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进兵淞沪、驱逐奉军
自从卢永祥离开上海，援苏各省军队陆续回防，而且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经正式开战，曹吴急调各路直军北上。只有湖北的张允明霸占着上海，不肯离去。齐燮元拼死拼活打完了江浙战争，结果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岂肯善罢甘休？不断催促张允明尽快回防，让出上海。然而张允明收编了臧致平部，实力大增，对苏齐并不买账，一味的讲条件。这时湖北督军萧耀南也来电要张允明回鄂，并汇来开拔费三万元。张允明借口部队八个月未关饷，乃讹诈齐燮元，没办法，齐燮元愤恨之余给了八万元。张允明这才慢吞吞的集结部队，准备开拔，磨磨蹭蹭静观时变。
很快，由于冯玉祥的倒戈，直军战败，张作霖、冯玉祥共拥北洋耆宿段祺瑞入主北京。张允明被中央任命为淞沪护军使，他不知道这是对直系内部的挑拨分化，大喜过望。齐燮元忍无可忍，几乎又要动武。
平定了浙江的孙传芳也开始对上海动脑筋了。
他在回浙江之前就将收编的第四师和第六混成旅布置在上海外围。而且抢先于齐燮元占据了上海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将这个华东最大的兵工厂控制于自己手中。齐燮元当然不满意，他虽然是江浙战争的胜利者，可是却是最大输家，郁闷不已。正当几股势力处心积虑，争夺上海时，携战胜直军之势的奉军开始向江南进军。
对于直系军队如此迅速的失败与崩溃，孙传芳是始料不及的。在冯玉祥倒戈后他曾经接到吴佩孚调兵北上的电令，而且也准备派孟昭月、张允明二人率兵北上。但是时局变换太快，让人眼花缭乱，于是孙传芳按兵不动，坐观形势。仅仅派出一个团沿津浦路北上，在山东境内与郑士琦部发生交火，该团本无战意，应付一下，便立即回师江南了。而鄂督萧耀南一直是吴佩孚的嫡系，竟然通电表示中立。齐燮元干脆一声不吭，也未派一兵一卒。只有河南的部队很认真的北上援吴，在石家庄遭到晋军阎锡山的阻击，溃退下来。吴大帅巧妇无米，只好愤而南下。
奉系张作霖入主北京，立即违背了向冯玉祥许下的誓言：奉军绝不开进山海关。奉军迅速占领天津、塘沽等地，大量收编直军溃兵、武器，甚至将冯系国民军的部队也缴了械。很快，冯、张之间形成了对立，两部时有冲突。
为了缓和各方矛盾，冯玉祥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共同拥戴段祺瑞出山就任临时执政，而违背了自己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的意愿，异常尴尬、苦闷。
张作霖春风得意，一下子有了并吞天下的野心，为了解决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力量，准备向江南进军。段、冯都不愿奉张一家独大，极力反对对东南用兵。张作霖不好坚持，却耍了一个花招，声称自己并不是觊觎东南地盘，主要是为了给大哥卢永祥出气，帮他夺回江浙。
老奸巨猾的段祺瑞居然上当了。卢永祥是他皖系的得力干将，若能重回江浙当然好了。他居然幼稚的相信张作霖会甘愿用自己的部队替皖系争夺地盘。于是段冯张议定：由苏皖宣抚使卢永祥领奉军吴光新（段祺瑞的小舅子，在奉军中为客卿地位）、张宗昌、蔡平本部十万人南下攻苏，讨伐齐燮元，但不准进攻浙江孙传芳；冯系国民军进兵河南，却不许进入湖北。
1924年12月，张宗昌把津浦线的货车改装成铁甲车，沿津浦线浩浩荡荡地南下。
一路之上，只有徐州驻有陈调元的一个师。而陈调元和张宗昌原来就很有交情。在很早以前，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是南京宪兵司令。那时他们之间就颇为投契，吃喝嫖赌，来往不断。张宗昌出手大方，爱交朋友。****赌博，都是张宗昌出资。张宗昌还花钱给陈调元买了一个上海名妓花四宝做姨太太。听到张宗昌要南下打齐燮元，于是陈调元就借口奉军大兵压境，难以抵御，把部队调开，让出大路。这样，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徐州。徐州得手，南京门户洞开。张宗昌军顺利到达长江边，准备分路渡江。
面对咄咄逼人的奉军，孙传芳倍感威胁，于是打算与齐燮元、萧耀南立即摒弃前嫌，组织三省军事同盟，共抗奉军。
此时上海的局面最为复杂。卢永祥逃离上海后，最先进入上海的是孙传芳与苏军第一师白宝山，二人私交甚笃，于是孙传芳便委派白师长为代理淞沪护军使。为争夺上海，齐燮元委派了宮邦泽为上海镇守使。为了离间直系，段祺瑞又任命张允明为淞沪护军使。于是上海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
白宝山在苏北海州有自己的地盘，不愿同张、宫二人争权夺利，于11月14日主动撤兵回防。孙传芳为保自己的既得利益改而支持张允明。
就在奉军准备大举南下之际，卢永祥派陈乐山、何丰林潜回上海，召集旧部。12月24日，陈乐山抵松江。第四师原来是他的基本部队，第八旅旅长范夺魁早就不服夏兆麟当师长，于是号召部下，重新拥立陈乐山复任师长。陈乐山马到成功，轻取第四师。
孙传芳闻讯大怒，立即命卢香亭率第二师第四旅及浙军第二师第八团开至嘉善，进攻陈乐山。28日，第四旅谢鸿勋部击溃范夺魁，进入枫泾，陈乐山沿沪杭铁路向后退却。
上海战事又起，段祺瑞甚感不安，连电孙传芳解释误会，称卢永祥绝没有攻打浙军的意思。但是孙传芳不理他那一套，收编第四师他是花了大价钱的，岂能白白让人夺走?而且弄不好还能顺手牵羊把上海收入囊中。
29日，孙军继续进攻，1925年1月2日，卢香亭率军进入松江。陈乐山被迫退入上海市区，部队大部被孙传芳夺回，残部依附张允明。孙传芳乃任命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驻扎松江。1月4日上海总商会来电，阻止孙军进入上海。孙传芳甚不以为然，但是，奉军已经大举南下，此时只有全力对奉。
1月9日，孙传芳与齐燮元在上海租界内密议，准备联合进攻上海。如果控制了上海，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一心一意同奉军作战。而且自从张允明收编了陈乐山第四师残部，孙传芳对其也很不满。11日，孙、齐联军对张允明发动进攻，双方激战于徐家汇、龙华、闵行一带。只用了半天时间，第五混成旅便被击溃，大部被孙传芳收编为第二混成旅，以王金钰为旅长，张允明逃至租界。上海遂为孙、齐占领。
1月5日，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军已进抵浦口。奉军第八师在师长蔡平本的率领下，越过长江到南京下关。齐燮元欲同奉军一战，但其官兵毫无斗志，不服调遣，不战自降，形势岌岌可危。这时张宗昌部已向上海进军，其先头部队抵达苏州。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已达常州。张宗昌部前锋迅速到达上海，与孙传芳军对峙于上海以西地区，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应外国列强要求，为缓和东南战事，段政府于14日正式委任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同时宣称上海永不驻兵。齐燮元的第六师垮了，孙传芳自知无力独自抗奉，也就只好就坡下驴了。奉军进入上海后，2月3日张宗昌与孙传芳正式会晤，并签订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约定三日内撤退上海附近所有军队，孙军退至松江，奉军退至昆山。最后张、孙二人交换兰谱，约为兄弟。
但是等孙军退出上海后，奉军并未履行诺言，仍然盘踞上海。孙传芳虽然不满，却无可奈何，谁让自己眼下的实力小呢。
在奉系压迫下北京执政府于1925年8月24日任命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奉军于是长驱南下，有鲸吞长江的企图。
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姜登选当上了安徽督办，都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地盘。但是，他们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孙传芳赶了出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之意。因而，在政界中有小诸葛之称。奉天法库人。1911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16年任张作霖为师长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参谋处长，开始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杨宇霆辅佐张作霖后，力主向关内发展。他同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利用这个关系，他在秦皇岛劫夺了北京政府从日本订购的军械，编成７个混成旅，壮大了奉军。1920年12月，张作霖任命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并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他建议张作霖整军经武，取得显著成效。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任讨直军参谋长，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是张作霖最信赖的智囊。
杨宇霆富于谋略，头脑机敏，心中有数，为人机巧。但也恃才傲物，盛气凌人，骄恣狂妄，自视甚高。杨宇霆任为江苏督办，奉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有认为不合适的。姜登选就多次说过：“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邻葛手腕不够灵活，而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让我去应付，比邻葛要好得多。”这话说得有理，事实证明杨宇霆确实是不合格的。
这次到江苏走马上任，杨宇霆孤身前往，未带一兵一卒，以示勇敢沉毅。他上任抵达江苏边境光明车站时，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苏军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到此迎接。杨宇霆下车后，对他们二人态度冷淡，不理不睬，也不请他们到车上稍坐，就自己径直步出车站，使二人十分难堪。
杨宇霆到南京就职的情形，据当时的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后来回忆：“杨宇霆到南京就职时，我们江苏的绅商和我过江到车站欢迎。杨宇霆对我们毫不寒暄，却盛气凌人地对我们说，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他本人不想来，雨亭硬让他来。”又接着愤愤地说：“别人称雨亭还可，他配吗？到督署门口，他的车子径直而入，我们却只准在门外下车。我小名也是帮办，这种态度叫人何以忍受！所以我才派人与各方联系共同驱杨。”看起来，驱杨的决心是江苏军阀在杨宇霆到南京的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杨宇霆就职后，各师长须重新委任。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等均来谢委，杨宇霆居高临下，出言傲慢，模仿张作霖的口吻说：“你们好好地干吧！”师长们感到蒙受了羞辱，出门后气愤地骂道：“什么东西！”平时他也经常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训斥部下：“你们的军队质量太差，需要好好整顿！”这些师长不摸杨宇霆的底，担心自己的前程，因此都对杨宇霆以去之为快。
1925年春天，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担任上海防务。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５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暴行，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租界当局出动大批英国武装巡警，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这时，近万名群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然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逮捕四十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央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举行了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恨，英日帝国主义调动大批军队对上海的工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沪案”。这场由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学生而引起的反帝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６月13日，奉军以“沪案”发生、外人干涉为借口，派兵进入上海市区，并任命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姜登选部相继开到上海，同时丁喜春师随驻南京，奉军的两个旅也向上海方向进发。进驻上海的奉军，强行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组织，充当帝国主义的打手。奉军的卖国媚外的丑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慨。
孙传芳深知奉军“图苏乃图浙之先声”，为了稳住杨雨霆，特派人对杨提出结盟之请。不料，杨宇霆竟傲慢无理地回答：“他****的浙江，我****的江苏，结盟何为？”使孙传芳为他自己的处境担忧，迫使他铤而走险。
奉军到江南后，军纪败坏，敲诈勒索，贩毒走私，****妇女。奉军所到之处，怨声载道，民怨沸腾。不久，在南京、上海爆发了反对奉军暴行的大游行。但杨宇霆不顾人民的呼声，不严加管束自己的部队，仍然我行我素。1925年下半年，反对奉系军阀的声浪终于在全国形成。
孙传芳积极准备反奉战争的消息，有人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以为然地说：“******！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
但是，孙传芳已经制订了一个“联冯结岳”的战略计划。1925年４月，他密派幕僚杨文恺到张家口去会见冯玉祥。杨文恺将孙传芳事先准备好的同冯玉祥结拜为兄弟的一份兰谱，递交给冯玉祥，表示要同他结为金兰之好。以冯玉祥年44岁为兄，孙传芳年41岁为弟，结为异姓兄弟，形成孙冯联盟。冯玉祥答应如孙对奉军发动攻势，他一定做出预备作战的姿态，以牵制奉军。杨文恺完成使命之后，偕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非常高兴。５月，杨文恺和段其澍同往开封，会见了河南督办岳维峻。岳应允如孙攻打奉军，他的国民军第二军就以攻打山东相策应。
这样，孙传芳就完成了对奉“浙孙击其头，豫岳拦其腰，西北攻其尾”的军事部署。他又和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广泛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１０月７日，他邀请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到杭州开会，商议共同讨奉计划。五省代表推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会议的主旨是“拥段反奉”。会后，孙传芳封锁消息，令各部向位于苏浙边境的太湖秘密集结。
１０月１０日这一天是******，孙传芳以“太湖秋操”为名，命令全军发动，由太湖出击，分兵进击上海和南京。他以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将所部编为五路大军。
第一路司令陈仪（浙军第一师长）。
第二路司令谢鸿勋（北洋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
第四路司令卢香亭（北洋军第二师师长）。
第五路司令周凤岐（浙军第三师师长）。
后援部队为北洋军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第三十混成旅（旅长苏埏），第四旅（旅长张庆昶）。
这五路大军听候孙传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一时间向各自目标发起总攻。其第四师由松江进攻上海，意在驱逐邢士廉旅。杨宇霆闻讯，自忖邢部一个旅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孙部五个师的进攻，不如保存实力为好。就立即命令邢士廉旅撤离上海，免遭全歼。
10月15日晚孙军即进占龙华，16日孙军第一路陈仪、第二路谢鸿勋主力由沪杭路抵沪，沿沪宁路前进。卢香亭的第四路军则由长兴进占宜兴，邢士廉节节后退，18日退至丹阳、镇江之间。孙部第一路、第二路自上海而苏州而无锡而常州与第四路会师前进。18日邢士廉军殿后部队曾与孙军战于丹阳，入夜邢军不支而退。19日晨孙军抵镇江，20日孙军卢香亭、谢鸿勋部抵南京下关，谢部渡江向浦口进发。孙传芳本人17日晨至上海，19日到常州，20日下午抵南京下关，21日晨凯旋入南京。当孙传芳在杭州发动讨奉时，曾作豪语谓：一个星期即进入南京，结果竟然实现。
进入上海后，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通电，声讨张作霖：“数月以来，奉军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腥闻，众所共见。”在摆出奉军的种种劣行后，接着斥道：“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能忍而人民不能忍，并宣布惟张作霖一人是讨。”把打击面缩小到张作霖一个人身上。
在孙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杨宇霆慌了手脚，连忙在督军署召开苏军将领会议，参加的有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师长，这些师长平时都遭到过他的训斥。这一次，杨宇霆放下架子，虚心讨教。但是，由于杨宇霆对苏军将领以前的轻藐表现，使他们心怀二志，同孙传芳早已暗通款曲。这些来往，杨宇霆一概冥蒙不知。会上，苏军将领一言不发，都在暗中庆幸。会议不欢而散。
杨宇霆只好同他的参谋长臧式毅商量办法，臧式毅建议尽快把奉军守军丁喜春师撤离南京，以免遭灭顶之灾。杨宇霆立即下令丁喜春师向城外集结，但丁师刚一启动，就被陈调元师侦知，迅速把丁师缴械。原来陈调元以江苏帮办的名义，时常宴请奉军师长丁喜春和其他高级军官。此时，陈调元又在宴请丁喜春和团营长们，觥筹交错之际，突将该师包围，以致一枪未放，全被缴械，军官均被俘。
杨宇霆一看大势已去，就顺着密室暗道逃出南京。后经江北浦口，乘火车北遁。杨宇霆逃出后，立即通告姜登选北撤。
当时由东北到安徽上任的旅长刘翼飞，刚到上海，就遇到孙传芳大军的偷袭。他在丹阳和孙军打了几个小时，实力不支而撤退。后部队被打散，他化装为僧，才躲过一劫。辗转回到沈阳，进见张作霖。张作霖朗声说道：“你回来了，好极啦！听说你化装当和尚啦。******！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爹妈少给他装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
苏军陈调元在奉军退出南京后，即于19日移至督署办公，会同郑俊彦等苏军将领公推白宝山为苏军总司令，奉方所派的江苏省长郑谦亦离宁。白宝山未及到南京，因此在孙传芳抵宁后即派陈调元为苏军总司令。
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第二旅旅长马祥斌等均通电响应孙传芳，同时要求保境安民。倪朝荣于10月22日率第一旅抵泗州，逼姜登选离蚌埠，23日午姜登选乘铁甲炮车离蚌埠北上，通电辞皖督，并将督印交皖军第二旅旅长马祥斌保存，又委倪朝荣代拆代行，于是蚌埠也落入孙的五省联军手中。
奉军一路溃退，孙传芳军一路追击，直达徐州。奉军准备据守徐州，以张宗昌挑大梁，派张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防守，东面在邳县，西面（即陇海路）在砀山，南面（即津浦路）在宿州夹沟。
孙传芳的联军亦布置分三路攻徐，中路以卢香亭、谢鸿勋、陈仪等部会同皖军一部担任，由蚌埠前进；东路白宝山、马玉仁部苏军由宿迁前进；西路皖军及陈调元部由永城前进。
张宗昌于10月21日赴徐州就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将其所部直鲁军分为七军，自兼第一军军长，方永昌为副；施从滨任第二军军长，毕庶澄为副；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为副；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吴长植为副；许琨任第五军军长，张堵荣为副；六、七两军则来不及成立，全部兵力约12万人。
徐海战斗开始，张宗昌对东、西、南三面皆取守势，以逸待劳，阵线颇稳。其后发现白宝山、李启佑等无备，邢士廉、孙钵传遂于10月26、27两日攻白宝山，入海州，同时姚霁、滕殿英由运河攻李启佑，入宿迁。28、29、30、31等日，姚、邢两路，会攻马玉仁，围清江浦，在杨庄、西坝、王营等处激战。南路军情，此时亦形紧张，自11月25日起夹沟以下，时有接触，一彼一此，互有胜负。到11月1、2两日任桥发生剧战，白俄兵团覆没，施从滨被俘，张宗昌在徐闻讯，顿足长叹，急赴前线督战，更檄调孙宗先、方永昌两军，加入南路。而萧、砀空虚，又恐惧为豫军所乘，在夹沟支撑一二日，无心恋战，即弃徐州北去。东路邢士廉等军，亦被牵动。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孙传芳杀施从滨的事。军阀混战时期，也有游戏规则，虽说是胜者王侯败者寇，但一般不为己甚。因为那时候今天是敌人，说不好明天就成了朋友，都给自己和别人留有余地，但孙传芳在盛怒之下杀了施从滨，为自己的结局埋下无法挽回的祸根。1935年11月13日，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将杀父仇人孙传芳刺死。
奉军之败，由于军心涣散。军心涣散原因，第一在压饷，兵士有从入伍起从未见饷银者，故其从军兴趣，完全丧失。第二在派别不同，孙宗先之第五师，施从滨之第四十七旅，皆与张宗昌部不合。孙军于驻在地，时向人民宣言，大家不要害怕，我们不抢掠，不向你们要给养，也不打仗，我们非奉军，乃山东第五师。施从滨在任桥战争最吃紧时，其部下下级军官，即有异动，全军被人缴械。第三兵士多土著，张宗昌之部下，在徐招募者甚多，兵士皆苏、皖、鲁、豫四省边地土著，在军中颇失望，均欲回家，因而无心作战。
张宗昌从11月3日起，每晚均赴前线巡视督战，但亦不能扭转形势。5日有退让徐州计划。6日晚，下令城内外驻军，一齐登车北去。7日早6时，张率司令部文武人员，及第三军长程国瑞，铜山县知事贾月璧，由津浦路退韩庄。孙宗先部第五师，由陇海路退砀山。孙钵传之守备队一营、方永昌之卫队旅两连，留徐未去，为联军缴械。孙钵传于午后4时，由运河退至徐站，稍停片刻，即离去。夹沟方面，有兵2万人，闻败讯四散。俄兵三百在前线退回，由徐徒步北进。东路许琨、姚霁由赣榆退日照。方振武由灌云退沂州。邢士廉、姚宝苍、倪占魁由海道乘帆船逃青岛。溃兵则沿途抢劫。
孙传芳占领徐州，也无力北进，双方转入休战。