们说是超现世的福祉。说什么文艺复兴是神化国家之源！好一个放屁逻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功绩——我要强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功……绩——那就是个性，人权，自由！”
两位旁听者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据理力争时都屏住呼吸，这时才舒了一口气。汉斯·卡斯托普甚至忍不住在桌子边上击了一掌，虽然相当节制。“太棒啦！”他透过牙齿缝轻声叫起来；连约阿希姆也露出极为满意的神色，尽管塞特姆布里尼顺带抨击了普鲁士主义。可随后两人又都把脸转向刚刚被打退的玄学大师，汉斯·卡斯托普更显得急不可耐，竟像狂欢节晚上看人家玩瞎子画猪那样，用胳膊肘撑着桌面，用拳头托着下巴，紧盯着纳夫塔先生的脸，神情异常紧张。
纳夫塔却双手垂在怀中，静静地、不露锋芒地坐在那里。他说：
“我试图给咱们的讨论引进一点逻辑，您却以慷慨激昂的大道理作为回答。文艺复兴使世界上产生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这事实鄙人多少有些了解。不过，您那‘本来意义的’强调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您理想中的‘战斗的’、英雄的世纪已成为过去；这些理想早就死了，充其量今天还在作最后挣扎，将最后给予它们致命打击的拳头已经攥起。您自称革命者，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可是，如果您相信未来革命的结果是——自由，那您就错啦。自由的原则早在十五世纪已经实现和过时。今天，一种教育学如果仍以启蒙的女儿自居，仍视自我的批判、解放、修养以及某些特定生活方式的瓦解为其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学即使还能暂时取得论争的胜利，它的落后于时代则是明眼人不会有任何怀疑的。一切真正的教育团体历来都清楚，任何教育学实际上追求的无论何时都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绝对命令，就是铁一般的约束，就是纪律、牺牲、自我否定，就是个性的泯灭。归根到底，以为青年喜欢自由意味着对青年缺少爱心，意味着对他们不理解。实际上，青年内心深处渴望着服从。”
约阿希姆听得挺直了身板。汉斯·卡斯托普面孔绯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得直捻他那漂亮的八字胡。
“不！”纳夫塔接着说，“时代的秘密和要求并非自我的解放和张扬。时代需要的、要求的和即将为自己创造的是——恐怖。”
最后这个词儿，他说得比先前的所有词儿都轻，身子也一动不动；只有他的眼镜片闪闪发光。三位听者全都打了个寒噤，塞特姆布里尼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可我得请教请教，”他问，“有谁或者什么——您瞧瞧，我疑问太多，简直不晓得如何问起啦——您想让谁或者什么——我很不乐意说出您这个词儿——来支撑您的恐怖呢？”
“鄙人乐意效劳。我想我不会错吧，如果我假定咱们俩都一致认为，人类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原始状态，一个不存在国家和强权、人人都直接做上帝的孩子的状态；那儿不存在统治者和服役者，不存在法律和刑罚，没有不义，没有肉欲的结合，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劳动，没有财产，只有平等、友爱和道德的完美。”
“太好啦。我完全赞成，”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我完全同意只除去‘肉欲的结合’那一点；它显然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因为人是最发达的脊椎动物，不可能与其他生物有什么两样，也……”
“说得对。不过，我这儿是想肯定咱们对那个原始乐园，对那种不存在司法和直接受上帝控制的状态的原则一致的意见；这种状态因为出现原罪才消失了。我相信咱们俩还能肩并肩地再往前走一段，因为咱们俩都认为国家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为了防止罪孽、反对不义而缔结的社会契约，并且视它为暴力统治的根源。”
“太好了，”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社会契约……这是启蒙思想，这是卢梭。没想到……”
“请别急。咱们在这儿也就要分道扬镳了。统治权和强权原本在民众手中，民众把立法权和整个强权委托给了国家，给了君主，从这个事实，您的学派得出的结论首先是民众有对君权革命的权利。而我们相反……”
“‘我们’？”汉斯·卡斯托普紧张地思索起来……“谁是‘我们’？待会儿我一定得找塞特姆布里尼问清楚，他这‘我们’是指谁。”
“我们这方面也许革命性并不比您差，”纳夫塔说，“我们得出的结论首先是给教会比世俗国家优先的地位。即使国家的反上帝性质不曾明摆着写在它的额头上，但只要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国家乃顺应民众的意志所建立，而不像教会是神的创造，就足以表明它尽管还不完全属于作孽之举，却也是为了应急和弥补罪恶的缺陷才有的措施。”
“国家，我的先生……”
“我清楚，您对民族的想法是什么。‘祖国之爱和无限地追求荣誉高于一切。’维吉尔说过。您只不过用一点自由个人主义来修正他，这就叫民主；可您对国家的根本态度完全没变。它的灵魂——金钱，您显然不愿触动。或者您想否认，是吗？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它也笃信国家权力。基督的中世纪清楚地认识到了世俗国家固有的资本主义性质。‘金钱将成为帝王’——这是十一世纪的一则预言。您能否认它字字应验了，生活也随之彻底遭到了败坏吗？”
“朋友，请说下去。我等着您告诉我什么是那人所不知的伟力，是那恐怖的实施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一位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大胆好奇。若要问，就问问那已将世界置于绝境的自由的实施者，是不是这个阶级吧。出于无奈，我只能拒绝对你做出回答，因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我不熟悉。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帝国，是民族国家原则的自行提高，实现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国家。这个帝国的帝王呢？我们知道他是谁。你们的空想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一点上咱们之间又达到了某种一致。因为你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某些超验的性质，真的，世界国家确实是世俗国家的超越，而咱们俩在相信与人类完美的初期状态相对应，在遥远的未来有一个完美的终结状态这点上，又一致起来了。自从上帝之国的创建者格利高里大帝时代起，教会就以使人类重新回到上帝的领导下为己任。教皇并非为他自己要求得到统治权；他所代行的专制，只是达到拯救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只是从世俗国家到天堂之国的过渡形式。您对这里的两位好学青年讲过教会的血腥暴行，讲过它残忍无情的刑罚——真是太愚蠢，须知上帝的激情自然不会是和平温婉的，格利高里就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在血面前收回宝剑的人，应该遭到诅咒！’权力是邪恶的，我们知道。可一当天国到来，善与恶、彼岸与此岸、精神与权力的二元论，就必然暂时化解为一个将苦行与统治统一起来的原则。这就是我所说的恐怖的必然性。”
“实施者呢？实施者呢？”
“您一定要问吗？从您那自由贸易主义中，是不是产生了一种社会学说，它意味着人类克服了经济主义，它的原则和宗旨跟基督的上帝之国的原则和宗旨恰好吻合呢？教会的长老们早已称‘我的’和‘你的’为堕落的词语，称财产私有为篡夺和盗窃。他们谴责土地占有，因为根据上帝的天赋人权，地球属于全人类公有，生产的果实也就应该为所有人共同享用。他们教人懂得，只有贪欲这个原罪之果代表着占有权，制造出了特殊的财产所有制。他们富于人道，坚决反对贸易主义，干脆称经济活动是对灵魂得救的威胁，是对人性的威胁。他们仇恨金钱和敛财的活动，称资本主义的财富是炼狱之火的助燃剂。他们打整个心眼儿里鄙视经济主义那个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根本法则，谴责利用繁荣时期是乘人之危的疯狂剥削行径。在他们看来，还有一种剥削更加罪孽深重：剥削时间，让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付给自己钱财也就是利息，这样，就把时间这上帝的创造滥用来使这个人得益，使另一个人受害。”
“好极啦！”汉斯·卡斯托普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而且用的是塞特姆布里尼惯用的词儿，“时间……上帝的创造……这太重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