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渐扩展的过程，先是城市中一部分群体，然后逐步扩大到城市所有人群和全体国民。覆盖面迅速扩大往往发生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不仅起到了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而且通过社会安全网有效缓解了城市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德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间，正值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德国的工业生产迅速超过法国和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国。1881年，德国政府提出工人因患病、事故、伤残和年老而出现经济困难时应得到保障和救济，工人保障应由工人自行管理。随后，又陆续推出了“健康保险计划”、“工伤事故保险计划”和“退休金保险计划”。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规定，疾病保险费用由雇主负担2/3、工人负担1/3。1927年颁布的《职业介绍法》和《失业保险法》，1938年颁布的《手工艺者养老金法》，使得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迅速推广是在二战后高速增长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国有部门到民间大中企业、再到个体户的覆盖面扩大过程。1875年，日本政府为了抚恤战死者家属和伤残军人，设立了“军人恩给”。1884年后，将“军人恩给”逐渐推广到文官、教职员、警察和地方公务员等。1960年之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日本开始提出“全民皆保险”口号，把社会保障推广到所有劳动者及其家庭。
（三）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的培训政策
劳动力素质的优化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一个重要条件。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拨款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二战后，日本政府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更大的努力。70年代中期，日本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使日本农村劳动力对于非农就业机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这也是日本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的内在条件。同样，美、英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从19世纪末到1945年就完成了由使用畜力到使用机械力转变的农业机械革命，1970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10.8%，到90年代则减少到3%以下，但是，美国的农业产值并未因此而减少。原因在于美国农业应用了大量的新工具、新品种、新方法、新技术，科技含量很高。在此过程中，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就业技能培训也是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法国在1919年颁布的《阿斯蒂埃法》，是全球第一部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法规。它明确了职业教育内容，包括企业培训和在校学习，学员结业时颁发职业能力证书等。1925年，法国加强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监督，对缺少学徒培养的企业课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同时，还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业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我国台湾通过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的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服务。
（四）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政策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资本家通常采取“血汗工资”制度压低工人工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为了减少劳资双方冲突和对抗，各国政府通过相关立法来规范工会组织与企业的责任、权力，劳资双方搭建了一个平等的谈判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双方经过谈判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化解了潜在的冲突和威胁，保障了工人权益，导致双赢结果。在处理劳资关系上，德国政府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兼顾雇主和雇员双方利益，二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在法律制定前，政府事先征求了劳资双方的意见。一旦法律制定之后，便按照法律条文严格执行。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使德国工会无须将钱用于资助工人罢工，而是将其会费收入投资于工人培训，满足企业对各种技能工人的要求。此外，各国先后还通过最低工资制度立法并强制实施，保障劳动力市场上部分低技能就业者的工资水平。最低工资水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相应调整。
（五）选择正确的战略、产业政策和农村发展政策
政府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不同的作用。总的来看，如果政府选择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就会大大促进劳动力的吸纳，并进而促进劳动力转移的进程。相反，则会阻碍劳动力的转移。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重视节约资本的创新，英国在工业化后期发展农工综合体，都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同样，韩国和台湾也在20世纪60~70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则针对本国劳动力短缺的特点，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见，要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有切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从国际一般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主要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发达国家用了大约40~100年的时间保持工业快速增长，使人均GDP由200~500美元增加到1000~2000美元，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50%~60%下降到15%~25%的水平。可以说，工业化的速度有多快，规模有多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有多快，规模就有多大。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三产业必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必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例如，英国建立农工综合体，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农业的前导和后续部门，实际上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都在50%以上，有的高达60%~70%，第三产业中有相当多的就业人口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选择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战略。这种选择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与此相反，拉美和非洲各国政府忽视了自己的比较优势，片面追求赶超，工业化不仅没有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衰退和停滞，更难以拉动就业的持续增加。
三、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在发展战略机遇期，也是产业结构变化加速、就业结构转换迅速的时期。各国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一）完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政策环境
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是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过程相生相伴的。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工业化的完成的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也随之完成。一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难以同步的。如果工业化落后于城镇化，显然，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寻求不到足够的就业岗位，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导致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