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岳阳之战荆襄之战
北洋政府停战议和的表示，在护法军政府和西南军阀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孙中山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通电，明确表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揭露北洋政府“阳托调和，阴则厚增援兵”，要程潜等迅速进攻岳阳。联军占领长沙后，孙中山又动员驻扎湖北的北洋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响应护法，与长沙联军向岳阳、武昌对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争取出现“控扼武汉重镇，湘鄂连为一体”的形势。黎天才等接电后，立即部署起义，准备与护法联军协同动作。然而，桂军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11月28日，在陆荣廷授意下，谭浩明擅自发出了停战议和的通电，声称“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决，自应照约法停战”。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慨，一针见血地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电冯停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逐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如此，危险实甚”。程潜等湘军将领虽对议和持有异议，但因湘军兵力不足，且恐进一步搞僵与桂系的关系，故亦未及时发兵进攻岳阳。于是，孙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军阀身上。12月10日，他致电滇督唐继尧，促其疾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天才、石星川之鄂军会攻武汉，指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望蓂帅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来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唐继尧却回电声称：“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这样，孙中山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并使湖北黎、石起义军因孤立无援而处境日益危险。
而谭延闿在傅良佐入湘时被迫下台，下台前他就作了准备，等桂军援湘，骗逐北军出境，他就可以复职。原来桂系军阀一直是支持谭延闿的。赵恒惕是湘军将领拥谭的，而当时的省议会也以拥谭议员居多。赵恒惕先到长沙可能支持省议会电请谭复职，或是再选举谭为督军。程潜来电制止不许发布任何名义，以及程后来抵达长沙不做督军而做省长，就是因为要留待“联帅”谭浩明入省后决定。不料谭浩明入长沙后，竟毫不客气地“兼领湖南军民两政”。这表示桂系想把湖南并入他们势力范围内。当时的情势，湘军内部不和睦，湘、桂军之间也不和睦。
桂军完全是为了保全两广的门户而援湘，打起仗来，湘军在前，桂军在后，占领长沙后，湘军主张乘势夺回岳州，桂系则主张以占领长沙为止境。当时岳阳防守司令是王占元所属的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桂系认为进攻岳州就会破坏直、桂两系的同盟关系，可能引起北方直、皖两系由分而合。不进攻岳州却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妥协。这当然和湘军意见相反，湘军认为不夺回岳州，就守不住长沙，桂军不肯支持湘军夺回岳州，显见桂系的援湘不是为湘人打算。桂系的“联帅”谭浩明不仅不听湘军意见，且与驻守岳州的北军王金镜签定了各守原防的互不侵犯协定。
湖南人民纷纷要求驱逐北军全部退出湖南，湘军也一再请缨，要北攻岳州，谭浩明为之颇难应付，因此电请直系四督转达北京政府撤退岳州的北军，其实直系四督早已破裂，因为直隶督军曹锟已是征南军统帅，桂系不是不知道，不过这样做法是为了敷衍湘军。
这都是督军团在天津举行会议以前的事，这时冯国璋还想促成南北和议，责成李纯直接与陆荣廷接洽，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暂以七旬老人刘人熙为湖南督军。一切问题留待和平会议解决。冯暗示这是他所能为力的最大限度，否则他就无法阻止皖系的进兵。
桂系催促冯国璋下停战令以期实现和平。冯则迟迟未予答复。11月26日陆荣廷首先下了停战令，28日谭浩明据以发表，不许湘军继续前进。陆荣廷又致电直系四督谓：“已饬前方停战，请极峰（指冯）速下停战令。”
冯的停战令为什么没有发表呢？原来冯的停战令早已拟就，忽然接到督军团在天津开会的消息。随后曹锟等十人联名电冯，要求对西南下讨伐令。这样一来，停战令当然无法下达，12月冯下了一道命令，既不是停战令，也不是讨伐令，却是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
主战派对冯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积极安排军事行动，冯乃告诉段芝贵，要大家静候中央决策，采取一致行动。可是主战派却说：只有下讨伐令才能取得一致行动，如果不下讨伐令，我们也要进兵。
至1918年1月8日，冯国璋迫于巨大压力乃通电北洋各督，同意继续对护法军作战。而喧嚣一时的南北停战议和活动，为北洋政府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却使南方军政府内部扩大了矛盾，并丧失了会攻武汉的有利时机。
1918年1月，陆荣廷和护法联军将领见冯国璋附和主战派，且有“先挫西南声威，然后言和”的企图，感到求和无望，遂决定在北军主力抵湘之前，先发制人，收复岳阳。岳阳为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当湘南战事吃紧之际，段祺瑞就已调派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为岳防总司令，指挥该师之第三旅（旅长孙传芳）、第七师之第十四旅（旅长吴新田）、第十一师之第二十二旅（旅长萧安国）和直隶之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防守岳阳。王汝贤、范国璋两师在衡山、宝庆作战失利后，其余部亦退往岳阳。这样，据守岳阳之北军已达六七旅之众。
王金镜将主要兵力配置在新墙河至油河诸要点，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其具体部署如下：北洋第二师之混成第六团防守坡塘（今破垄口），第五团担任南津港至坡塘沿湖警戒；吴新田旅防守山桥岭；阎相文旅防守枫树桥；萧耀南旅防守乌江桥；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为左翼总预备队，暂驻岳阳城内。范国璋师之三十九旅防守岳阳至蒲圻铁路沿线，四十旅守板桥至托坝（今长塘）一线；王汝贤第八师余部移驻江北监利一带，为总预备队。王金镜的第一线兵力共约一万三千人，基本上沿新墙河一线配置，且左翼比较薄弱，这就给联军的进攻留下了可乘之隙。
湘粤桂联军进占长沙后，其总兵力约有四万余人。随着和谈逐渐无望，联军除以湘、桂、粤军各一部留防长沙，粤军马济部移驻永安，并分防浏阳、醴陵方向外，主力则于1917年12月中下旬分别向平江、湘阴、福临铺一带运动，准备进攻岳阳。
1918年1月上旬，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湘阴东北）两次召集前线高级将领会议，拟定攻岳作战计划。根据北军各旅接合部空隙大、左翼兵力薄弱等弱点，决定以桂军佯攻北军右翼，牵制该方向敌军；令赵恒惕率湘军主力集中到北军左翼，以托坝为主要突击方向，由该处突破，进取乌江桥。得手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左卷击，配合桂军夹击坡塘之敌，一路向右进占桃林，威胁临湘铁路线。其具体部署是：湘军赵恒惕率所部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三旅进攻托坝、西塘，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佯攻坡塘，陆裕光部佯攻新墙、山桥岭，牵制当面之敌；湘军刘建藩所部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部；吴剑学、李仲麟部为总预备队。程潜要求各部队于1月13日前作好战斗准备。
1918年1月18日晨6时，程潜对湘军下达进攻命令，同时颁发训词说：“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贼”。并把这个训词印在白布上，发给每个士兵佩戴于胸前。湘军为复土而战，在开进途中“高声唱歌，悲壮激昂”。
担任主攻任务的赵恒惕所部约六千五百人，其进攻正面由托坝至石头嘴，宽约十五公里。赵恒惕将所部分为左、中、右三路：以林修梅为左翼队司令，率部进攻筻口至石头嘴之敌；宋鹤庚为右翼队司令，率部进攻托坝、西塘之敌；廖家栋为中路队司令，率部进攻白湖岭之敌，并策应右翼队行动。
北军岳防司令王金镜探悉南军主力向乌江桥方向运动，于1月22日晚令担任总预备队的第十一师四十四团两个营、机关枪一连携山炮四门增援乌江桥之萧旅，加强该方向的防御力量。
1月23日拂晓，联军进攻岳阳的战斗全面打响。湘军右路和中路部队首先突破当面之敌，上午10时攻克托坝，守敌第二十师八十团一个营逃往岳阳，余部退守桃林。湘军乘胜推进至白湖岭，威薄北军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也于午后攻克筻口，迫使守敌阎相文旅退守后山坪一线。
岳阳左翼防线被湘军突破后，王金镜颇为震惊，又下令警备岳城的四十三团一营增援乌江桥，同时令二十七团一营进驻普济桥，加强该方向之纵深防御，并令萧耀南赴乌江桥担任前线指挥。
1月24日上午，湘军调整进攻部署：以中、右两翼部队合攻乌江桥；调预备队一部迂回至岩前湖（今岩泉湖），配合左翼部队夹击后山坪之敌。同时，令李仲麟率五营向右迂回，进袭桃林。王金镜一面令防守桃林的第二十师死守阵地，遏制南军，一面增派岳城南关警备队四十三团另一营附机关枪一连往援枫树桥。旋接乌江桥守军萧耀南告急电话，又令四十三团一营中途折援乌江桥。湘军左翼林修梅部在援军配合下，趁势发起猛攻，于当日攻占后山坪，迫敌退守南木冲（今楠木冲）。这样，作战重点便移向乌江桥。
乌江桥是岳阳东南的重要通道，四面环山，中间开阔，背倚白湖岭高地。北军扼守白湖岭高地，顽强阻击。湘军久战不克，遂一面在乌江桥继续组织进攻，一面派出小部队，从右翼楔入岳阳城附近，实行小群攻击。王金镜十分恐慌，忙将守普济桥、冷水铺的部队调回岳城防守。1月25日下午8时，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湘军三面包围，急乞援兵，王金镜又将新抵岳阳的北洋第十一师二十一旅之两营派赴乌江桥，并派出飞机两架助战，但刚飞临战区上空，即被湘军枪弹击伤，被迫返航。
1月26日拂晓，湘军以一团跃过白湖岭迂回至乌江桥背后，另两团在乌江桥右侧和正面，同时发起猛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激战竟日，毙俘敌数百人，湘军也伤亡官兵五百余人。当日下午，北军萧旅因伤亡惨重，疲惫难支，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往三眼桥。其左翼守桃林之二十师一部和右翼守南木冲之阎相文旅，见中路乌江桥失守，也无心再战，纷纷弃阵后退。三眼桥是通向岳阳城的最后一个要点，王金镜命萧旅死守，“作背城一战，以挽回危局”。然而，萧旅残部已无力再战，于午夜弃守逃命。此时，守坡塘、新墙一线的吴新田、孙传芳两旅，见乌江桥失守，恐后路被南军切断，也争相撤退。湘桂军长驱而进，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见岳阳已经难保，遂指令吴、阎、萧旅沿铁路退往湖北蒲圻，孙传芳旅退往嘉鱼。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粤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火炮四十余门，以及大批枪枝弹药。战后，程潜赋诗志庆：“严冬十二月，晨起临前营，诸将环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岳阳，攻其所必争。先趋白湖荡，猛力洞厥膺。鏖战五日夜，我锋不可撄。伏尸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壮哉甲胄士，誓死秉吾城”。反映了南军的勇猛和战斗激烈的情景。
护法联军之所以能攻克北军重兵防守的岳阳，除了联军在兵力上居于优势和有较高的士气外，在指挥上亦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掌握了敌人的防御部署，将主攻方向选在敌之防御薄弱处乌江桥，使敌军频繁调动，打乱其整个防御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务交给士气较高的湘军主力执行，在部队的使用上也是得当的；再次，除正面进攻外，还组织小股武装深入敌后活动，对于配合正面作战，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护法联军攻下岳阳，独立各省人心振奋，希望护法军长驱直下攻取武汉。而此时鄂省北军主力正集中力量“围剿”荆、襄靖国军，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径取武汉，与湖北靖国军协同作战，将使湖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无奈桂系军阀仅以夺取湖南为满足，不想进攻直系督军王占元的地盘。
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又擅自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省一步。他在致苏督李纯的电报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并称如“北不攻岳”，则“南不攻鄂”。这样，联军就丧失了乘胜北进的大好时机。
1917年12月，正当南北酝酿议和之际，湖北境内的部分军队宣告自主护法，牵制了北军驻鄂部队，对湘桂粤联军进攻岳阳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护法战争前，湖北共有军队三个师、四个旅和两个独立团。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郧镇守使兼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有较深的关系。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的激励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别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时，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潜回枣阳，召集旧部举义护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为第二军总司令，王安澜为第三军总司令。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使孙中山极为振奋。12月26日，他致电黎天才，提出湘、鄂、川护法军队夹击武汉的作战方略，指出：“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胜，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
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和当时战场的客观形势，湖北靖国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由第二军分兵出荆州，攻宜昌，以打通长江上游航路，接应滇黔靖****出川，进逼武汉；第一军一部会同第三军合攻武汉；黎天才率第一军另一部北规信阳，控扼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阻止北军南援。但是，湖北靖国军虽号称三军，实际参加护法者不过万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图分兵作战，实现上述作战计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更为困难的是，此时湘桂粤联军正屯兵长沙，等待议和，无意援鄂，滇黔靖****正全力争夺四川，无暇东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国军独立作战。
湖北之襄阳、荆州和武汉素称“一鼎三足”。荆、襄宣布独立，武汉便陷于孤立。湖北督军王占元一面致电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组织鄂省部队防堵靖国军。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命“第一路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各派得力队伍，克日分路会剿”，“河南督军赵倜派兵相机协剿”。
在王占元主持下，北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所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一部，“围剿”石星川部。总兵力约二万七千人。
黎天才宣布自主后，未能按既定计划出兵河南信阳，控扼武胜关，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进攻南阳。在南阳外围遭到豫军阻击，遂退据新野，数日后又撤回襄阳。
1918年1月初，北军开始对襄阳发起总攻：第三师第六旅由信阳西进，吴庆桐旅由新野南进，另以反对独立的原第九师第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由老河口（令光化）东进，第三师第五旅由孝感经钟祥北进，对襄阳实行向心攻击。
这时，黎天才所部靖国军不足一旅，鉴于敌军四面围攻，难以抵御，便于1月20日主动放弃襄阳，经南漳南进。驻守枣阳、随县之王安澜军也向南转移，以图与驻守荆门的第二军靠拢。
石星川宣布独立时，该师驻守荆州、沙市的兵力只有一个师部和第一旅第一团，共有步兵三营、机关枪两连。不久，驻仙桃镇第一旅第二团响应独立，总兵力也不过六七营。鉴于兵少力单，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扩充力量，一面迭电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请派军队出石首、公安，策应荆、沙靖****行动。张学济接电后，立即率所部二十营出桃源，趋澧县，增援荆州靖国军。1917年12月30日，其前卫司令胡瑛所部进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师阻击，无法接近荆州。
当时，驻鄂省之北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和岳阳，武汉以西仅有第十八师之一个旅（驻监利、公安）、第二师之第四旅（驻宜昌西北），和刚从重庆退到宜昌的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刘跃龙两个旅。为了围攻荆、沙靖****，王占元令朱廷灿第四旅从当阳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长江东进，刘跃龙第二旅之一个团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师负责拦击湘西护法军，并袭击荆沙靖国军后路。
北军兵力虽居优势，但系统杂乱，互不统属，多路进攻，缺少协同。荆沙靖国军如能利用这些弱点，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有可能将敌各个击破。但石星川面对强敌进攻，却派出一团兵力到荆州以西，沿长江北岸分散设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动挨打的架势。
1918年1月14、15两日，北军朱廷灿、李炳之旅开始向荆、沙进攻。靖****节节后退，朱廷灿部连夺当阳、河溶、清溪河等要点。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荆州城下。石星川见北军兵临城下，而张学济率领的湘西护法军在公安遭到北军阻击，远安的王安澜军也迟迟不能向荆、沙靠拢，遂丧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职而去。石星川出走后，其部下大多逃散，余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带领下退出荆州，会合湘西护法军后撤往宜都。22日夜，荆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领。
湖北黎、石等部举义，正值湘桂粤护法联军攻克长沙之后，如当时湘省护法联军迅速攻取岳阳，进规湖北，则可以得到湖北靖国军的有力配合，护法战争的局面将会有很大改观。无奈护法联军在克复长沙后，即顿兵不前，致使北洋政府得以调集部队“围剿”荆、襄靖国军。湖北靖国军之所以遭到重大损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挥不当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护法联军既不配合作战，又不及时救援，也难辞其咎。邵元冲断言，襄、荆失败是“湘中桂军按兵不救之罪也”，此话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