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没有对我说起他在医院的那几个月。他恐惧的胰腺癌。房间里也许还有其他病人。她的好几年光阴，几只纸箱子就全打包完了。她看起来很疲倦，因为疲倦，她没法再对我有恨了。
在那平淡而显得不真实的一吻之后，她要求我陪她去见那个男人。我们去了一间晚上才可能热闹起来的酒吧。那男人就在那里，他选择的位置很靠里。我们在沙发上坐下，你喜欢什么饮料，随便点，她说。我点了蜂蜜柠檬汁。杯子很高，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说话，用吸管无声地将柠檬片戳烂。果肉末儿飘浮在液体里，使它浑浊了。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一个年轻女孩子站在吧台后面，总是低着头，不知在干些什么，她的头发染成黄色，身材不错，但脸不太好看。还有一个女孩，穿着黑色制服，一直背着手远远站着，盯着门口看。门敞开着，一束淡淡的日光点到为止般正好投在她脚下。那个吻，我一直在回忆着那种感觉，很笼统的温柔，那个吻之后，应该是两个小女孩羞怯地躺在床上，白色的被单铺开，轻轻落下。但现在，是那男人躺在那里。男人抓住了她的手，是搁在桌上的那只，另一只，还握着杯子。她的手指有些粗胖，一点都不优雅，我突然想到我母亲的手。那样的手，只配哼哼。有纤长手指的女孩，会做脆弱的反抗。晚了，太晚了，她冲那男人喊。
我们离开酒吧时已经是晚上了，可以继续和那丈夫一起吃晚饭。那丈夫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他对她一下午和我在一起没发表任何意见。如果他能看到她在房间深处对那胖男人抛媚眼，他会不会变得在乎一点。爱，姑且这么认为吧，总是无情的一方高贵。他不知道，他的夜晚将如此结束：他幸福地看着躺在双人大床上的漂亮妻子，亲着那张脸，一遍又一遍，亲着别人亲过的脸。
我有没有真正爱上过谁？
我母亲扇我耳光那一年，我十五岁。那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暑假就到了，我一个人去了外地舅舅家。那两个月，我任性地对待那些发育良好的镇上男孩。很有趣，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有趣。比如，朝那个总在躺椅上看书的男孩扔纸团。他们把我看作是大上海来的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只有那男孩，他很少看我，我不断地用纸团扔他，终于有一天，他跳起来，怒视着我，我抓住他的汗衫，把他一直拉低到和我一样高，吻了他。他开始心甘情愿忍受我，温顺地走在我背后。我随意地对待他的嘴唇和舌头，有一次，门牙用了力，很淡的血腥味留在了我口腔里。他皱起眉，把我推开了。一个闷热的午后，舅舅一家坐在楼下客堂间里打着麻将，我孤独地躺在床上睡午觉，他偷偷从后楼梯上来看我。我抱住他，允许他抚摸我，又轻轻地扇他巴掌让他住手。他的脸涨得通红，看起来又幸福又痛苦。但是很快，无聊的情绪上来了，我想拿他怎么样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他还在不确定地东摸西摸。我抓住了他的，用力抓紧，摇晃它们，他大叫起来，我松开了手，他坐起来，揉了揉那里，看起来非常茫然。房间里安静极了，但什么都没再发生。他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一直不喜欢被人拍照。传统的单反相机是一件诡异的发明，它用独眼逼视，嘲笑人们的努力，人们总在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像另外一个人。我不介意现在普及了的傻瓜相机，它们特别容易满足，温顺地接受对象所呈现的，不会追问，不会令人不安。像一只单反相机一样观察，窥视，搜索一些被掩藏起来的真相，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虎视眈眈的野兽。
继父去世之后，我母亲搬来和我一起住。她开始怕死。蔬菜用水煮，几乎不放盐。荷包蛋也是。我为自己买了一堆调料，吃饭时不断地打开它们。对于我这种无声的抗议，我母亲熟视无睹。不久我就另租了房子，一个月回去看她一次。她从不开空调。即使下雪天，客厅里的窗也留着一指宽的缝，好让万一泄露的煤气有地方出去。灯光倒都明亮。她长时间地呆在沙发上看电视剧。在我住过的房间里，摆着许多盆芦荟。小年夜我打电话给她，问她第二天愿不愿意出来吃晚饭，她说她不想出门，还说外面的东西都很脏，吃了会拉肚子。你现在活得像怪物，我说。我就是怪物，养了你这个小怪物。她回答。
我母亲年轻时不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她常常带我去肇嘉浜路花园玩，树下的光线很柔和，草木茂盛地生长。有段时间，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跑着跑着会突然摔上一跤。我母亲认为黑蚂蚁粉能帮助治病。一个又一个下午，她坐在树下，用镊子捉蚂蚁。周日下午，她替我洗头发，记忆中有一个秋天的下午，她让我站着，弯着腰，我的头发垂在自己眼前，她拎着热水瓶，凉得刚好的温水从我头顶滑落。她为我用毛巾擦干头发，让我坐在阳光下，剥“新长发”的糖炒栗子吃。
在我十岁时，我发现了母亲的秘密。她带我去花园玩，那里有另一个男人等着。我在他们边上自己玩。我被我母亲抛弃了。可他还在笑，他一边看我，一边对我母亲说着什么，然后她也笑了。那些晴朗的好日子，结局几乎都一样。男人转身离开，她向我走来，她想来拉我的手，我立刻把手塞进口袋里，于是她说，会带我去吃好吃的，抓住我的胳膊，轻轻地拖着我走。在走到“乔家栅”前，我已经变得高高兴兴了。
就这样，我小学毕业那一年，我母亲离婚了。那时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我母亲再次结婚后变得有些厚颜无耻。继父经常跷起二郎腿看《新民晚报》，一边用他那小指甲敲着桌子，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我母亲倒茶给他喝，他从她手上拿过来。看起来没什么不正常的。晚上他们锁上大房间的门，在黑夜里，我听不见什么隐秘的肮脏的声响，有时他们低低地说些什么。想象纠缠着我。他们俩都很瘦，但瘦子完全可以和胖子一样，粗鄙地结合到一块儿。白天时我找机会和我母亲对视，她只是迷惑地看着我，既不畏缩也不热情。
我和他睡了。我告诉她这个事实。她毫无意识似的听着。过了一会儿，她怀疑地大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她看起来很吃惊，但她的反应完全不是我之前想象过的。她没有表现出愤怒来，比如打我一耳光之类，这真令我不安。我只好继续刺激她。他的年纪是我们年龄的一倍半，一个那么大的肚子，还有胸毛，你怎么能接受他的？她很快装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你告诉他你爱他？他告诉你他爱你？他让你兴奋了？是她，一脸欢欣地投入那胖子怀抱里，她还在蔑视我。她如此平静地接受这件事了？她完全可以像一只小猫一样，用她那涂了亮甲油的指甲抓我的脸。你走吧，我再也不要看见你。她朝着桌子说着，喉咙里发出她那种被压低的尖锐，她没有说我恨你之类的话。
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后的对话。
一切如此安静。好像没有过她。我听不到她的声音。为什么不再来电话骚扰我？沉默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像这个冬天被清扫到角落的积雪，总是呆在那里。我们路过它们，已经看不清原来的白色，但就是不化。一言不发、结实的沉默。
我不想像现在这样孤独。
黯淡的无以形容的这个冬天。报纸上说，这是上海解放以来经历过的第一个真正的雪天。如此安静阴沉，让我回想起另一个时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一年，夏天才开始不久，最高气温刚刚到25度。我当着他面把衬衫从头顶脱掉。他把报纸放下了。他过去没正眼看过我。我的准备并不充分，但我想，我不能退缩。他什么都没做，只是看着我。裙子从我的腿上滑到了地板上。有点凉，我起了鸡皮疙瘩，浑身都好像麻痹了，耳朵有过短暂的失聪。他咳嗽了，这惊醒了我，他要逃开了。我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我们都被吓懵了。把衣服穿好，像什么样子。他小声咕哝着，用了一点力挣脱开我的手指，弯下腰拣我的衣服。我听到门开了，我回头看，我母亲站在了门口，她还拿着钥匙。看起来，她更像一个暂时经过的陌生人。
（《上海文学》09年3月发表，名《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